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對話錄1989-2020》:若林正丈與吳密察對談「台灣史研究逃兵的個人史」

《台灣對話錄1989-2020》:若林正丈與吳密察對談「台灣史研究逃兵的個人史」
圖為現任外交部長吳釗燮(右)頒發「紫色大綬景星勳章」給日本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若林正丈教授,表揚他對日台交流的貢獻|Photo Credit: 外交部提供給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吳密察:我認為你(指若林正丈)做的歷史研究,有兩個代表性課題,値得大家具體地深化下去。一個就是「土著地主資產階級」。先不論這個「土著地主資產階級」的詞是否需要檢討,但台灣史研究的確應該積極地面對「地方名望家」階層。

文:若林正丈、吳密察

若林台灣學之建構歷程:實證研究(政治史/當代政治)

  • 台灣史研究逃兵的個人史:《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及其後

若林正丈(以下簡稱若林):我在第一本著作《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裡提出的「土著地主資產階級」概念,當時是一個還沒經過實證的假說而已。像許佩賢或是王興安借用這個假說來做一些延伸研究,開拓台灣教育社會史的研究,我覺得很好啦,但我自己都沒有把它好好發展下去,最近我想要重新對自己過去的研究概念「再檢討」(重新進行研究它的內涵及有用性)。

但我認為「再檢討」的作業,需要在一種新的架構裡面去談會比較好,因為我想要做的不是歷史實證研究,所以需要一種新的架構,目前還在建構當中。另外你提到的「東宮行啓」的論文,那是非常孤立的一篇論文,至少方法論來講是這樣。最近台灣好像有一篇碩士論文研究日本皇族訪台的(陳煒翰《日本皇族的殖民地台灣視察》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二○一一年)。日本國內有一位研究天皇的社會史的學者,就是原武史(はら たけし)先生,大概只有他知道我這一篇論文,在日本學界是非常孤立的一篇論文。

但是我覺得研究、製作、寫作那篇論文是非常愉快的一次經驗,過程中我曾跑到北海道大學圖書館去,然後在寫作過程中跟一些以前一起住過學生宿舍的朋友共同討論,這些經驗我覺得非常愉快!然後,那是我第一篇日、中、英文都有的多語言產出的論文。

吳密察(以下簡稱吳):我認為你做的歷史研究,有兩個代表性課題,値得大家具體地深化下去。一個就是「土著地主資產階級」。你已經具體分析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公立台中中學校設立過程。駒込武(こまごめ たけし)也研究了草屯的洪元煌、洪火煉。先不論這個「土著地主資產階級」的詞是否需要檢討,但台灣史研究的確應該積極地面對「地方名望家」階層。你的另一項研究「東宮行啓」,我也認為很有意思。「東宮行啓」的系列研究,包含很多個研究方向。

大概在一九九○年代以後,日本學術界對於日本近代的天皇制研究有了新的展開, 似乎成了一種風潮。例如,出現了一些有關「御眞影(ごしんえい)」的研究,也有一些有關「巡幸」的研究。這些研究強調近代日本如何利用「象徵」、「儀式」來形塑國家意識型態與天皇制。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一本翻譯的研究書(藤谷隆,T. Fujitani)《天皇のペ―ジェント―近代日本の歷史民族誌から》。

這個Fujitani 是日系的美國人,加州大學柏克萊的日本史博士,當時是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副教授,現在似乎是多倫多大學教授。他對於日本國家意識型態、天皇制的研究,與傳統戰後歷史學的研究手法完全不同,採用的是當時在日本還很新鮮的文化研究,因此頗為醒目。但是現在回過頭去看你關於「東宮行啓」研究裡所謂的「儀式戰略」,顯然比Fujitani 早了好多年就利用這樣視角來研究日本的殖民主義了。你雖然早就走出了一個新方向,但卻沒有人接下去,甚至沒有被認識到,很可惜。

若林:你這樣一說,讓我想起來了那一篇論文的脈絡。(笑)

不過,我寫那篇論文反而跟日本歷史學界的什麼帝國論之類的潮流無關。在客觀上你的說法或許會成立,但是主觀上跟這潮流沒有關係。簡單來講就是我對一九二三年東宮行啓的現象感到興趣,就先找資料,那個時候只有到北海道大學才可以影印《台灣日日新報》。

