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禮記・大同與小康》看儒家理想社會,為何與當代中國政治價值衝突?

從《禮記・大同與小康》看儒家理想社會,為何與當代中國政治價值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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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一個大國家面對少數群體時,只想為了政治目的而同化,不去包容接納,甚至以國家機器來迫害,一切只是想達成少數權貴的目的。最喜歡標舉儒家孔子思想的國家,但在內在本質上卻感受不出「仁政」的實踐何在。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

上面這一段內文提到孔子參與蜡祭(編按:歲末祭祀百神)活動的感嘆,部分人會解讀為因為活動的形式不像以往那麼講究,因此感嘆活動的呈現不夠美好。其實這樣的解讀並不算錯,但卻僅只於第一層面,這段話還需要往更深的第二層面來解讀,因為孔子真正感嘆的重點仍在於「周文疲弊、禮崩樂壞」。

我們知道周公幫助武王創建周朝以來,即創建禮制要用來規範社會秩序,大至國家活動,小至個人修身作為,無不跳脫「禮」的範疇。對照上文,孔子距離周公的時代已有四五百年之久,禮法對社會的維繫力與約束力也漸失,所以前後相距四五百年的蜡祭活動,儀式呈現沒已經那麼講究是可以想像的,重點是活動內在本質「禮」的精神,自然也會有落差。所以我們表面看起來孔子是感嘆活動的衰落,實際上是看到活動後而由衷感到精神價值的衰退,活動只是表面型式,孔子真正在意的是周公用來維繫社會風氣的禮制內涵,已被世人給忽略了。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 而有志焉。

上面引文談到,孔子就算沒有和偶像周公他們呼吸在同一個世代,但是透過史書的記載,孔子一樣能感受那個時代的美好氛圍。就像我們時常透過長輩的口中,提及某個世代的美好,即便我們未能親身經歷,但一樣能透過口述、文字、影像的記錄來理解。也因為孔子很嚮往那個時代的美好,因此不斷談論周公的理想,不斷鼓吹讓社會再興起運作周公之禮,因為孔子對社會有份屬於他自己的理想,於是孔子「述而不作」,不斷地講述、談論周公的想法和理念,但卻不太會寫書,孔子的思想也是植基於周公的禮制社會,「儒家」也是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成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上面這兩句話,也是開門見山點出「大同」社會的定義。多數人喜歡將它翻譯為:「大同社會的運作,即是天下是屬於公家的、所有人的。」這個翻譯沒有錯,但我卻有自己的見解,我也比較喜歡這樣翻譯:「大同社會的價值,即是所有事物的出發點都是以公眾他人為優先,沒有自我的私心。」

我自己會這樣翻譯,其實是立足於儒家以「仁」為本的立場,何謂「仁」?意即帶有憐憫、關懷、幫助的概念。所以當你看到有弱勢族群需要幫助時,你會願意為對方而付出,你不太會顧及自己究竟會失去多少,這和佛教的「利他精神」多少有些相似。就算對方不見得是弱勢族群,也未必需要別人的幫助,但是我們為了能讓他有更理想的呈現,仍會願意為了對方而去付出,重點在於不計較於個人利益得失。也由於更關注於對弱勢族群的照顧,所以也提到下列內文: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上面這句話,我比較喜歡從「國家社會福利」的角度來解讀,我不喜歡從自我個人說起,因為想要照顧弱勢族群,個人力量能做到的很有限。而孔子當初在魯定公身邊做事,甚至之後周遊列國十餘年,目的就是希望任一國的君王能徹底實施「仁政」,利用舉國政治之力,推行「禮制」以「成仁」,社會風氣有了,如此才能兼顧到所有人。

所以說,一個完整健全的社會體制,別人的親人和小孩,也是我們要關照的對象,老年人能獲得良好的安養並善終,中年人能在社會上有自我發揮及奉獻的舞台,幼童的成長也能有好的養育環境,甚至老而無妻者、寡婦、孤兒、獨居老人、殘障者、生病者,這些人都應該獲得良好的安養。

上面這段解讀,放在往後任一時代來看,都是不變的鐵律。所以在我個人對美好社會的看法裡面,對弱勢族群的關注,才是真正代表一個國家進步的象徵,偏偏這些對弱勢族群相關的社會政策及議題,也是時常被忽略的一部分,因為這些議題不有趣,不太能創造新聞話題,似乎真正願意關心的人也不多。

