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碼「育兒津貼」確實能減輕負擔,卻可能間接壓迫女性工作權

加碼「育兒津貼」確實能減輕負擔,卻可能間接壓迫女性工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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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托育所需要的成本,與現在補助的在家照顧幼兒的托育津貼成本相當接近的時候,就會對女性產生勞動權力的壓迫。

育兒津貼是我國提升生育率的重要政策之一,2020年政府更喊出育兒津貼要加碼,讓國家與你一起養小孩。有人認為這樣的政策確實能減輕育兒負擔。有,但也有社福團體認為這樣的政策不見得有正面影響,反而可能壓迫到女性的工作權。

育兒政策的影響層面廣泛,因此對於政策的考量不能只從經濟層面來看。以此在家的育兒津貼來看,正面或許可以舒緩育兒的壓力,但在台灣目前性別不平等的情況底下,確實可能影響到女性的勞動權益。

先從成年的生涯發展目標來看

個體在成人階段仍有其發展的目的,一個人成年之後,就需要開始追求自我價值實踐、社會地位鞏固、獨立經濟能力這三項重要的目的,這些也是成人階段工作最重要的意義。

過去因為台灣社會是大家庭的農業社會,工作與家庭本身就是一體,所以多數人都可以在家中育兒與工作,成人們可以從當中同時滿足育兒生活且獲得工作的意義。

育兒時間與成人自我追尋重疊的風險

隨著時代轉變,現代人的工作型態都已經與家庭切割,父母雙方都需要離開家庭而工作,成人也必須要在職場上磨練一段時間,才能追尋到成功的自我。不過,在現代化社會的整體運作當中,工作型態和育兒的時間點也剛好與成人在追求實踐自我價值、鞏固社會地位與獨立經濟能力的時間重疊。

因此,從這樣的脈絡來看,如果一個成人在這個時間內因為照顧幼兒而離開職場,意味成人要冒著與追「自我價值、社會地位與經濟獨立能力」相互衝突的風險。

台灣目前的職場環境,男女不平等的狀況還是相當嚴重,例如:女性擔任主管與高端技術工作的比例仍然非常低、女性因生理因素請假卻被刁難等。因為性別不平等的影響,女性在工作上要能夠獲得一定的地位,所付出的時間與努力會比男性高出很多。女性就業後,如果沒有在短時間之內奠定好自己的職業地位,到後期就幾乎很難有自己的事業與經濟能力,也就容易失去在成人階段的工作意義。這對個體的生命歷程來說,是非常大的影響。反觀男性也並不是沒有這樣的風險,只是相較於女性,風險是比較低的。

從國家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如果國民投入勞動的時間較多,對整體的生產力當然是有正面幫助,所以,要幫助父母能夠穩定在職場工作,提供穩定的公共托育就是一個重要的政策,當國家能提供足夠的公共托育時,家庭就可以將育兒這件事情交給政府,不論男性或女性仍可以在職場上持續追求屬於自己的價值、地位與經濟能力。

全職育兒難道不好嗎?

不過,從幼兒發展的角度來看,難道父母親親自照顧自己的孩子不好嗎?不是很多發展研究都告訴我們,學齡前階段的依附關係非常重要?我們為什麼不鼓勵父母親在家裡照顧孩子?而且很多父母也想要在家照顧孩子啊!那育嬰津貼有什麼問題?

是的,父母親自己照顧孩子確實非常理想,這也是天倫親情,並沒有不好。但正如同我前面論述的,父母如果想要照顧孩子,就可能會失去放棄自己追求工作的意義還有經濟能力。如果父母親是出於自己的願意放棄工作來照顧孩子,這件事情就只是個人選擇罷了。

問題是:當有需要時,誰會被迫留下育兒?

但我們要思考一件事情:當公共托育量能不足,家庭一定要有一方留下來照顧孩子的時候,爸爸跟媽媽誰比較可能會被預設為要照顧孩子的人呢?想當然,媽媽通常是留下來照顧幼兒的人選。

但為什麼女性就需要被動的接受這件事情?媽媽難道不能夠追求自己的工作意義跟經濟能力嗎?我認為女性當然有權利應該要追求自己的工作意義與經濟能力。而國家則有義務要幫助人民發展自我,以及協助國民投入勞動生產。

我們不否認會有願意為了孩子犧牲工作選擇在家育兒的父母,但也有很多父母希望追求工作與孩子的平衡,他們不想要因為孩子丟了自己的工作意義與經濟能力。

但從後者來看,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托育所需要的成本,與現在補助的在家照顧幼兒的托育津貼成本相當接近的時候,就會對女性產生勞動權力的壓迫。

育兒津貼如何間接壓迫女性

以台北市準公共托育服務價格來看,假設一位家長薪資是4萬,私立托嬰中心一個月加上副食品的費用,平均要2萬1000元,如果接受準公共補助的6000元,那麼家長還要付出1萬5000元(21000-6000=15000)。家中若有兩個孩子,就要花上3萬,家中還會剩下1萬。

未來育兒津貼預計加碼到5000元/人。若家庭選擇在家育兒,這樣算下來,政府會補助兩位育兒津貼,家庭就能夠有1萬的收入費用!跟把兩位孩子送托育機構的獲利差不多。

雖然兩者獲利相當,但是比起來,全職在家不用承受工作與家庭間的掙扎,也比較可能照顧到孩子的安全。如果是你,會怎麼選擇呢?當然是留在家中照顧孩子比較划算!重點是,不只你會這樣想,媽媽周圍的人也都這樣想!

補充一點,2萬1000元的托嬰費用,還只是有接受政府補助的準公托,如果家庭送的是一般私立托嬰中心(參考自〈托嬰中心費用2020大調查,全台行情完整表格〉),又沒有托育補助,這樣的成本差距就更大,也就顯得在家照顧是更划算。

這樣的成本考量與壓力下,若是一位希望發展自我工作意義與經濟能力的女性,就會因此被迫留在家中照顧孩子,失去了工作意義與經濟能力,未來必須仰賴他人的資助。這對一位女性來說一件極不利的事情,這也就是在育嬰津貼政策底下,對女性形塑的不平等與壓迫。

也就是說,托育津貼的提高,其實就是增加了父母在家育兒的吸引力,但在當前男女不平等的狀況底下,被犧牲的就會是女性,也同時犧牲了國民生產力,更是加劇了男女的不平等。

育兒跟工作可不可以相互兼顧?

那麼,從政策面思考,我們可不可以讓育兒與父母的工作兩相兼顧?我想當然是可以的。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提高公共托育的服務量,讓想要全力衝刺工作的父母,有可以安心送托的地方。但是如果希望自己照顧孩子的話,國家也應該保障國民不因此而失去自己在職場上的工作意義與經濟能力,在這個面向,帶職帶薪的育嬰假就顯得非常重要,若育嬰假還能併入退休年資,就更能讓父母安心在家育兒。

此外,各種在職場的友善育兒措施也相當重要,例如有薪家庭照顧假、彈性工時等,這些都是能有效幫助父母可以同時兼顧育兒和工作的重要措施。

少子化的時代,育兒本來就是重要的工作,整體的友善政策環境才是增加國民生育的關鍵。

筆者呼籲,身為國際間眾所矚目的女性總統,應該要更能站在女性的立場思考,提供讓想要在家育兒的父母,都可以不用擔心自己的勞動權力被犧牲,同時也能保障自己在勞動的生產力,政府更需要保障想要投入勞動生產力的女性,可以不用因為育兒而被壓迫,亦能兼顧自己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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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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