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中東的裂痕》:阿拉伯民族主義是一個非常接近於漢族主義的民族構建

劉仲敬《中東的裂痕》:阿拉伯民族主義是一個非常接近於漢族主義的民族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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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是劉仲敬以其獨特的「民族發明學」視野,深入分析中東地區的一部「民族發明史」。劉仲敬認為清帝國解體之後的東亞遵循類似的軌跡,而在民族發明學的意義上處於演化到一半的半成品階段。中東諸國民族發明失敗的歷史路徑,例如「敘利亞化」及「桑吉巴化」,真的預演了東亞/諸夏的未來嗎?

文:劉仲敬

我們今天要講一講阿拉伯民族主義(Arab nationalism)。阿拉伯民族主義是一個非常接近於漢族主義的民族構建,它對全世界的民族發明學都有極大的意義。民族發明學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是西方衝擊東方的產物,在近代西方文明以外的地區是沒有民族概念的;而同時它也是近代對前近代社會衝擊的產物,因為西方在法國大革命以前也是沒有正式的民族概念。

一般的研究者都把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起源追溯到拿破崙在埃及的登陸,但是我們要想一想,國民或民族的概念在法蘭西是怎樣起源的?也是起源於法國大革命。從法國大革命到拿破崙在埃及登陸,也不過是十年時間。也就是說,民族主義在法蘭西起源剛剛十年,就把它的衝擊波送到了埃及。

歐洲人所謂的東方人主要是指近東(Near East),而遠東(Far East)實際上是之後才發展出來的概念。中世紀時期,歐洲人心目中的東方是以阿拉伯、土耳其和伊斯蘭教徒為代表的近東,這個概念對於他們來說就是整個東方。所謂的東方問題,指的是君士坦丁堡、蘇伊士、黎巴嫩,還有巴爾幹半島這些地區的紛爭。

也就是說,地中海東部,異質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對於他們來說是東方。更加遙遠的印度、東亞這些,當時在他們的視野中間還只是模模糊糊的、遙遠的天涯海角。當十五世紀葡萄牙人到達印度以後,他們才開始意識到,還有另外一個比近東更遙遠的東方,以後才產生出近東和遠東的區別。

當然,遠東跟近東相比起來,始終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陪襯。直到現在西方的當紅人物愛德華.薩伊德寫出他那部著名的《東方主義》,情況仍然是這樣的。當他提到「東方主義」的時候,是指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等法國作家筆下,包括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宣禮塔(Minaret)的那個「東方」。德國浪漫主義者發掘出來的那個以印度次大陸為代表的東方並沒有進入薩伊德的視野,更不要說是比印度更加遙遠的東亞大陸。

如果你把世界看成是一個巨大的圓的話,那麼這個圓的核心是以歐洲和大西洋為中心的一個小圈;在這個小圈之外,是包含著中東的另一個圈;在這個圈以外,是包含內亞和印度的又一個圈;再在這個圈之外,才是包括東亞、太平洋列島、印第安美洲和黑非洲的那個最遙遠的大圈。

如果說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所代表的那個多元文化的、非西方的衝擊是核心之外的第一層圈的話,那你不要忘記,包含東亞在內的這層圈,已經是第三層而且是最外圍的圈了。他們不僅相對於歐洲西方的核心來說是遙遠的邊陲,甚至相對於面對西方、以挑戰者自居、被西方認為和自認為是挑戰者的中東或近東的穆斯林,他們也是位居外圈的邊陲。

現在我們回到阿拉伯民族主義本身。在拿破崙把法蘭西大革命的國民構建理論帶到東方以前,包括埃及和敘利亞在內,講阿拉伯語、信伊斯蘭教的這個東方是怎樣一種狀態呢?它的基本社會單位是烏瑪(Ummah)。請注意,「烏瑪」這個詞有非常多種含義,但最基本的意思是「社區」,也就是指信奉伊斯蘭教的信徒們組成的兄弟友愛的社區。在這種社區之上,在正統的哈里發逝去以後,基本上誰是征服者誰就是統治者。在拿破崙來到東方以前,東方已經被作為征服者的奧斯曼土耳其人統治了數百年。