以多元成家議題為例,多元性別族群在社會上也確實是弱勢族群,歧視、霸凌、攻擊在他們身上也不會少過,先天的性別認同也不是後天得以改變,所以他們期望能立法來保障這些弱勢族群,因為法律保障人權也是象徵國家的進步。至於入「民法」或「專法」,我個人沒有太大的執著,因為不論步伐的大小,能願意跨出一步都是好的開始。

反過來說,一個真正進步的國家,並非只有讓人民發大財而已,即便經濟很重要,但是百姓內在的修養教化更重要,從內在修養讓人民自主去關心社會和弱勢群體,讓彼此互助來穩定社會才是重點。例如在《孔子:決戰春秋》這部電影裡面有提到,當孔子離開魯國後,流浪的第一站來到衛國,孔子和衛靈公亦有精彩對話。

影片中,衛靈公說現在衛國人民的日子也算富裕,可是社會依舊不穩定,故請教孔子應該如何是好?孔子直接回答說是「社會風氣不好」,所以人民「需要教化」,要如何教化,即是用儒家的禮樂教化讓人民往「仁」的方向前進,社會風氣自然敦厚而穩定。

將這狀況對照台灣,或許有人會提出質疑,認為當時衛國人民生活還富足,但我們台灣現在連富足都談不上,所以會直接歸咎台灣社會風氣不好的基本原因源自經濟不好,這個說法我是認為不妥的。

我舉例《日本太太好吃驚》電視節目和學生分享,其中有一集的內容是介紹日本太太嫁到帛琉的生活狀況。帛琉人民生活收入不高,但日子卻過得很快樂,親戚來借錢也能大方借用,只因為他們認為親戚真的需要幫忙;半夜家戶慣性不鎖門,鄰居半夜進來廚房吃他們的糧食,他們也不會生氣,因為他們仍舊認為鄰居真的需要幫忙;月底所得收入用罄無法生活,他們就到山上海邊打獵捕魚來暫度生活,但也不會怨天尤人,日子依舊樂天。不論你是否認同帛琉人民的生活模式,但不變的是他們依舊樂天、純樸、善良。

如上,所以帛琉的人民經濟不好,但是社會依舊處於和諧互助的狀態,故而經濟不好並非是社會風氣敗壞的原因;再反過來說,一個社會若凡事過度用錢來衡量一切,才會產生彼此爭相競逐的風氣,每個人都會想要為自己獲取更多的財富,甚至走偏門來一夕致富,如果每個人只在意自己而忽略弱勢,那麼孔子口中的這些社會弱勢族群又該如何?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

所以上面引文也說了,如果彼此之間都能撇除私心,人人都能夠為他人著想,人民就不會因為要獲取他人資源而策劃陰謀,也不會想要得到更多財貨而搶劫盜騙,即便外出也不需要關門。

或許有人又會說,社會風氣不好是法律不夠嚴格,人民視法律為無物,不當一回事,就像以前日治台灣時期不太有人敢犯法,所以晚上睡覺不關門也能很放心。但我們必須要說儒家並沒有否認法治的重要,但是刑法的施行是「事後」作為,儒家更重視的是「事前」努力,事前努力夠了,自然減少事後犯法情事的發生。再舉例中國秦代始皇的法律夠嚴苛了吧,但是「怕而不敢作奸犯科」和「發自內心不願作奸犯科」,畢竟是兩回事,所以行暴政而獲得的政權,來得快也去得快,僅存十五年就滅朝了。

前面提及「大同」世界的理想,終究只能是理想,因為等到社會愈發展、人口愈增多、國家愈強大時,這些理想終究要面臨人性的考驗。是啊,人性才是最現實的東西啊!此時我問學生說:「大同世界什麼東西都強調公有、公眾和共享,有沒有覺得和什麼東西很像?」學生直言:「共產黨!」我和學生說最原始的共產主義,就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其實最早的馬克思主義一樣是非常理想化的理論,我也很鼓勵大家可以去接觸,但是再理想的東西面對人性的考驗時,終究會因人性而被扭曲,所以之後的共產主義,再到現在的共產政權,其實早就悖離原始的馬克思理想,現在的共產思想說到底,只是用來鞏固少數人權力和財富的工具罷了。

