《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普亭神速修法侵害人權,被稱為「蘇聯時代以來最惡劣的鎮壓」

《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普亭神速修法侵害人權,被稱為「蘇聯時代以來最惡劣的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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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些修正案將違反公眾集會法令的罰款,大幅提高到相當於一千五百美元——對多數俄羅斯人來說都是極為沉重的負擔;同時將「公眾集會」的定義修改到了讓警方得以隨意把任何人群都歸類為公眾集會的地步。

文:瑪莎・葛森(Masha Gessen)

自從葉爾欽在一九九九年重新舉辦、普亭在二○○○年接任總統之後,勝利日遊行逐步進化。普亭第一次在勝利日遊行演說時,將重點放在這個假日對所有俄羅斯人的重要性。二○○一年第二次遊行演說,他則以「榮耀歸於俄羅斯」(Glory to Russia!)做為結尾——這句口號直到那時為止,仍是邊緣極端民族主義組織的標誌。年復一年過去,演說的重心逐漸轉移到了當下、轉移到了保持警惕的必要。

參與閱兵的軍隊人數也增加,從二○○三年的五千人左右,增加到二○○八年的八千人,再到二○一二年的一萬四千人。二○○七年,也就是普亭在慕尼黑演說中指控北約背叛和挑釁的那一年,他第一次運用遊行演說明確指涉美國。他沒有講出國名,但他說,一如第三帝國的時代,今天也有一個國家具有「全球例外主義及發號施令的意圖」。

二○○八年,喬治亞戰爭那年,武器裝備檢閱(長長一隊戰車與導彈)自蘇聯時代以來第一次加入紅場慶典之中。梅德維傑夫也在同一年正式就任總統,因此他這時和普亭並肩站立於觀禮臺上,兩人面前都有麥克風,彷彿兩人要同時發表講話。不過接下來四年都由梅德維傑夫發表演說。他的演說不以「榮耀歸於俄羅斯」結尾,而選擇了「祝大家偉大的勝利日愉快」。

二○一○年是對德戰爭勝利六十五周年紀念日,外國元首受邀參加紅場慶典,當天的遊行內容加上了飛行表演,晚上的煙火表演則從十分鐘延長為十五分鐘,而且這一年首次宣布舉行「全俄勝利日遊行」——全國十九個城市舉行全套閱兵遊行,五十二個城市舉行小規模閱兵遊行。此後每一年都有飛行表演,全俄遊行也一樣,舉辦的城市愈來愈多。

勝利日隔天,普亭搭機前往烏拉山區,參觀烏拉爾車輛製造廠(Ural Vagon Zavod),這家工廠才剛獲得軍方的鉅額合同。該工廠製造裝甲運兵車、戰車,以及被稱作「終結者」的改造戰車。「終結者」第一型不同於一般戰車,有兩門炮管加上兩門榴彈發射器,「終結者」第二型則有兩門炮管和裝載四枚導彈的兩組發射器。

前一年十二月,普亭在電視上持久轉播的熱線——那場節目的開頭是他坦白自己把白絲帶誤認為保險套——結尾是從烏拉爾車輛製造廠的廠房傳來的一個視訊熱線提問。

在蘇聯工業美學的彩色重現版之中,約有六十個男人站在一起,身穿完全相同、剛熨好的黑橘兩色制服,由一個站在中央的男人代表發言。他在制服外套下打了領帶。

我名叫伊戈爾・霍曼斯基(Igor Kholmanskikh)。我是裝配車間領班……我有個讓我心痛的問題。我們遭遇困難的時候,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洛維奇,你來到我們的工廠幫助我們。今天……我們珍惜我們享有的穩定,我們不要時代倒退。我要對那些抗議說點話。要是警察不知道該怎麼履行職責,要是他們對抗議無計可施,那麼我和我的工人都準備好了,要站出來保衛我們的穩定。

「來吧。」普亭微笑著說。這些工廠職工隨後組織了捍衛普亭委員會,他們在宣言中寫道,普亭遭受「莫斯科遊手好閒之徒」攻擊。事實上,抗議也在烏拉爾車輛製造廠所在地,約有三十萬人口的城市下塔吉爾(Nizhny Tagil)發生了,就在莫斯科沼澤廣場第一次發生大規模抗爭的十二月十日當天,有一百到一百五十人走上街頭。

烏拉爾車輛製造廠的職工們,堅守著只有大城市遊手好閒的有錢人才發動抗議的這套敘述,並規劃坐上戰車,前往距離最近的大城市——葉卡捷琳堡——參加擁護普亭的反制集會。最後,他們被要求把戰車留在工廠裡。但如今普亭既然再度當上總統,他首次離開莫斯科的出訪就是一趟感謝之旅——參訪烏拉爾車輛製造廠。工廠職工祝賀普亭勝利日愉快,讚美他在冰球比賽的表現,並且又提到了抗爭者。

「他們只是在做自己的份內事。」普亭這麼說,意思是抗爭者收錢辦事——國營電視頻道這時已經播送了一系列報導,指稱抗議行動受到美國國務院資助。

「國家需要穩定,你當然是唯一能為我們帶來穩定的人。」其中一名工人說。一週後,普亭任命霍曼斯基為烏拉地區的總統全權代表——職涯從裝配車間領班演變至此,堪稱驚奇。以往只有得到信任的資深官員會被任命為總統全權代表,其中大半是退役的軍方高階將領。霍曼斯基如今負責管轄人口合計一千四百萬的俄羅斯六個地區,包含六位州長。

