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伯格評格瓦拉受難儀式:對於白色恐怖肅殺歷史,最具穿透性的啟示

約翰伯格評格瓦拉受難儀式:對於白色恐怖肅殺歷史,最具穿透性的啟示
Photo Credit: 鍾喬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冷戰下東亞國家暴力的結構性因素,有其特定時空下,值得深究且亟待重新釐清的思想與行動面相。

我這個歲數的劇場文化人,年輕時,冬日掩著棉被,在暗黑中打手電筒,閱讀陳映真的《將軍族》。因為,那是戒嚴時期;因為那是一本禁書。相類似地,我和當時尚在台中一中文組備受聯考煎熬的「文藝社」好友一般,也以類似的方式,躲在暗幽幽的書房角落,翻閱魯迅的著作。

讀陳映真,比較相近;讀魯迅,相對艱難一些。當時,倒也不盡然全是文體,更多和思想意識有關。現在想來,則是和自己年少輕狂,以閱讀來吸取自身的浪漫情懷有關。這方面,前者有迷人的魅力;後者,往往要在詩性的思想層面,翻騰幾番,才能有所心得。

就拿魯迅的名作:《狂人日記》為例。青春慘綠年歲,讀到的通常只在:「一個瘋了的人,如何在歇斯底里下飽受折磨」,最終發現「竟是4000年禮教下的祭品」的心得。至於其它,大抵不甚理解其背後深意。最深的理解,頂多便是小說中最後一席話了。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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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鍾喬提供
魯迅的《狂人日記》召示了逼入歷史的思想與態度。

初讀這小說,好似就僅僅在批判舊禮教而已;於今,認真思索狂人之所以成了狂人,又為何日常生活皆在這狂人眼底,以象徵性的意涵,將現實的「食人」與心理的「吃人」,做了如此豐富的對比與映照呢?原來這和魯迅如何涉入歷史與記憶,發生著無比密切的關聯。

這涉入,帶有狂人發狂,竟與受迫害的意識相關;而這受迫害並非個體的特殊遭遇,卻和整體社會構造的形成,緊緊扣連。進一步探究,魯迅所描繪的狂人,是他身影的延伸。也就是以某種主觀、意識化「逼入」壓迫的記憶,或者說壓殺的歷史;遠非客觀、他者化的「走入」歷史。

「逼入」或「走入」,兩者雖都和記憶發生關聯;卻因入徑不同,而有天壤之差。這導致狂人,不僅僅一直處於被迫害狀態而已;並回首反思自身也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成了「吃人」者的弟兄。

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很多年來,當我讀到以上的文句,並將這文句與「反身性」做成聯想時,便會想起陳映真小說《山路》筆下的蔡千惠,以無比奉獻與令人動容的身姿,毫無片刻遲疑地融入女性救贖的道途,忍受一輩子的勞苦、孤單與無告,卻在一封未寄出的書信中,自我批評甚深地寫著稍稍享有舒適晚年生活的情境。我常為這段話,感到某種費解與撼動。伊在寫給長年坐牢,終而出獄的愛人貞柏桑的信中,這樣子說:

如今,您的出獄,驚醒了我,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為您的出獄,而驚恐地回想那艱苦、卻充滿著生命的森林。

在這裡,可以追問的,與其說是蔡千惠的貞潔與犧牲;倒不如說是,作者如何看待一場發生在歷史彼岸時間裡的殺戮,讓時間轉化為意識化的一場共同記憶。當然,這記憶恰在全球左翼折翼的國際情勢下,朝資本方向逆轉。迅速地失去左翼變革的身影,被置換為另一種價值。

這就是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如何被類比為魯迅筆下的狂人,生產出被迫害意識,並從而衍生出「反身性」的一種對照。而這歷史,於魯迅、於陳映真或於當代的我們,可以說是:關係緊密,卻漸漸被剝落於疏散的狀態中。怎麼說呢?可以再次地回到美學評論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論述躺在石板床上的耶穌—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文字上來,聚焦「逼入」歷史的視線,到底如何形成。

大抵上,他是以死亡所帶來的儀式感,讓世人參與一場,對於革命豪傑的緊張記憶狀態。說是緊張,也得以用張力來形容。總之,這樣的記憶具備了緊張感。我有一詩書寫如下:

