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我們可以把「創新」與「保守」,理解為中國哲學的「動」與「靜」

余英時《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我們可以把「創新」與「保守」,理解為中國哲學的「動」與「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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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保守」的帽子是誰也不肯沾的,而打擊敵人的最厲害的武器也莫過於贈以「保守」或「反革命」的惡謚。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之間一個相當普遍的心理現象。我們無以名之,只好稱之為「革命情結」。

文:余英時

「創新」與「保守」

狄更斯在《雙城記》中開頭就說:「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壞的日子;這是智慧的世代,也是愚蠢的世代;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面前好像樣樣都有,但又像一無所有;我們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可能很快便入地獄。」狄更斯所刻劃的是法國大革命時代一般人的內心感受,但是也完全可以適用於現代的中國人。這是因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一直是處在革命的狀態之中,和十八世紀末年的法國頗為相似。

在社會大動盪的時代,像狄更斯所形容的兩歧的心理現象自然是避不了的。這種矛盾並不必然是分別地存在於不同個人的心中,譬如說,革命派認為「這是最好的日子」,而保守派則說「這是最壞的日子。」相反地,矛和盾也可以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人的胸頭。除了頭腦特別發熱的人以外,一般理智和情感比較平衡的人總不免對我們這個時代抱着複雜的矛盾感。他們既不會毫無保留地謳歌它,也不會一味地詛咒它。

狄更斯如果生在今天,他的對比的詞語也許還要加上一句:這是創新的時代,也是保守的時代。「創新」和「保守」正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所最為關心的問題。「創新」和「保守」當然是任何時代都並存的文化現象,不過在一個劇烈變動的歷史階段,如法國大革命時期或二十世紀的革命中國,兩者的對照更為突出、也更為強烈。

革命可以說是創新的最高形式。無論我們說「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工業革命」、或「科學革命」,我們所指的都不只是其激烈的變動過程,而是其全新的結果。因此在革命時代,主張變革的人在價值取向上往往是偏在「創新」的一面,「保守」則成為他們嘲駡的對象;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狀態大致正是這樣。

一部現代中國思想史,其中主要的篇幅大概都給了講「變法」、「維新」、「革命」、「進化」、「進步」、「創造」、「啟蒙」⋯⋯之類的創新人物。至於唱反調的保守人物,能够列名其間已屬不易,他們的思想則很難得到同情的瞭解。從歷史的影響來說,這種處理當然也不是完全不公平,因為在最近七八十年中,「創新」的價值取向確已席捲了中國的知識界。

在專門的學術研究方面,這種偏向近來已得到某種程度的矯正。現在漸漸也有學者重視中國近代和現代史上的保守人物及其思想了。但是這一風氣似乎是從西方學術界開始的,然後才傳回到中國的。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到中、西兩方對於「創新」和「保守」一對觀念,是抱着不同的態度的。西方人並不把這兩者看作「善」與「惡」或「好」與「壞」那種不能共存的敵對關係。在西方人眼光中,「創新」和「保守」毋寧是相反而又相成的互倚關係,無論就個人或整個文化而言都是如此。

個別的思想家也許稱之為「革命」的或「保守」的。然而細加分析則「革命」者的思想中含有「保守」的成分;「保守」者的思想中也未嘗沒有「革命」的因子。馬克思是最徹底的「革命」思想家,但人人都知道他在思想上承繼了黑格爾的衣鉢。後者「保守」立場是毫無可疑的。布爾克(Edmund Burke)是近代西方「保守主義」的先驅,但他在《法國革命的反思錄》那部名著中說:「一個國家若沒有改變的能力,也就不會有保守的能力。沒有這種能力,它將不免冒着一種危險:即失去其體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企鵝叢書本,頁一○六)這是一位「保守」者強調「變革」的必要。

以整個文化來說,也是一樣:有宗教革命,接着便有反宗教革命;有啟蒙運動,而幾乎同時便開始了反啟蒙運動。在西方文化史上,一般人對這兩種相反的發展是同等加以重視的。西方的「容忍」觀念最初起於新教和舊教之間的爭持、教會和俗世思想之間的衝突,最後則成為俗世社會中一項最高的原則。這正是因為「創新」與「保守」兩種傾向永遠是並存的。其實不但西方如此,中國文化傳統中也沒有把「創新」和「保守」看成勢不兩立的敵對價值。

