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的稅來取代壞的稅」,不要步上左派青年的後塵

「用好的稅來取代壞的稅」,不要步上左派青年的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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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稱為「COST」的「共同所有權自評稅制」是從亨利喬治的土地稅出發,逐步修正改良出來的方案,但許多人在吹捧這個「連傅利曼都覺得沒有不好」的稅時,卻常忘了「用好的稅來取代壞的稅」這件事,結果淪為鬥地主式的加稅。

說到稅,大概只有崇尚「社會民主」的左派,會歡欣鼓舞地開門迎接;尊重市場自發秩序的右派,充其量將稅視為必要之惡,不太可能樂見其成。

尤其是占稅賦大宗的所得、營業(消費)稅。因為會增加交易費用,讓原本能成交的生意做不了,讓原本能享受到的商品服務享受不到,讓原本會生產的財富胎死腹中,也就是說,增加無謂損失,所以右派更是不可能樂見。

但如果有一種稅,能夠降低交易費用呢?這種稅,會不會是種「好的稅」呢?

現實中的交易費用問題

拿房屋來舉例吧。所有的人要賣掉房屋的時候,都會盡可能開高價格,開出「連他自己都不會買單」的價碼。這既是釋放訊號找尋高價買主、也是交易博弈中的吹牛。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買方,只不過買方是想把價格往低殺。不論買方賣方,人同此心無可厚非。

但這卻揭露一個困境:買賣雙方難以得知彼此對資產的真實估值,於是只好旁敲側擊、多方打聽、以拖待變。所有這些時間精力,都是種交易費用,都會減損資產配置效率、造成無謂損失。如果「真實估值一目了然」,那麼這些交易費用都能省去。

上面說的是一對一的房產交易,在一對多的土地收購當中,這個交易費用的問題會更明顯。

假設鐵路開發商想收購計畫沿線的100公里土地,就算談好了99公里,最後1里沒買通也是前功盡棄。而正因為如此,越後成交的地主,等於佔據了更有利的位置:不管先成交的地主低賣了多少(成交價格低於開發商的真實估值),後成交的地主都有機會從開發商那裡再討回來。

這最終造成地主們誰也不想先成交、誰先賣地誰傻逼的囚徒困境。這麼多人都想隱藏自己的真實估值,不全部打通就功虧一簣,一對多的土地收購,於是難如登天。

而現行處理這個困境的機制,說穿了就是由公權力來搞區段徵收,用補償機制強迫成交,再把土地交給開發商。縱使這的確減少了交易費用,但對人民產權的侵害是顯而易見的,不是正經辦法。

那麼,面對像這樣的交易費用困境,有沒有可能透過稅制來解開僵局呢?

共同所有權自評稅制

在《激進市場》一書中,兩位作者就介紹了一種提案:「共同所有權自評稅制」,簡稱COST。簡單來說,COST就是以資產所有人的自評價格作為稅基,逐年徵收資產稅;與此同時,資產所有人也就許下了一個承諾:任何人只要願意出「自評價格」的價碼,我的資產就歸他所有。

這一方面會逼得資產所有人為了保護自己的資產,不敢低報自評價格來節稅;二方面又因為報價越高就要繳越多稅,壓抑了所有人高報吹牛的企圖。一來一往,會讓資產所有人盡可能地揭露自己的真實估值,從而降低交易費用。降低交易費用,也就促進了資產配置的效率,讓「資產歸估值較高的人所有」。

這樣的制度,最讓人不安的是:可能我剛裝潢好的新家,卻一時不察就變成別人的了。也就是,資產被人橫刀奪愛的潛在威脅,會打擊人們的投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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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之前特地點出「現行處理交易費用困境的機制,是由公權力來搞區段徵收」。這種「處理機制」,也許促進了資產配置的效率,但也扼殺了人們進一步投資的信心。一個好的處理機制,必須在「配置效率」和「投資信心」之間,取得平衡。

而相較於非黑即白的「產權無限上綱」(犧牲配置效率)或者「政府強制徵收」(扼殺投資信心),COST的制度則在兩者之間,用「稅率」這個變項,來試著調和「配置效率」和「投資信心」。稅率越高,配置效率越好(人們不敢高報自評價格免得稅太高);稅率越低,投資信心越好(人們投資的收益不會被增加的稅金吃掉)。

更有意思的是,在降低稅率的時候,配置效率的降低和投資信心的增加,不是一比一的互相抵銷,而是平方關係。也就是說,配置效率降得比較慢,投資信心加得比較快。這部分的討論還有其他關於COST的細節,在書中有更多說明,我就不在此贅述。

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傅利曼,也可能贊同的稅?

曾經有人問傅利曼,如果只收一種稅,他會認為要收什麼樣的稅?當時傅利曼就答道:「我的答案可能會讓很多人感到意外,不過讓我選的話,我會選擇亨利喬治提倡的,不包括土地上的投資收益,只針對土地本身的土地稅」。

順著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理解:傅利曼支持亨利喬治的土地稅,是因為相較於明擺著提高交易費用、降低配置效率和投資誘因的所得稅;亨利喬治的土地稅不針對投資抽稅,對於投資誘因的扭曲最小,對土地抽資產稅,又有助於揭露真實估值,提升資產配置的效率。所以傅利曼認為這是「最不壞的稅」。

而COST正是從亨利喬治的土地稅出發,逐步修正改良出來的方案。對於配置效率的提升比原版來得顯著,執行上也更可操作。原版在執行上最大的問題是:無法切分「土地本身的價值」和「投資收益的價值」,COST則用打包自評來處理這個問題。

倘若傅利曼在世,對於COST這樣的方案恐怕也會說好。能讓傅利曼點頭的稅,或許還真當得起「好的稅」(最不壞,估且算是好)這個名號。

即使如此,身為右派,對於這樣的「好稅」,我還是慎而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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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記得用「好的稅」換掉「壞的稅」

因為喜歡提倡加稅的左派青年,會抓著傅利曼的這個答案,認為「對吧對吧果然該給地主加稅吧!」但傅利曼在回答的問題是:「如果只收一種稅要收哪種?」也就是說,當傅利曼說土地稅好的時候,他也在說其他稅壞。如果要讓社會變好,就該用好稅取代壞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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