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M與種族資本主義:半世紀以來的美國黑人抗爭

BLM與種族資本主義:半世紀以來的美國黑人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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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資本主義的理論架構,凸顯黑人的解放並不會來自於主流白人社會的「同理」或「覺醒」,而需要更根本的階級翻轉與系統性的改革。

文:劉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全球疫情蔓延之下,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染與破壞性幾乎燒盡整個2020年,而另一株強力與影響性幾乎等同肺炎的火苗,非美國的種族紛爭莫屬。去(2020)年五月底,明尼蘇達州一名非裔男性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因涉嫌使用假鈔而死於警察不當執法暴力的事件,在疫情中引起全國關注,甚至是引發全球大規模的抗爭,重新將美國長年以來的種族矛盾推至最前線。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這場運動,不僅僅源自於黑人在美國社會的壓迫處境,尤其是刑事司法制度對黑人社群的不公,更是二十世紀的六〇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以來積蓄的、無法被解決的種族資本主義(racial capitalism)矛盾。

長年累積的種族紛爭,在八〇年代後的全球化之下,目標在推翻階級結構的種族政治越來越被菁英階層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取代,使得少數的有色人種能夠進入中產社會與象徵性的決策位置,但整體而言,黑人的物質生活卻沒有得到太大的改善。特別是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之後,黑人與白人家庭的資產累積差異,比六〇年代時還來得巨大。

本來該是象徵進步的多元文化主義,反而成為有色人種菁英與白人領導階層合作,以維持種族階層化秩序的論述。這樣表面的「種族平等」現象,一直到2012年後BLM運動的爆發,開始被系統性地反思與檢討。以黑人壓迫經驗為主的種族批判,特別針對當代的警察暴力與大規模監禁(mass incarceration),凸顯新自由主義時代下黑人壓迫的困境,以及美國種族資本主義維護的根本邏輯。

二戰後的美國夢:民權運動與激進路線的黑人解放

1964年的「民權法案」是黑人民權運動的重要轉折,從奴隸制度年代至南北戰爭時期的種族隔離政策被判決為違反美國憲法,而關於提倡黑人的投票權也相繼通過。初期的黑人民權運動強調融入美國社會的重要性,像是馬丁・路德・金在1963年所發表的著名演說《我有一個夢想》,認為美國夢被白人至上主義給抹滅,即使在奴隸制度結束後,黑人仍無法得到真正的解放。

二戰後的美國社會因為戰時的工業生產致富,也從早期的隔離主義轉向為與蘇聯對抗的其一世界領導者。越來越檯面化的黑人民權運動,伴隨著震動全美國的反越戰運動,刺激整體美國社會渴望在社會與文化層面的進步,進而促成一個時代改革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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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工作和自由向華盛頓進軍」,美國史上最大的遊行之一(1963)

即便如此,民權法案的通過並非代表美國走向種族階級的翻轉。相反地,批判種族主義學者Derrick Bell認為,二戰時期宣示反納粹並晉升為世界領導者的美國,在冷戰時期卻被蘇聯批判內部的種族矛盾,內化夾攻之餘,美政府必須透過平權法案來展演國內已經解決了種族問題,好以維護美國的全球道德領導秩序。民權法案的通過,除了黑人對於賦權運動的覺醒、社會改革氛圍的蓬勃,更是白人與黑人菁英二戰後的「利益趨同」,而非種族階級的逆轉。

事實上,即使是在經濟繁榮、中產階級繁生的戰後美國,多數的黑人仍處於貧困階層。即使國家針對返國軍人的社會福利政策,以及起飛的北方工業化,讓一千兩百多萬的返國軍人得已累積房產與謀生,許多曾在戰時參與國防工業工作的黑人與女性,卻因此被逐出勞動市場

另一方面,即使「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判決已將種族隔離定義為違憲,隔離制度在南方仍是持續進行著,白人法西斯團體,像是「三K黨」(Klu Klux Klan),拒絕承認黑人的民權並以組織化的暴力行動,致力於「維持」種族隔離與白人與黑人間的階級關係。而在所謂「自由」的北方,種族隔離仍藉由住房歧視(redlining)——禁止黑人在特定區域申請貸款——依附著資本邏輯的經濟制裁,持續合法地被執行。

溫和派民權改革的極限、馬丁・路德・金的謀殺,以及國家對於社會運動越來越嚴峻的監控和壓制,使得黑人的激進主義成為一條更清晰的運動路線。代表政治人物像是Malcom X與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認為黑人必須建立「非裔中心」(Afrocentrist)的論述,甚至是黑人的國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m),推翻白人社會的知識體系,建立以黑人思想與視角為出發點的制度,進而取得資本生產工具,才能真正顛覆黑人的社會階層與達到黑人的解放。