但是,在比土耳其人更古老的阿拉伯語居民的眼中,奧斯曼人實在是草原上的野蠻人。阿拉伯人看待奧斯曼人的方式,就像是大明國的士大夫看待滿洲人和蒙古人的方式。現在我們衰弱了,被你們征服了,我們是費拉,服從了你們的統治,但是我們內心深處還是瞧不起你們這些草原上的征服者。你們過去是異教徒,甚至不是真正的伊斯蘭教徒,真正的伊斯蘭教徒不是你們這樣的,你們甚至連純正的阿拉伯語都說不大好。雖然現在我們是費拉,只能默認你們的統治,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但是我們大明和朝鮮仍然是文明古國,你們滿洲和蒙古仍然是草原上的野蠻人,純正的阿拉伯語的優越性仍然是至高無上的。

從征服者奧斯曼人、當然還有最後打敗了奧斯曼人的歐洲人的角度來看,你們阿拉伯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過去曾經被阿拉伯穆斯林征服過的那些基督徒,以及現在跟阿拉伯基督徒一起被土耳其人征服的這些阿拉伯穆斯林,你們都是費拉。費拉是什麼呢?我在上一講提過,就是有能力構建社會共同體、實施社會自治、但是沒有能力構建政治共同體、因此在政治上屈從於人的社區。土耳其人當然允許阿拉伯基督徒和阿拉伯穆斯林構建自己的社區,讓阿拉伯基督徒以他們自己的教長和主教為領袖自治,讓阿拉伯穆斯林以他們各自的教法學家為領袖自治,不需要跟土耳其征服者使用同樣的教法學家,實施同樣的教規和法律。

對於大多數沒有政治和軍事野心的普通人民來說,實際上他們的生活中是不需要接觸到奧斯曼皇帝的。對於他們來說,是馬穆魯克當皇帝,還是奧斯曼人當皇帝,還是拿破崙當皇帝,是沒有任何區別的。他們自己的教長和他們自己的教法才是真正唯一重要的東西。他們有問題,就去請教他們的教長。日常生活中,結婚、離婚、處理財產糾紛、處理商業糾紛、處理鄰里糾紛和一切問題,都以他們自己所屬教派的教法處理,而不需要與土耳其征服者的法律維持一致。

當然,歐洲意義上的民族概念對他們來說是聞所未聞的,是拿破崙把這個概念帶到了中東。阿拉伯語原本是沒有國民或民族這個詞彙,是艾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的校長在翻譯法語文獻的時候,才把法國人一天到晚、反覆提起的國民和民族翻譯成了阿拉伯語。我們要注意,艾資哈爾大學可是一個宗教性的大學。於是在接下來的一百多年內,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開始在自己的語言中創造相當於國民和民族這個詞的對應物。他們選擇的對應物之一就是「烏瑪」。烏瑪原先當然指的是社區,但是主要是社會性的社區而不是政治性的社區,所以它才能夠容忍突厥征服者和其他征服者的統治。但是民族是要盡政治責任的,所以這就意味著要對原有的烏瑪進行政治啟蒙。

近東地區的第一批民族發明家是黎巴嫩和敘利亞的阿拉伯基督徒,然後才是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最後才是敘利亞的穆斯林,這體現了當地人接觸歐洲文明的順序。儘管阿拉伯的基督教社區從政治上來講仍然是費拉,但是畢竟他們名義上跟西方的基督徒同樣是基督徒,所以他們接受西方教育就會比較方便一些,接觸西方思想比較早。大概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之間,阿拉伯民族的第一批發明家不是黎巴嫩就是敘利亞的基督徒。第一個民族綱領也是由這批阿拉伯基督徒的留學生在巴黎用法語發表的。這時,絕大多數講阿拉伯語的居民仍然是按照他們的傳統方式生活,效忠於奧斯曼的蘇丹兼哈里發。