中國文化整體而論固較偏於保守,但孔子已說三代之禮雖相因而都各有「損益」。所以有「因」有「革」乃是常態。(清代學人惲敬寫了一系列的〈三代因革論〉。)中古以下重視保存傳統的人無過於朱熹,然而他又特別欣賞張載「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之說,故曰:「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杜甫論詩,也說「不薄今人愛古人。」甚至現代有識量的學人如蔡元培依然對新舊思想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這固然已受了西方文化的啟示,但其中也有傳統的因素。

現代中國人對「創新」和「保守」兩種價值的極端對立化,以及價值取向的主流偏在「創新」一邊,其造因是很複雜的。不過我相信政治所負的責任要比思想、學術來得大。近代中國人要求「變」首先是從政治改革的強烈要求上開始的。戊戌變法時康有為上書光緒說:「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康有為說這話時,其身份是政治改革家而不是思想家。等到民國初年,他重回到思想家的地位時,他卻要說:「利不十,不變法」了。(〈中國還魂論〉)這不是單純的先後矛盾,而是急功近利的政治觀點和長治久安的文化觀點之間的衝突。

今天大陸上在「速變」、「全變」之後,竟有學人惋惜中國沒有走戊戌變法的漸進之路,而這一觀點還博得不少知識分子的同情,其道理正和康有為的先後矛盾是一樣的。民國以後,一次一次的政治革命接踵而至,兩極化的發展終於成為無可挽回的狂瀾。在文革以前的中共統治下,「落後」、「保守」、「反動」、「反革命」居然正式成為輕重不等的「罪行」;輕者要「勞改」,重者可以處死。這真是價值偏向在中國史上所造成的最大悲劇了。

反觀西方,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始終是相持不下的兩大政治力量。自由主義者固然以「創新」而自負和自傲,保守主義者也同樣以維護傳統的價值而引以為榮。英、美的兩黨政治正是建立在「保守」和「創新」的兩大原則之上,英國的保守分子更毫不遲疑地自稱為「保守黨」。中國的政黨則不然,個個都向「革命」爭寵。甲黨要取代乙黨,它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比乙黨更能「革命」。乙黨要想繼續執政,其所持的理由也完全相同。

這真是名詞的妙用。祇是這裏面含有一個絕大的諷刺:這些最「革命」的中國黨派都沒有跳出兩三千年的「名教」傳統,因為他們在不知不覺中仍然迷信「革命」之「名」。政黨如此,個人亦然。中國知識分子也都是要「革命」的,因此聽到有人恭維他能「創新」便欣然色喜。「保守」的帽子是誰也不肯沾的,而打擊敵人的最厲害的武器也莫過於贈以「保守」或「反革命」的惡謚。這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之間一個相當普遍的心理現象。我們無以名之,只好稱之為「革命情結」。

我們在上面曾說,「創新」和「保守」在西方已提升為政治原則,其實何止政治,應該說是普遍的文化原則。即使在純學術界,「創新」和「保守」的相反相成也是一種最常見的現象。西方學術界號稱日新月異,其實是「異」遠多於「新」。許多所謂「新」觀念、「新」思想不過是變名詞的把戲而已。而且即使真是「新」的東西也未必便為大家所接受。至少西方學術界並沒有一面倒的「趨新」的風氣,一味「趨新」的人往往被同行看作是淺薄的表現。

西方人誠然重視「創新」,但是他們同時也承認「創新」之前必然有一個「保守」的階段,「創新」之後也必然要加以「保守」。這是一個「鷄生蛋、蛋生鷄」的無限歷程。祇有上帝的「創造」才是「無中生有」的,人的「創造」永遠是以前人的業績為起點,這便是牛頓「站在巨人的肩上」一語的真涵義。所以真正的關鍵不在「創新」和「保守」的本身,而在於「創新」什麼、「保守」什麼。

