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本哲學書上街去》:面目模糊,正是極權最想看到的你我面貌

《帶本哲學書上街去》:面目模糊,正是極權最想看到的你我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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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最清楚眾人力量真貌的,往往亦是最懼怕眾人力量的。極權深知真正的政治發生在眾人之中。於是,它就不讓「眾人」成形。

2020年5月28日 眾人與極權

5月28日,全國人大表決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人大常委會獲授權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並列於《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實行。

政治在何處發生?是在選舉中嗎?是在政策的實施中嗎?還是在宮廷、議會或黨、派的勾心鬥角中呢?

過去一年的時間過得快,快得讓人看不清當中的千絲萬縷。但有一點,似乎清楚明確:政治,發生在「眾人」之中。

眾人的力量,不寓居於有形實在之物

1958年,鄂蘭(Hannah Arendt)的《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出版。書中提及,她眼中的政治,是「眾人(plurality)」之事。所謂眾人,就是由你、我、他所共同締結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之中,人們彼此承認對方是自主和獨立的個體,透過言說向他人表達自己的觀點。眾人討論的課題可以天南地北,可以是國家的經濟,可以是社會的風俗習慣,亦可以是家庭旅行的目的地。眾人互相說服,達到共識,再共同行動。藉着不同觀點的碰撞,眾人得以深化自己的思考,亦得以共同建立一個「真實」。這裏的真實,當然並非自然科學或數學想追尋的真理般絕對。人倫世界的真實,往往是指更全面和深刻的觀點與詮釋。怎樣的政策才有利國家的經濟?怎樣的行為是一地的風俗可以容許的?哪裏才是最理想的旅行的目的地?這些答案,都要由眾人透過溝通揭示。而眾人的平等交流,共同行動,依鄂蘭的看法,就是政治(the political)。

Hannah Are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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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nah Arendt

這樣的眾人,亦是政治「力量(power)」的來源。眾人的形成只是依靠彼此的肯認,而維繫着它的,亦只是在其中不斷流轉的言說交流。眾人需互相承認彼此的平等,所以任何一方的武力介入,任何人嘗試把自己的立場強加於他人身上,立馬就能摧毀眾人。而不受掣肘的言說和行動所能產生的,是無人能預計的無限可能。

沒有軍隊或國家機器的武力,眾人看似十分脆弱。然而,正因眾人的力量並不寓居於有形的實在之物,令得它更靈活、更難以算計、難以摧毀。今天,當權者能以千百樣的理由——有礙風化、破壞秩序、國家安全等——打壓眾人的言說,以無以匹敵的武力扼殺眾人的行動,但只要每個個人一息尚存,只要有一天眾人再度聚集,他們的「力量」就會捲土重來。個人的力量固然是有限,但只要眾人聚集,在他們的言說和行動之中生出的,卻是無限。

足以燎原的,往往是這些頑固的星星之火。

誰害怕「眾人」

最清楚眾人力量真貌的,往往亦是最懼怕眾人力量的。

極權深知真正的政治發生在眾人之中。於是,它就不讓「眾人」成形——限制公民的集會、結社、宗教自由。對付一些特別讓人頭痛的人物,極權甚至可以限制他的行動自由。試問有幾多次,我們看到政權以維護國家安全的名義,打壓、拘捕,甚至殘害維權人士?

極權深明沒有掣肘的言說帶來的力量,於是便限制言論自由,利用審查、法律、懲罰等,在民眾間建起一道牆,讓某些話題「被消失」,社會的言論頓成一片蒼白的「和諧」。

不單如此,極權製造的白色恐怖,更在個體的心中建起另一道牆,讓人把敏感的、可能觸碰到紅線的,都掉進心中牆內的空間隱藏起來。言說,自此不再是人與人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讓其互相攻錯、彼此深化的媒介,而只是讓「吃喝玩樂」與「聲色犬馬」在其中流轉的渠道。

失去公共空間,沒法交流看法、深化觀點——眾人在極權的生活中,只能築起單薄的真實、浮淺的思想。

從此,沒有「眾人」,只有「群眾」。

在群眾中的面目模糊,正是極權最想看到的、你我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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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恐怖,在於把人塑造成不懂思考的人偶

1961年的初夏,耶路撒冷正進行着一場審判。受審的,是納粹德國的犯人——艾希曼(Adolf Eichmann)。艾希曼是納粹實行「最終解決方案」(Die Endlösung)——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的重要人物。這場審判舉世矚目,法庭自然是座無虛席。聽審席上的其中一雙眼睛,屬於猶太裔的鄂蘭。

鄂蘭在聽審的過程中注意到一點:艾希曼的所作所為,固然是罪無可逭,但艾希曼其人,卻是沒有半點窮兇極惡的氣質。這不是說艾希曼溫文爾雅、談吐得體,而是說艾希曼完全沒有邪惡的意志與念頭;他「正常不過」。按鄂蘭記述,艾希曼可以輕易地由一套「語言遊戲」游轉到另一個「語言遊戲」:當他意識到往日他視為「責任」的東西現在被稱為「罪惡」,他欣然接受。真假和善惡,彷彿不佔一點重量。艾希曼彷彿無法獨立思考,亦無法與人溝通。這並不是因為他在說謊,而是因為他沒有思想,根本沒有東西可與人溝通,亦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如何溝通,站在別人的觀點看世界。

鄂蘭說,艾希曼曾身處的環境,讓他根本無法了解他正在做的事是邪惡的。極權的恐怖,在於它能在不知不覺間把人塑造成不懂思考的人偶。透過摧毀公共空間、限制言論自由、營造白色恐怖,極權讓「真假」、「善惡」等概念變得單薄。無法在平等的處境中與其他人討論,人的思考變得浮淺,亦不懂得代入他人的角度,看同一個世界。而無法思考、無法從眾人的互動中深化自己、無法了解自己行為的「惡」和體會他人承受的「痛」–—這樣的人格,造就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惡。

在對艾希曼審判的報告中,鄂蘭亦講述了另一個人的故事。施密特(Anton Schmid)雖然是德國軍官,卻為猶太人提供偽造的文件和軍用卡車,協助他們逃離德國。1942年,施密特因協助猶太人被捕,同年4月被處死。

平庸,高貴

面對極權,我們可以詰問的有很多。我們可以思考政治的本質、極權的可怕以及人如何在極權之中,一點一點喪失自己。但或許,正如學者Richard Bernstein所講,我們亦應該關心,為甚麼同一個極權,可以生出艾希曼的平庸,卻又可以生出施密特的高貴?

還有就是,我們可以如何避免艾希曼的平庸,抱擁施密特的高貴?

文章摘自書本《帶本哲學書上街去》,由好青年荼毒室 - 哲學部自資出版。

書本介紹:

這一年烙印在我們的生命裏。
我們總會想到他,但一想到他,我們便失語。

面對無以名狀的傷痛,讀哲學的我們還能說些甚麼呢?

這一年我們都充滿疑惑,如同大家一樣,彷徨恍惚。究竟我們還能夠做些甚麼去拯救這座城市呢?

蘇格拉底為自己荼毒青年的罪名自辯時,曾自比雅典城邦的牛虻。他的哲學思辯就像牛虻一樣,不斷叮着雅典這隻牛,讓雅典保持清醒。最後,他無畏無悔地把毒酒一飲而盡。

讀哲學的我們還能說些甚麼呢?或許還是哲學。每人都有自己的崗位,哲學思辯便是我們崗位。一如蘇格拉底,這是哲學人介入社會的方式。

這本書便是我們想說的話。有沒有用不知道,至少在荼毒青年的罪名來臨之前,我們會繼續說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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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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