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台灣年度藝文展覽回顧：勞務、環境與共存，三組關鍵字定義疫情下的藝術

藝術、表現與展覽其實並不限縮在某種已經機構化的體制與空間裏頭。博物館與美術館的神聖，為多年的練習及人類的反覆架空所傳承下來的意象。這並不是說美術館與博物館的形象框架空穴來風，在沒有基礎的想像中成為今天的文化象徵，而是社會性的操演表示一切的一切——物質、精神、氛圍等有形與無形，皆在某種人類的行動中不斷地實踐而相連。2020年疫情的擴散更證明了一些看似無關的集合其實牽一髮動全身。

在漸漸了解各種「子題」的重要性之間，曾經受忽略的、甚隱形的、被繁瑣堆壓在記憶深處的，再次慢慢地浮現。博物館作為一個雙向的論證空間 （reflective discursive space） ，議題表現與展期中的空間生產皆值得重複思考與探討。

本文將透過筆者在今年度體驗與整理出來的三組關鍵詞彙： 勞務、環境與共存，分別梳理於2020年以展覽作為表現手法與媒材的議題、闡述展覽內容，並以此作為2020年個人展覽的觀點回顧。

勞務 （labour）

• 張世倫，《未完成，黃華成》，台北市立美術館

於2020五月開展的黃華成回顧展，以研究型展覽的方式，將生前跨足繪畫、文學、廣告、設計、現成物、裝置、觀念藝術、戲劇、電影各文化藝術領域的黃華成重新介紹給大眾認識。展覽以「未完成」作為標題也作為核心，不僅只是嘆息黃華成的早逝，更是討論一種在黃華成的藝術手法下具有的可能性，同展覽英文標題「An Open Ending」，黃華成以藝術作為一種社會改造媒介的手法不但是一件未完成的事 （unfinished business），更留下一種供大眾吸收並自我解讀的「開放式結局」。

展覽中約略以黃華成的人生時期作為分區，以他在師大美術系就讀時做的創作與文字手稿放在展覽入口，並以黃華成為自己規劃與設計的喪禮作為展覽終結，將他撲朔迷離的一生擺放、跟著他早就計畫好的社會反叛一起四散。

「介入每一行業，幫他們做改革。」黃華成在他的《大台北畫派Ecole de Great Taipei 宣言》中的第三點這樣說道。而，事實上，黃華成的確完成了這項任務。在展覽空間內看到各種資料的留存與文件的留存的表現方式不一，書封、拼貼、廣告、雜誌等，黃華成在完成在他企圖中的介入，用各式的符號表現說明自己的意圖與對當時現下矯情扭捏的不屑。

Photo Credit: 北美館提供

從黃華成的各種「介入」與表現手法來看，他的走跳不僅成為一種意外的藝術活水，更讓人思考他對自己的身分定位為何。就如策展人張世倫提到的展覽史料不全與主客觀問題，無法以「完整」稱呼此次展覽。的確，透過生前的生產所留下來的意象又是代表了一種怎樣的身分？

馬克斯（Karl Marx） 與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在《德意志主義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 一書中說道，他們認為創作性與藝術活動為逃離資本社會異化 （Entfremdung） 的方法之一，而為何非全人類皆為藝術家的原因則是因為在資本社會中、藝術就如其他職業一樣被勞動化。

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藝術才氣被資本社會的勞動異化分割，因此有藝術才能的人必須透過媒材分類 ，或，被媒材分類 （如： 雕塑家、油畫家、攝影師等）。在一個馬克思與恩格斯理想化的共產世界，這些透過媒材分類的藝術職業並不存在，因為這個理想世界並沒有人會被強迫近進行任何勞動；畫家不是畫家，而是作畫的人；藝術家不是藝術家，而是從事藝術行為的人。

在這個理想世界的人，他必須要能夠在這個社會中成為他想要成為的人，不然就會失去生存的意義。如： 今天當漁夫，明天是獵人，後天是藝評，下禮拜是牧羊人。一個人想要從事的各式活動並不會被資本社會的生產需求制裁，也不會被要求專業化 （specialise），因為共產社會將維持一切基本生產 （general production） 。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 / 王祖鵬

所以當黃華成透過不同媒材表示他對社會的介入時，令人好奇的是，他如何從各種涉獵下達成他想要傳達的訊息、是否透過環境的供給來進行破壞？又或，他如何在資本社會中完成介入各種行業的入侵、達成不被資本社會話術「興趣與工作結合」哄騙的境界？

當然在看黃華成的回顧展時，因為資料不全，並無法了解他的「生存模式」，這些他在設計書封等得到的所得是否足以生存，或早已被他的反叛精神改變成為他表達自己的平台。但在他的身分多樣的同時，如何來稱呼這樣一位創作者，也不禁讓人思考「何謂藝術家？」

英國藝術史學家Claire Bishop在她十年前於Van Abbemuseum的一場演講說道，她認為「藝術家是以一種策畫者 （curator） 的角色，這樣的角色找尋著他人既有的創意並觀察這些模式與現象，而非促使與維護 （facilitate）。並只有使用這樣的策畫方式才能跨越大量的創意 （mass creativity） 與前衛藝術之間的鴻溝。如此，藝術成為重點，既非做藝術的人的身分 （哪裡畢業或參加過什麼展覽），也非藝術物件本身具有的價值。而是，一方面，藝術家（策畫家）之間的摩擦就與在這樣的摩擦對比下所產生的物件與影像一樣的重要、藝術成為一種複雜的再現系統 （complex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 ，令一方面，則是一種具利用性的乖僻 （exploitative perversity）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