在西方觀念中,凡是提升為原則性的東西都必須經得起理性的嚴格檢查,又必須在經驗中獲得證驗。這是西方人的公、私之辨;「保守」或「創新」都是從「公」的立場上出發,不是為了便利於一己或極少數人的「私欲」。所以在公共事務上,訴諸理性的公開辯論而最後取決於大多數人的抉擇,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式。這便是我們所說的民主。人民的感覺,有時傾向於「創新」,有時則傾向於「保守」,這是難以預測的。

「創新」帶來程度不同的變動;「保守」則使社會趨於安定。其間的利與害都不是絕對性的。這很像中國人所說的「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朱熹解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我們正可借來講文化或社會的「生命之流行」。文化「生命」是循着「創新」(「動」)和「保守」(「靜」)互相交替的方式而「流行」的。

中國雖然沒有民主的傳統,但同樣嚴於公、私之辨;中國人雖然不說「理性」,但同樣重視「理」,因為「理」是公共性質的東西。而西方人所說的經驗,在中國則大體稱之為「人情」。所以中國人必同時兼顧情和理兩方面。戴震說「理」是「人心之所同好」,但他的「理」中已包括了「情」,故又說:「理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這是中國近代性的思惟,是涵有民主意味的。一個社會或文化在某一歷史階段中究竟是該「創新」呢?還是「保守」呢?這在中國人來說,唯有取決於「人心之所同好」,也就情、理兼到。

如果我們把「創新」和「保守」理解為中國哲學觀念中的「動」和「靜」,這便與這一對觀念在西方文化中的原有位置和關係相去不遠了,西方的觀念,整體看來,是以「保守」和「創新」為屬於同一層次但迭相交替、彼此互倚的價值,正如中國人講「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周敦頤語)一樣。

「創新」是二十世紀多數中國人的「心之所同好」,所以我們才有這六七十年的不斷「革命」。但今天的風向似乎變了,無論是大陸或臺灣,多數人都是「心好」安定的。這是「動極復靜」的朕兆。不過我們的價值偏向一時好像還轉不過來,我們仍然以「革命」或「創新」為至高而絕對的價值,並且以「保守」為可恥。我們「動」了以後便「靜」不下來,恐怕和我們在觀念上的混亂不無相當的關係。

必須說明,我決不是在宣揚「保守」,反對「創新」。這兩個價值在我的內心中是完全具有同等的地位的。此文的論點似乎偏向「保守」,其實這完全是為補偏救弊而發。我希望心向「創新」的人能够尊重「保守」的價值,心向「保守」的人也要能懂得「創新」的意義。最重要的,我們絕不能繼續把這兩個價值誤認為「善」、「惡」或「好」、「壞」的誓不兩立。

人和其他動物的最大區別也許是人能創造文化和歷史,因此擁有一份寶貴的精神遺產。這份遺產一方面需要不斷「創新」,另一方面也需要永遠地「保守」。讓我引一位大科學家和一位大文學家的話來作為本文的結論。愛因斯坦對一羣小孩子說過:

記住:你們在學校中所學得的那些了不得的東西是世世代代所積起來的工作,是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經過熱心的努力和無窮的勞苦而產生出來的。現在這些東西都放在你們的手中,成為你們的遺產了。你們要好好接受這份遺產,要懂得去珍惜它,並增加它,有一天你們可以忠實地把它交給你們的孩子。我們共同創造出永恆的東西,這便是我們這些會死亡的個人所以成就不朽的唯一方式。如果你們能記住這番話,你們便在生命和工作中找到了意義,並且你們也獲得了怎樣看待其他國家和其他時代的正確的態度。

歌德在《浮士德》中說:

你不是有一份遺產嗎?

認真地把它當作任務吧!

祇有如此,你才真把它變成自己的東西。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五日於普林斯頓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三版)》,三民出版

作者: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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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九世紀以來,中國遭受了「千古未有之變局」,在西潮的衝擊下,中國傳統文化有了那些變化?知識分子又如何肆應此一變局?作為一個思想史學者,作者對這些問題展現了深刻的觀察和思索,彙集成為本書。書中文字和觀念均力求雅俗共解,輔以作者清通之文筆,讀者當更能深入了解這段變遷的過程,及面對末來的因應之道。

書封_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
Photo Credit: 三民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