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還有機會遇到那位照顧我的越南姐姐，我一定會親口跟她說一聲「辛苦了，阿香！」

文：廖禹婷（國立中正大學學生）

自有記憶以來，家裡一直有聘請外籍移工的習慣，在我人生的前二十年當中，她們在家裡的存在幾乎像是一種理所當然。

印象裡，第一任來家裡工作的移工阿姨是越南籍的「阿香」，當時就讀幼稚園的我，幾乎使出渾身解數把所有刁蠻任性的特質都使在了她身上。雖然她的長相在我腦海中已經相當模糊，但我至今仍忘不了她回越南的那一天，我不斷哭鬧著要家人告訴我「阿香為什麼不見了？」有時回想起這段往事，我仍會有點感嘆並好奇，為何自己和這些移工姊姊（阿姨）們的關係會隨著年歲的增長，而從一開始的親密無比，到最後變為一種淡淡的疏離。

稍微再年長了一點以後，我開始會與她們產生一些小爭執，而且理由通常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例如我曾經跟某任移工姊姊「阿咪」為了「要不要在義大利麵裡面放香腸」大吵一架。當時的自己的確幼稚得可笑，但現在回想起來，大部分的爭執似乎都是源自於我認爲她們「應該」如何，而她們卻沒有依照我想的去做。

作為雇主的一方，好像常常會對她們抱著某種固執的期望，而這樣的期望也間接埋葬了許多她們能為自己做決定的機會。即使我私自認為我們家給予的待遇還算寬厚，大部分會提出的要求也都是在合理範圍當中，但換個角度想，「合不合理」這件事好像也總是由我們雇主方界定，她們幾乎很難有置喙的權利。

照片提供：廖禹婷

依我跟那麼多位移工姊姊（阿姨）接觸的經驗來看，其實不難發現到，她們很難在雇主家作為一個「主體」，更遑論展現自我意識了，語言隔閡幾乎直接導致了她們的沈默，因為很難用陌生的語言準確表達出自己的想法，所以乾脆選擇安靜不說話──無聲，幾乎是剛來我家裡時的移工姊姊（阿姨）們的常態。

在她們連中文基本溝通都無法運作的情況下，還必須應付我外婆那極其不標準的台灣國語和超級沒耐心的脾氣，可想而知她們身上肯定背負了不小的壓力，難怪廚房偶爾會傳來異常大聲的碗盤撞擊聲，我常常在想那會不會就是她們紓發壓力的一種有效方式？

有時候觀察她們的同時，也能在某些枝微末節裡，窺探社會上某些文化對她們產生的影響。

例如有些移工姊姊（阿姨）會對於跟我們家的人「坐在同張桌子上吃飯」這件事感到抗拒，她可能寧願自己拉一張椅子坐在廚房，也不願意和我們平起平坐吃晚餐。我不確定這是來自於她們原生家庭對女性的某種規範，或是因為在她們的視角裡，自己跟我們的地位並不在同一條水平線上？

另一個更普遍能在她們身上發現的狀況其實是「婚姻問題」，有好幾位移工姊姊（阿姨）來台灣工作幾年後，都會發現在家鄉的丈夫早已出軌變心，到現在我還能憶起某位移工阿姨提到丈夫時反覆叨念著「老公不好！」的那副無奈神情，我甚至不敢想像她當時花了多少的力氣，才能堅強地在異鄉熬過這樣的重擊。

雖然常常在討論移工刻板印象之類的議題時，都會與一些長輩傳統觀念連結，但其實真正跟這些移工們朝夕相處過的長輩們，往往都是最能體會她們辛苦的人。

像我的外公就常常在家中扮演重要的「潤滑劑」角色，有時候移工姊姊（阿姨）和其他家人因為某些溝通障礙而起了爭執，都是外公跳出來打圓場幫忙解決，此外逢年過節時，常常家裡一次就多了十幾副碗筷，外公也會體恤她們辛苦而叫我去幫忙收拾餐桌。諸如此類的小事，或許都成了外公與她們之間關係更加緊密的催化劑，而這種互相尊重、照顧的相處模式其實也潛移默化了我，在和她們互動與相處時，總會不斷提醒自己要多一份同理心。

照片提供：廖禹婷

從國、高中開始，一直到上了大學，我和家中移工姊姊（阿姨）的關係就變得較為疏遠，也許是因為我已經建立起在家庭之外的生活圈，且平常也繁忙於課業，所以基本上很少和她們有熱絡的互動。

今年初外公過世以後，最後一位移工「Eda」也正式離開了我們家，這麼多年來在我家工作的移工姊姊（阿姨）們少說也有將近十位，相處的時間少則一、兩年，長則五、六年，但仔細想想我對她們好像從來都沒有除了基本資料以外更多的認識，比如她們的全名該如何拼寫、比如她們假日出門時和朋友都去哪裡逛街、比如她們在台灣最想念的家鄉菜……。

如果我當時對她們能更主動、更好奇一點，或許彼此就能產生更多超越「主僱關係」的互動與交流，雖然彼此的人生可能只會重疊那短短的幾年，但若能給予更多的主動及善意，多年以後當她們回首這段異鄉生活時，也許就不會忘記那些被工作填滿的日常裡，曾經有人讓她感到一點點暖心。

照片提供：廖禹婷

本文獲作者授權刊登，原文請見：我想對那些在我成長過程中照顧我的移工姊姊（阿姨）們說：「謝謝妳們，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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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杜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