那資料該怎麼處理呢?後來碰到一個我學生時代,住在學生宿舍時候的朋友,後來在學習院大學當政治學教授的坂本孝治郎(さかもと こうじろう),我遇到他,那時他正在研究戰後日本象徵天皇制,他的問題不是左派式的問題,而是在問:到底天皇為了整合敗戰後底下的國民做了什麼?他的研究方法不是那種意識型態的作法,而是一種政治社會學的作法。首先,他觀察到日本天皇在戰後沒多久有一個很重要的政治行為,就是每年開一次全國性的所謂的「國民體育大會」,日語簡稱就是「国体(こくたい)」,隨著大會的召開,天皇與皇后都全國走透透,每個縣都有天皇的足跡,這個巡迴性儀式具有象徵性的整合作用,他是這樣解釋給我聽的。

接著,到了戰後天皇制比較穩定的時候,開始進行所謂的「巡幸(じゅんこう)」這種具有高度政治象徵的行為,巡幸這一件事情是有其重要政治意義的。後來我發現,東宮行啓台灣,是戰前日本殖民帝國最高位的天皇制的政治象徵(皇太子),唯一到過殖民地的例子,我覺得應該有研究的意義。

具體應該怎麼分析?大概每星期到他的辦公室去討論一次,史料展示的這種場面或那個場面應該如何解釋等等……。然後我就發現了其中幾個日本國家官僚讓皇太子巡遊台灣的儀式裡面,可以有哪幾種合理的分析論述,這你記得比我淸楚(笑)。那個時候我覺得這種知識交流眞的很愉快美好。

:關於「東宮行啓」,我還要說一下其中所謂的「狀況的脈絡」。我認為這個部分應該是你當年與春山明哲合作那本書《日本植民地主義の政治的展開1895-1934 :その統治體制と台灣の民族運動》的延長。當年春山明哲研究了原敬「內地延長主義」的成立,你則是加上了在此日本殖民統治新展開之後的台灣人請願運動。

那本書的年代設定雖然是一八九五至一九三四年,但春山所執筆的統治體制其實只談到一九一九年原敬「內地延長主義」的確立,你所執筆的台灣人民族運動則談的是一九二○到一九三四年。你利用「東宮行啓」的這個「狀況的脈絡」將原敬「內地延長主義」下台灣統治體制的變革(其實也就是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的改革),做出了梳理。

你認為經過田健治郎在「內地延長主義」的原則之下進行的制度改革大致完成時,日本天皇(之代理人東宮攝政)來台灣視察(行啓),就政治意義上來說就是一種「權威的捺印」,用白話文來說就是驗收認可。我認為這是很具有洞見性而又有修辭學意義的解讀,上課時總是特別提出來講。另外,你在說明國民黨的改革時也曾經用過一個「向前方的逃走」的形容解讀,我也總是將它引申來說明原敬在殖民地統治受到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的衝擊後祭出「內地延長主義」,說這也是「向前方的逃走」。台灣的歷史學總是缺乏這種「文采」。

若林:我自己也沒有在「東宮行啓」的這個題目上接下去做。(笑)

突然想起來,關於那一篇論文的內容,曾有一個機會用英文發表,那時候有一個英國到京都研究的英國學者就說,從你的論文可以知道日本的殖民主義沒什麼像樣的、帶有系統性的意識形態,但是它可以用儀式來統治,我記得他這樣評論。

:你早期提出的那個「土著地主資產階級」分析概念,後來有沒有修正呢?

或許有人會對於「資產階級」有意見,但我想你所要強調的應該是台灣人當中以土地資產為基礎的那些名望家吧。如果我們將「資產階級」這樣的詞彙拿掉,改而使用我們社會中原來就有的詞彙,例如「名望家」、「士紳」,或者另一種說法「菁英(elite)」, 應該就沒有什麼可以爭議的了。

我們以前自然會將研究的焦點放在最高層的菁英, 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勢必要逐漸進入次一級的菁英,也就是英文的local elites,日文也有「地方名望家」,中文則有時說「士紳」,日本時代則有「地方紳士」的稱法。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裡,丸山眞男對於像福澤諭吉這種日本第一級思想家的研究固然非常重要,但色川大吉(いろかわ だいきち)對於地方性知識人的研究卻更讓人理解實際的日本社會,再進一步則是如安丸良夫(やすまる よしお)那種對於通俗道德的研究,對於我們理解什麼是日本、什麼是日本社會,有更深刻而實際的貢獻。

日本學者對於日本史的研究,可以提供我們不少參考。例如,鹿野政直(かの まさなお)對於在野學者的研究、大石嘉一郎(おおいし かいちろう)對於地方名望家與地方自治、地方政治之關係的研究,幾乎都可以直接給台灣史研究做參考。我認為「土著地主資產階級」這個詞彙即使不一定要直接援用,但對於地方層級士紳的研究(還可以擧出對於台中中學校創設運動的研究),則非常値得繼承下去。

駒込武對於草屯洪姓望族的研究,甚至藤井康子對於地方士紳們爭取設立學校的研究,都可以說是在這種問題提起的延長線上做出來的好例子。

台灣方面,也有人對於地方士紳作過研究,例如,我的學生楊永彬、王興安也有類似的研究,但是總讓人覺得問題意識不夠明確,而且沒有繼續下去,很可惜。當然, 這些研究需要有地方層級的資料,例如最近台灣研究者很注意的地方士紳之日記、回憶錄等,或是比較積極地利用總督府檔案。

若林:現在總督府的檔案都可以看了嗎?