這批阿拉伯基督徒的留學生在近東歷史上的地位,比較接近於近代遠東那一批同盟會和保皇會前往日本的留學生。他們在巴黎推動民族發明的主因在於,此時有一批奧斯曼帝國的政治流亡者,包括了自由主義者、反對派和留學生,也在巴黎推動奧斯曼主義的民族發明。

奧斯曼主義的民族發明是一個典型的「梁啟超主義」,試圖把奧斯曼帝國境內所有的米勒特、所有的社區都發明成為一個民族,以消滅過去的「滿漢分歧」,讓征服者(滿人)和被征服者(漢人)從此親如一家,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阿拉伯人以後都是奧斯曼人。當然,這樣做就同時引起了希臘主義者和阿拉伯主義者的不滿。希臘人的留學生和阿拉伯人的留學生當然也就與此同時紛紛跳出來,像同盟會的汪精衛和張繼跳出來辦《民報》、與保皇會的梁啟超辦的《新民叢報》大打嘴仗。

汪精衛和張繼說,我們是漢族,不是什麼狗屁的中華民族。梁啟超搞中華民族,無非是想推銷你們那一套保皇派的謬論,想把萬惡的滿洲人和蒙古人也發明進來,繼續征服、奴役和統治我們。而我們大明國的子孫是要跟日本人和韓國人一起團結起來,把你們這撥萬惡的征服者趕出去的。所以我們不要中華民族,我們只要漢族和炎黃子孫。希臘主義者和阿拉伯主義者跟奧斯曼主義者作對,也是本著同樣的邏輯。

但是這樣一來就引起了一個阿拉伯民族發明的根本性的問題:阿拉伯主義的鑒定標準是什麼?如果是阿拉伯語的話,那麼它必然要包括阿拉伯基督徒和伊斯蘭教以前的多神論的阿拉伯各部落和國家,但是卻不包括那些與穆罕默德的子孫同樣信仰伊斯蘭教、但並不講阿拉伯語的土耳其人、伊朗人或其他穆斯林。

奧斯曼主義的發明,我們要注意,它是直接受到法國式國民民族發明刺激的產物,但是法國式的民族發明也是要推陳出新的。在拿破崙三世推翻了第二共和國當政以後,他懾於盎格魯人(英國)和斯拉夫人(俄國)的強大,便企圖將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國民發明推廣到西班牙和義大利、甚至拉丁美洲,以建構出一個「拉丁民族」,並由法蘭西來擔任民族領袖。

他的理論來自於文化泛民主主義,並以泛拉丁文化作為拉丁民族的共同性;其他的拉丁系民族和國家儘管在歷史上並不曾被法蘭西統治過,但是出於文化上的共同性,可以把文化上的共同性變成政治上的支柱,讓他們在法蘭西的領導之下對抗盎格魯人與斯拉夫人的強權。於是他便入侵了墨西哥,並推動「馬西米連諾帝國」的建立。因此,在十九世紀後期的法蘭西本土就出現了國民民族主義和文化泛民族主義這兩種路線。

文化泛民族主義和國民民族主義的區別是什麼呢?國民民族主義是自我統治的共同體,它至少建立了兩個法蘭西共和國,並證明講法語的這批人在不需要國王和皇帝的情況下建立自己的民族議會,自己統治自己;但是拉丁系各語言的各共同體是不是能夠做到同樣的事情,這還是一個有待於證明的事情。阿拉伯主義和希臘主義便是類似拉丁主義的文化泛民族主義,因為它們在歷史上並不存在一個像法蘭西共和國這樣能夠自我統治的政治實體。

它們只能用假設的方法,像黃興和汪精衛那樣,假設講漢語的這些居民在未來可以像講法語的居民一樣,建立一個能夠自我統治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就叫做炎黃子孫或漢族,它可以建立一個中華民國,並且在排除滿洲和蒙古的基礎上,把大明國的十八省建立成為一個政治共同體。但這是一個假設,中華民國能否建立,或能不能建立成為一個民主的、自我統治的共同體,對當時的汪精衛、黃興、孫文等人來說,是有待歷史考驗的事情。但是法蘭西的民族發明家就不需要證實了,他們已經證實了這一點。