這樣的思想,不僅僅是因為美國國內政治氛圍所有的結果,也是受到戰後全球第三世界反殖民熱潮的影響。黑豹黨崇尚毛主義,批判種族主義與美帝國建構的關聯性,以及「白左」(white socialist left)對於階級批判缺乏種族關懷的極限,並認為黑人社群必須建立超越「非暴力示威」之外的革命策略,包含取得自衛的槍械,才能對抗白人社會的壓迫黑人的軍警制度。總而言之,六零年代的美國給黑人的賦權帶來巨大的變革,卻也加深了美國種族運動路線上的分歧:和主流政黨合作共生的平權改革,以及將黑人賦權(Black Power)連接至資本階級顛覆之必要。

大規模監獄化與資本剩餘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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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迪創新獎Audi Innovation Award (AIA)是奧迪自2018年起,為了尋找具有創意且能夠改善人們生活方式的新創團隊所舉辦。本屆奧迪創新獎更首度邀請學生團隊加入競賽,獲選的提案將能獲得獎學金。台灣福斯集團暨台灣奧迪總裁安薩瑞(Rahil Ansari)表示,今年奧迪以永續城市為主題,邀請了來自台灣頂尖大學的學生團隊,各自提出他們對城市永續的創意想法,藉由與學生交流,更能為奧迪帶來新鮮氣息,以及充滿活力的新創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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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生挑戰國際競賽,實踐想法超興奮

本屆的評審委員,也是奧迪環境基金會的資深顧問Matthias Rossmann博士指出,這個深具啟發性的獎項,不僅將德國、台灣的企業與人才匯聚在一起,為了追求一個有意義的共同目標,彼此分享、激盪,是一件相當令人感到興奮的事情;更希望透過學生們新穎的眼光,來點亮這個世界的多種可能。

在台灣的四個團隊中,包括了代表清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的蘇姮侒、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的林芮伃、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所的張培旺,以及清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的林曜宇。張培旺靦腆地表示,在參加之前,其實並不知道AIA是一個什麼樣的競賽,所以做了很多事前的準備;在實際參加後,更是認同AIA的理念,很高興有機會可以把自己腦中的想法,化為現實可行的作法。而來自清大的蘇姮侒也有同樣的感受,能夠把所學變成所用,甚至更進一步的推展擴大,是這次參加活動最大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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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臺灣的四個學生團隊,很高興有機會可以把自己腦中的想法,化為現實可行的作法;甚至更進一步的推展擴大,是這次參加活動最大的收穫。

刻寫在DNA中的新創力,轉化成永續科技的動能

針對本次競賽的主題「永續城市」,學生們最初的確感到有些困惑。作為百年汽車製造商,尤其是像奧迪這樣的大型領導企業,對環境的影響想必是不可忽視。既然如此,奧迪能怎麼做?又要用什麼樣的角度來談永續?Matthias Rossmann博士認為,事實上,這正是全球的汽車製造商所面臨的挑戰,而奧迪願意正面接受這樣的考驗,並且做出承諾。因此在2009年成立了奧迪環境基金會,就是希望借力使力,將與環境相關的問題,透過科技、技術的力量來解決。藉由解決這些全球性問題的過程中,奧迪環境基金會更期待引發每一位奧迪人對環境的熱情與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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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迪環境基金會資深顧問Matthias Rossmann博士。

Matthias Rossmann博士同時也分享了奧迪環境基金會所進行研發的兩個項目。首先是與德國柏林大學合作,用於對付目前無所不在的塑膠微粒的智慧過濾器。這個過濾器被設計成適合安置在城市的下水道系統中,除了直接過濾掉有害的塑膠微粒之外,更重要的是收集這些東西的來源、型式,並且數據化,就能建立城市中的塑膠微粒熱區,以便針對這些地方進行防治、宣導及改善的工作。另一個非常有趣的項目則是與海德堡大學合作,開發配備了先進傳感器技術的無人機,用來監測樹林中的狀態,對於有志於保護植物生態系統的人來說,這無異為最有力的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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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移動到居住,為下一個世代而生的解決方案

永續、環保的實踐,不再只是自備環保餐具和環保袋而已,奧迪環境基金會把這個影響巨大、需要全球一起努力的環境議題,視為一個創造的契機,一個能夠透過創新思維、前端科技,打造出更適合人們生活的環境的機會,也是幫助我們的地球資源能夠永續循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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