躺在石板床上的耶穌

這裡,只剩一塊石板床
用來擺置一個革命者的身軀
然而,他的魂未曾逝去
因為這是刑場,殘酷的風
散亂而頓失方位的雲
以及,多少淌落心中的雨
恰如血水在泥濘的殺戮中
沖刷世上貪婪者的罪衍

然而,這裡又已不是刑場
而是一場救贖的儀式
槍殺的人臉孔,在照片中
用沉默與無情掩飾內心的恐懼
其實,更多是想得意地邀功
朝向帝國暴風眼旋繞的殿堂

他們終將發現:一切的一切
並未如預期所願
世界另一邊廣大的範圍中
在飢餓、荒涼、戰亂、離散中失所的人們
全都圍繞過來,在未來的世紀中
參加了一場革命者的彌撒

因為,那斜斜躺落的身軀
未曾全然闔上的雙眼
似乎微笑著的雙頰
在不曾顯現的光環下
恰是受難的耶穌
躺在一塊貧困而永恆的石板上

何等不變,何等不待神跡似的復活
卻早已在窮困的人們心中
一再如圍困於懸崖的征途中
那把槍、那雙靴、那眼神、那地圖
以及綠色背包裡的手抄詩篇
再次在一張照片中 復活
在一場儀式中,宣告
革命是不朽的

我們正歷經了一段歷史
一場時間漫長的旅程
在此岸,望見彼岸的身軀躺下
也已同時封存了復活的希望

是躺在石板床上的耶穌
是 切.格瓦拉

約翰伯格的評論裡,參與這一場儀式的共有三種人。在他稱為具備死亡預示感的這場儀式中,召喚格瓦拉與世界完全獨立自主的尺度,讓死亡不再僅僅被塑造為悲劇英雄,而是「服從於他自身存在的歷史法則」(伯格語)。

在這裡,第一種人,是和格瓦拉站在相似意識形態陣線的諸眾,備受遺容如生的抗爭精神啟發;第二種人,是圍在屍首後方的波利維亞軍人與美國中情局探員,這些劊子手,萬萬沒有想到,原本他們想透過這張遺照,展示槍殺戰利品的政治警訊,豈料竟讓亡者再次以耶穌復活的形象,流傳於世人。

第三種人,形容得特別令人屏息與不安,伯格提及這預示的死亡,雖然令世界為之動容,卻也付出龐大代價。因為,這儀式涵蓋另一種人的犧牲與死亡,是多麼無聲無息或只存一張張留在監獄博物館檔案中的人頭照。像是納粹奧斯維辛監獄中的猶太人,或者赤柬(紅色高棉)《吐斯廉屠殺博物館》中,被無辜屠殺的無以數計的犧牲者們;其實,當然也涵蓋在敘利亞、伊拉克或中東戰事下的人民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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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面向的人參與了這場格瓦拉受難儀式,讓記憶在儀式的緊張感中再生。

這代價何其巨大與無情;然則,這是二戰後,國際冷戰對峙以來,不斷以各種政治與軍事裹脅,在世界上各個角落,所形成的殘酷後果,犧牲者率皆為霸權體系下的眾生,又或革命者。倘若沿著這樣的線索,繼續探究下去,浮現腦海中的人物與景象,應無法剝落那些在1950年代撲倒刑場的地下黨人。

在馬場町的風沙飛揚之際;在六張犂的墓碑與竹叢、野草、坡地、亂石之間;在大安溪畔芒草橫生的荒徑;在相思林密密叢生的客家鄉郊崎嶇山路上,地下黨人的犧牲的事蹟,歷經漫長時間的淹埋,竟連死歿後的魂都沒有自身的歷史,更何況一方記憶的舞台。

當然,現今世上服膺於民主化轉型正義政治的人們,大體都在相對於威權政體下的思維,考量法治上對於白色恐怖受難者或家屬的補償;然而,法治的平反,並未將個人信仰與共同精神,以受難者自身的歷史存在還原於當下;因此,記憶仍模糊於西方人權史觀的普世價值交錯地域,無法自主生產主體性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