說遠了,回到本文所談的大同世界,目前考究出來中國最早具有國家雛型的朝代是「殷商」,至於「夏朝」是否有發展成國家或朝代的形式,仍然有很大的爭論。但先撇除這些爭論,中國最早的國家型態即是由「部落」衍伸而來,等到「部落」人口增多了,社會體制擴大了,國家雛形慢慢形成了,於是群體競爭擴大後而漸漸有了競逐之心,於是再理想的社會風氣,終究還是要面臨到「社會人心」的考驗。

更聚焦來說,「夏」過渡到「殷商」,「殷商」又過度到「周朝」的創立,周公因為明白社會人心的轉變,因此創建「禮制」就是想要維繫社會風氣,以「禮」制約的社會風氣就是「小康」社會。

更進一步來說,很多人會將「大同」和「小康」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狀態,但我不太喜歡這樣解讀。應該說,社會運作本就有一套秩序及規則,「大同」是這套理想社會秩序的理想最大值(100分),「小康」則是它的的理想最小標準值(60分)。所以「大同」與「小康」只是同一個標準區間的兩端,但並非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故而在周公正式制定禮制之前,大家心中都會有一套潛規則,大家做人做事都不會去逾越這套潛規則,但是等到大家愈來愈不依照潛規則來做事時,周公終於忍不住了,決定「明白訂出規範」,《禮》而因此正式生成,確定社會風氣的及格標準。再經過四五百年,春秋時代的孔子誕生了,當孔子感嘆這時代「禮崩樂壞」時,也代表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是比「理想社會的最小值」還要糟糕,連理想的標準(60分)都談不上,連「小康」都不是,儒家思想的建立也就是希望將社會風氣,最少也要拉回到「理想社會最小值」的及格標準,所以「小康」仍能勉強期待而讓孔子有所作為,至於「大同」就甭說了。

也因為周公正式制定禮制,代表以後一切所有的事情都有清楚明白的規範,任何人都不能違背這套底線。周公很清楚,上古時代的「禪讓」(王位謙讓有德者而非血親)制度已不可能恢復,故而用最低標準承認王位家傳的合理性;周公也明白無法阻止他人謀求私人資產,因為人性本來就是現實的,故而用最低標準來規範圈養土地城池,於是如下所述:

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

舉凡王位家傳或諸侯築城圍牆,任何事情都不能脫離禮制規範。但如同前文所述,在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已經是個連周公之禮都不及格的「禮崩樂壞」世代,當各國諸侯都不太理會周天子時,這種社會風氣也會跟著上行下效,所以各諸侯國內的貴族也漸漸無視他們的國君。

在周公禮制的規範中,國君國都的城牆和貴族領地的城牆各有規範,下位者的牆高更不得超過上位者,目的在於擔心下位者築高牆以囤積資源勢力會造反,例如孔子擔任魯國代理國相時,曾經向魯定公提出「隳三都」政策即是。

魯國國君雖是魯定公,但他徒有名號卻無實權,因為魯國權力幾乎掌握在貴族三桓手上,連魯定公也不得不看他們臉色。正由於此,所以三桓的領地城牆愈蓋愈高,甚至高過魯定公的國都城牆,孔子認為這是明顯的違背禮法之舉,才會提出「隳三都」,意即「摧毀三家貴族領地的城牆」,但此舉也讓魯定公很不安,認為要是弄不好,連魯定公自己都可能性命不保,最後城牆雖然成功拆除,但也埋下日後孔子被迫離開魯國去流浪的伏筆。

前面談了這麼多,重點還是要回歸到理想社會的建構,然而國家愈強大、人口愈眾多、群體愈龐雜,社會愈競爭,理想更時常會受到現實人心的考驗。我忽然想到老子談論「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似乎也有他的道理,國家沒有那麼大,社會競逐性就沒那麼強,人口沒那麼多,人心似乎也沒複雜多變。

最後我想談談現在的中共政權,中共傾全國之力在世界各處設立「孔子學院」,官方也喜歡拿孔子言論說嘴自我執政合理性,但最沒資格談儒家和孔子的也是他們。當一個大國家面對少數群體時,只想為了政治目的而同化,不去包容接納,甚至以國家機器來迫害,一切只是想達成少數權貴的目的。最喜歡標舉儒家孔子思想的國家,但在內在本質上卻感受不出「仁政」的實踐何在?最後我只想用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話來總結:

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翻譯:如果有不遵循禮義的人,在位的就會被罷免,老百姓把這(不按「禮」行事)當作禍害。這可以稱為小小的安定。)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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