五月十日,普亭訪問烏拉爾車輛製造廠的同時,政府請求國會通過《公眾集會法》的一系列修正案。這些修正案將違反公眾集會法令的罰款,大幅提高到相當於一千五百美元——對多數俄羅斯人來說都是極為沉重的負擔;同時將「公眾集會」的定義修改到了讓警方得以隨意把任何人群都歸類為公眾集會的地步。

國會神速通過法案,大概是先前任何立法從未見過的。它在六月九日正式生效成為法律,就在一場預計要紀念一九九○年俄羅斯主權宣言的抗議遊行前三天。

鎮壓迅速持續。《公眾集會法》修訂之後又通過一項法律,要求接受外國資金的非政府組織登記為「外國代理人」,從而令它們承受足以使其癱瘓的財務申報要求,同時發揮「紅字」的功用——這些組織的所有公共傳播內容都必須加上「外國代理人」字樣,從名片到專欄特稿都要。

八月,暴動小貓的團員們以「流氓」罪名被判刑兩年,她們成了最先因為和平抗議而入獄服刑的人。在此同時,更多人因為沼澤廣場案被逮捕。九月,《保護兒童免受有害健康及發展資訊法》正式生效;這時它經過修正,將網際網路納入規範。

十一月,間諜罪和嚴重叛國罪的相關法律也通過修正,用字遣詞恢復到了成千上萬人被羅織罪名處死的一九三○年代水準。按照新法規定,為那些被俄國認定具有敵對性質的國際組織工作,就有可能被控嚴重叛國罪。而在一個月前,俄國政府命令美國國際開發署停止在俄國境內活動;可想而知,如今新法可以用來對付該組織任何一名俄籍員工,或是它在俄國為數眾多的合作夥伴。新法也使間諜罪可能適用於那些手握機密資訊卻無意與外國分享、或從公開來源中蒐集到資訊的人們身上。

十二月,表面上是為了回應美國通過一項新法案,對「嚴重侵害人權」的俄國官員實施制裁——即所謂《馬格尼茨基法治問責法》,得名於那位在莫斯科監獄裡被凌虐致死的會計師——俄國通過一項法律,禁止美國人收養俄國孤兒,同時給予政府權利,立即查禁接受美國個人或組織任何資金的非政府組織。

國際監督團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將二○一二年的事態發展,稱作「蘇聯時代以來最惡劣的鎮壓」。

這些新法律是完美的鎮壓工具——含糊地足以警告千百萬人,但又可以選擇性地應用。這些法律,包含在國會及電視節目上的討論,則可視為一則完整的訊息。其示意著克里姆林宮如今掌控了一切,重新建立起嚴格的秩序。它們似乎也向俄國人民示意:現在該輪到他們執行秩序了。

在葉卡捷琳堡,一群家長組成委員會,要求將多部書籍從市面上下架,並起訴出版商。這些書籍包括以色列作家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的青少年小說《一起奔跑的人》(Someone to Run With),故事中的一個角色是吸食海洛因成癮的青少年;美國作家琳達和艾蕾雅・馬達瑞絲(Linda & Area Madaras)的《我的身體》(What’s Happening to My Body?)叢書;以及三本關於青春期的著作。法院最後拒絕受理這起訴訟,但其中一家出版商已經把一次印量都作廢,其他出版商也為了替自己的書籍辯護而投入大筆開銷。

同樣的案件開始在全國各地出現。為了求生,出版商(尤其是有觸犯《保護兒童免受有害健康及發展資訊法》之虞的童書出版商)不得不停止發行可能將他們捲入訴訟的書籍。新法律的其中一項規定,禁止在任何供十二歲以下兒童閱讀的書籍中提及死亡。「自然主義的」人體描寫也同樣禁止。

可能因為一場大規模訴訟、甚至所有刷次被迫作廢進而倒閉的出版商,只能謹小慎微以明哲保身。隨著警惕的公民們在一個又一個城市裡對藏書大發雷霆,書店和圖書館也不得不小心為上。自我審查是一種最純粹的集體劫持形式。它又重新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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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國族、極權、歷史記憶,人民為何再次臣屬於普亭的國家?》,出版

作者:瑪莎・葛森(Masha Gessen)
譯者:蔡耀緯

「我們一切的思想與行動,全都出於赤誠和熱愛俄羅斯啊!」
在缺乏信仰與依歸的時刻,俄羅斯人該如何急尋俄羅斯的偉大?

普亭,眾望所歸的大家長
1999年,默默無聞的前KGB特務,接下了紊亂的俄羅斯。在車臣戰爭中,普亭終於展現出久聞不見的強勢,終結戰事紛擾,重建俄羅斯的自尊。人民全心託付給他,國家所有事情逐漸步上軌道。當穩定成為俄羅斯追求唯一的辭令,任何阻礙前進的大石先被劈除,最後連不起眼的沙子也被清掃而空,從商業寡頭、反對派媒體、學術研究自由、LGBT人權、猶太人、到抗拒NGO組織的「國外代理人法」,人們被跟監、被騷擾、被毆打、被暗殺,沒有人不能不服膺克里姆林宮的意志。內政清理好了,該向國外征討了,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

這是極權主義再發作!
《普亭:沙皇再臨》作者瑪莎・葛森,透過四個主角、二十多個人物、譜寫出俄羅斯三十年頭急速變化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
這是俄羅斯人的生命史,也映照出俄羅斯開放、奔放又收緊,又如何臣服於強人專制、迷失在國族主義中。

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
Photo Credit: 馬可孛羅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