同樣,一八二○年代的希臘民族發明家和一八六○年代的阿拉伯民族發明家也需要證明,他們分別以希臘語和阿拉伯語為依據創造的共同體,將來能不能夠接受歷史的考驗。而希臘主義接受歷史考驗的結果就是,從希臘主義者當中又分化出了保加利亞主義者、塞爾維亞主義者,然後又再分化出馬其頓主義者、波士尼亞主義者或類似更小的二級、三級民族發明。但是無論如何,他們在十九世紀中葉是投入了實驗的。

十九世紀中葉的東方問題,很大一部分就是巴爾幹問題。在巴爾幹的希臘主義者和希臘主義者繁衍出來的類似於湖南民族主義和南粵民族主義的羅馬尼亞民族主義和保加利亞民族主義相繼誕生建國,用事實證明了自己的建國能力以後,巴爾幹衝突和希臘問題不再是東方問題的重要部分了;但是敘利亞問題和黎巴嫩問題仍然是東方問題的重要部分,因為他們的前途仍然懸而未決。他們到底是接受奧斯曼主義的發明呢,還是接受阿拉伯主義的發明呢?這還是有待於考驗的問題。這個問題在近代遠東的歷史中,就相當於是梁啟超的「中華民族」和章太炎、汪精衛的「漢族」之間的較量。

中華民族是奧斯曼主義式的概念,它有一個政治實體,但是很不幸,這個政治實體不是能夠自我統治的國民共同體。奧斯曼帝國、大清帝國和俄羅斯帝國都是存在的,並不是像希臘主義、拉丁主義和阿拉伯主義那樣虛無縹緲、從來沒有存在過。但是很不幸,法蘭西共和國是一個自我統治的共和國,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大清帝國不是自我統治的共和國。

所以,奧斯曼主義、大俄羅斯主義和中華民族主義要混到一個合格的國民民族主義的資格,那是很不容易的。你必須證明,大俄羅斯帝國實現民主以後能夠不解體,奧斯曼帝國實現民主以後能夠不解體,大清帝國實現民主以後能夠不解體。而一百多年來的鐵一樣的事實證明,這些帝國一旦實現民主,它們馬上就解體了。

而漢族主義、希臘主義和阿拉伯主義這樣的文化泛民族主義的發明則比奧斯曼主義還不如。奧斯曼主義有一個已經存在的國家,雖然它們不像國民民族主義國家那樣既有國家又能自我統治。奧斯曼主義者是有帝國存在,但是帝國沒有辦法自我統治;而文化泛民族主義者比國民民族主義者低了兩級,比奧斯曼民族主義者低了一級,因為他們不僅沒有自我統治的能力,連一個雖然不能自我統治、但是好歹存在過的政治國家也沒有。

大清帝國不是漢族的國家,你頂多說它是滿洲人和蒙古人的國家。奧斯曼帝國也不是阿拉伯人和希臘人的國家,你頂多說它是土耳其人的國家。俄羅斯帝國當然也不是烏克蘭人或喬治亞人的國家。所以對於希臘民族、阿拉伯民族和漢族這樣的發明家來說,他們的考驗是格外沉重的,他們必須驅除韃虜恢復希臘、驅除韃虜恢復阿拉伯、驅除韃虜恢復漢族。

「恢復」這個詞在民族建構的意義上就等於「發明」。所謂「恢復」的意思,就無非是想發明一個比較遙遠的祖先,例如像是把黃帝、漢摩拉比作為自己的祖先,使自己的聲勢顯得比較壯一點。這個祖先是誰都可以找出來的。例如,如果我要像保加利亞民族主義者解構希臘民族那樣說我們保加利亞人不是希臘人,我只要說,儘管我們保加利亞人講希臘語,上希臘東正教的學校,但是我們是保加爾突厥人的後代,而不是你們希臘人的後代,然後我再把自己的學校改一改,另外學一學保加利亞語,編一部保加利亞史,就可以完成了。

