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門戶開放」到「一個中國」,美國的對中、對台政策如何演變?

從「門戶開放」到「一個中國」,美國的對中、對台政策如何演變?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反對兩岸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是美國的既定政策,無論是誰執政都一樣。

幸運的是,雷根骨子裡還是一個對中華民國懷抱深刻情感的保守派共和黨人。所以他在簽署《八一七公報》的同時,又暗中向中華民國政府提出《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s)。雷根承諾蔣經國,美國沒有向中共同意設定終止對台軍售的日期,無意就對台軍售議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徵詢意見,不會在台北與北京之間擔任斡旋角色,未同意修訂《台灣關係法》,也沒有改變關於台灣主權的立場。

《六項保證》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美國政府同意不會施壓台北與北京進行政治談判。事實上卡特總統剛與中共建交時,就曾向蔣經國提出過兩岸開展和平協商的建議,卻遭到經國先生斷然拒絕。先不提二戰末期還有內戰期間美國強迫國民政府與中共和談的不愉快回憶了,美國越戰期間壓迫南越政府在《巴黎和約》(Paris Peace Accords)的行為,也讓蔣經國害怕自己隨時會被出賣。

原來在1973年1月27日簽署《巴黎和約》時,南越境內簡稱「越共」的共黨恐怖組織南越民族解放陣線已發展出高達15萬人的作戰兵力,而且還成立了一個獨立於西貢中央政府之外的南越南共和國,準備與北越裡應外合推翻越南共和國。美國急於從越南戰場撤退,居然壓迫越南共和國政府給予南越南共和國官方承認,為兩年後西貢淪陷埋下伏筆。

美國與台灣斷交後,一些國民黨大老為了防止自己如南越一樣被出賣,建議蔣經國不如將計就計帶領中華民國投效蘇聯陣營。在向美國爭取F-16/J79與F-20等戰鬥機通通失敗的情況下,中華民國空軍還一度做出過最壞的打算,開始將F-16與幻象2000戰鬥機視為潛在的「假想敵」看待,只因為他們相信北約國家為了討好中共,會向解放軍空軍出售這些一流的西方主力戰機。

雷根是一個聰明人,他知道老朋友跟新朋友一樣重要。尤其考量到國民黨政府與拉丁美洲各反共政權之間的深厚情誼,華府還是需要來自台北的經濟及軍事援助來遏止蘇聯對美國後花園的滲透工作。只要雷根不強迫台灣與大陸展開統一談判,留學蘇聯的蔣經國自然明瞭美國提供給台灣的安全保障是蘇聯所無法取代的,也絕對不會投向莫斯科的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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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onald Reagan @ public domain
美國總統雷根簽署的《六項保證》

超越政權的「中國」概念

不過促進「兩個中國」的重新接觸,在雷根與老布希(George H. W. Bush)那個時代的華府決策者看來還是符合美國長期利益的。他們相信隨著中國大陸市場經濟抱得越來越緊,崛起的中產階級勢必會要求中共走上政治改革之路,台灣「改變中國」的機遇就會到來。所以他們都把眼光投射到了後蔣經國時代,希望未來的台灣領導人能推展兩岸的政治接觸。

所以美國一方面鼓勵台灣民主化,一方面又鼓勵兩岸重新接觸,就是期待民主化的中華民國能夠將「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再度演變成「我們的中國」,即所謂的「和平演變」(Peaceful Evolution theory)。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1982年10月,即《八一七公報》簽署兩個月後發表的一份備忘錄中,就提出了類似的看法。

這份編號CIA-RDP89T01219R000200280002-0的文獻,由中央情報局在2011年12月14日解密,內容明確指出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安排,是「北京與台北某種形式上的和解或共識,讓中國的這兩個部分能夠和平共存」(If Beijing and Taipei could reach some form of accommodation or association that would permit the two parts of China to coexist peacefully)。

顯見在美國傳統決策者的認知中,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上還有一個超越政治格局上的「中國」,台灣和大陸都屬於這個「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一個中國」政策,實際上也是建立在世界上有一個兩岸人民公認的「文化中國」或「歷史中國」之上。以此為基礎,兩岸便可在不承認對方為國家的前提下,推動政治談判。

前中華民國陸軍少將李啟明先生,在2014年接受筆者訪談時,就指出《上海公報》中「美國認識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並對這一立場不表異議」的態度,讓國民黨精英們找到了突破兩蔣「漢賊不兩立」政策的契機。既然美國、北京與台北都主張,或者至少不否認有一個超越兩岸政權的「中國」概念存在,台灣又為何不能以此為基礎和大陸展開政治談判呢?

1992年的兩岸重新接觸

以陳長文、邱進益、焦仁和、蘇起還有馬英九為代表的國民黨中生代精英早年都有留學或者出使西方國家的經驗,屬於黨內「革新保台派」。他們雖然捍衛中華民國,可思想比起老一代更加靈活,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已經獲得美國還有北約國家的正視。想要讓中華民國的國運延續下去,除了推動民主改革之外,台灣也必須要加入到與中國大陸交往的行列。

至於歷史上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李登輝,上台之初也渴望自己能藉由兩岸關係的突破來獲得黨內地位的提升。於是他與「革新保台派」們一拍即合,積極推動90年代初期的兩岸重新接觸,於是就有了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和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在1991年的成立,以及《國家統一綱領》的制定。以此為基礎,才有1992年的香港會談與1993年的辜汪會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