按照同樣的程式我就可以說,巴蜀利亞人是三星堆文化、西亞文化的產物,跟你們中華民族和漢族毫無關係,然後我再把蜀語拿出來國語化一下,搞一些蜀語學校,把你們的普通話學校、國語學校、滿大人語(Mandarin)學校統統給我踢出去,然後巴蜀利亞民族就可以發明出來了。

阿拉伯民族主義面臨著的就是這樣的問題。首先,它要抵制奧斯曼主義的發明;其次,它要論證為什麼在阿拉伯語的這個空間之下,你就不能夠發明出一個比如說黎巴嫩民族、德魯茲民族或科普特民族,或按照地理空間發明成為敘利亞民族、埃及民族或其他的小民族。民族發明的理論是無法從邏輯上來論證的,邏輯上能夠論證的只是一種可能性,你只能通過政治現實來加以解決。也就是說,阿拉伯民族發明家和漢族發明家必須打敗奧斯曼主義者和地方民族主義者——也就是黎巴嫩和敘利亞的小民族發明家,才能夠使泛阿拉伯民族站住腳。但是很不幸,這個任務是無法完成的。

相關書摘 ►劉仲敬《中東的裂痕》:庫德人如果像波蘭人一樣全面建國,那麼倒楣的是敘利亞人和伊朗人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東的裂痕:泛阿拉伯主義的流產和大英帝國的遺產(劉仲敬・民族發明學講稿03)》,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劉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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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敘利亞戰亂不斷,人民流離失所,而波斯灣卻繁榮穩定,富甲一方?
同一個中東、同樣的阿拉伯社會,基於何種歷史而踏上不同路徑的民族發明之路?

「敘利亞」路線:推動大民族國家(泛阿拉伯主義)而慘遭失敗、戰亂不斷
「波斯灣」路線:維持小民族國家(部族民主聯邦)而獲得成功、繁榮穩定
劉仲敬(阿姨)告訴你中東裂痕的深層原因
在於「自發秩序」是否可以持續生長與開花結果!

「伊斯蘭社會效忠的對象是部落、宗教和大家庭,而不是民族。」
——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論》

從民族發明學的視野來看,
中東戰亂或和平的關鍵,取決於當地「自發秩序」是否能夠持續生長!

二十世紀初,奧斯曼帝國在一次大戰後徹底崩潰,原有的中東地區領土分裂成大大小小的「無主之地」,相繼遭到西方列強如法國、英國的託管或保護,並在二十世紀中期紛紛獨立成近代的民族國家(Nation)。這些國家發展到今天,有的社會穩定且繁榮昌盛、有的則是陷入長期的族群紛爭或內戰衝突,淪為「敘利亞化」的部族戰爭之地。是什麼原因,在今天中東各國家的戰亂或和平、衝突或穩定之間劃下了深遠的裂痕呢?

本書通過民族發明學的視野,分析中東地區的八個國家案例,試圖回答上述問題。這些案例包括了肥沃月灣地帶(Fertile Crescent)的國家如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以及庫德斯坦自治區,以及波斯灣(Persian Gulf)海岸地帶的國家如科威特、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還有位於東非、文化上屬於阿拉伯的桑吉巴自治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民族發明過程,有的企圖打造大民族國家而失敗,有的則成功建立了小民族國家;而成功或失敗的關鍵原因,便在於這些國家的「自發秩序」,也就是天然形成的習慣法與社會秩序是否能夠持續成長或是被迫中斷。

基礎社區共同體 X 民族國家共同體=一部近代中東地區的民族發明史!

本書並非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國別史,而是劉仲敬以其獨特的「民族發明學」視野,深入分析中東地區的一部「民族發明史」。劉仲敬認為清帝國解體之後的東亞遵循類似的軌跡,而在民族發明學的意義上處於演化到一半的半成品階段。中東諸國民族發明失敗的歷史路徑,例如「敘利亞化」及「桑吉巴化」,真的預演了東亞/諸夏的未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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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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