:都可以看了。甚至掃描後的數位檔也都上網了,用起來很方便。

若林:所以實證研究來驗證我的假說是否成立這種作業已經有史料上的角度可以做了?方法上談問題比較很容易,只是實證作業做起來很辛苦。

:現在問題是所謂的「土著地主資產階級」這個詞彙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小修正?要不然,你所提出的問題是怎麼逃都逃不掉的重要課題。

若林:它並不是一個階級的概念,是一種台灣社會的上層階級跟國家的關係如何改變的一種假說。所以這個名詞不太好,我知道(笑)……

:我想你之所以會使用那個名詞,也有日本整個學術界氣氛的時代背景吧。而且,「土著地主資產階級」翻譯成英文就是「landed bourgeoisie」,英語世界也會有一些比較性的意義……

若林:不過我提出這個概念,是帶有歷史動態改變的一種階段性的關聯分析在裡面, landed bourgeoisie 好像還不夠。所以希望能有年輕人出來改變這用語。

:《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全新增補版)收錄的那篇討論台灣政治史該怎麼做的文章,提出一些框架,例如交換仲介、規訓懲罰之類的機制,解釋架構很漂亮。可是,台灣史學界後來也沒有在那基礎上繼續做實證研究,甚至對你的解釋架構做出討論或修正。

若林:那篇文章也是有限制的,那篇有稍微提到參與和包攝來控制的機制之類的分析,那時候我的念頭裡面包括一九三五年所謂的地方「半自治」制度的開始,當時已經出現了吳文星老師所說的那種社會領導階層的世代交替。明顯的世代交替出現後,慢慢的進行,受教育的人那麼多,能夠跟日本人用日語進行議論的人越來越多。過去的控制辦法開始行不通了,所以當局他們應該在準備另外一層系統去控制,以便維持他們的控制或加強他們的控制能力。不過,這只是理論上說的,沒有自己發展具體的歷史分析(笑)。

:那一篇是你一九九五年在台灣訪問的期間發表的,是嗎?

若林:是代你上課的時候吧。(註:若林一九九五年來中研院社會所進行研究,並在台大歷史系開課,同時間吳密察剛好去日本,兩人的指導學生因此展開共同ゼミ交流。)

:對,我在那一次研討會發表〈「歷史」的出現〉,那篇文章是我在東京豐島區圖書館寫成的(笑),所以應該就是我在日本、你在台灣的那一段時間,我們彼此異地而為的。

:你的這些歷史研究所提出的問題,沒有被積極地發展下去,我認為跟台灣史學界的生態和潮流有關。我們這個世代的研究者當年之所以會選擇研究台灣史,基本上還是多少會想追問國家啦、社會啦這樣的「大問題」。現在呢,用我的說法,就是大家淨是喜歡研究些吃、喝、玩、樂(笑)的題目,我們剛才說的那些傳統主題就比較少人研究了。現在大家熱衷的主題,當然也有它的重要性,而且有它湧現的時代背景。「國家」、「民族」、「政治」、「經濟」、「思想」這種傳統被重視的主題,至少已經有了一些累積,而且有時也不免「太沈重」了。

當已經到了「飽食」的時代,社會的民主化、自由化也已經有一些基礎之後,大家不免想要了解我們目前的這種生活型態是如何發展出來的。不過,這種「生活史」應該要在更大的政治、經濟、社會、時代的脈絡中討論,否則就容易淪於瑣細化、碎片化。我留學的一九八○年代,日本史學界也有這種「社會史」風潮,但是他們很快便警戒到這種危機。當時,西洋中古史的阿部謹也、日本中世史的網野善彥不但是引領風潮的學者,他們的書也都是暢銷書,但他們都有更重要的問題在後面支撐著。

若林:據我所知,有一位日本年輕學者從事探索從淸末到日治初期國家與社會關係如何演變的研究,他動用了很多台灣總督府檔案來論證這個過程。他的論文完成發表後,或許再有一個突破口,可以重新檢視我自己的假說吧。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台灣對話錄1989-2020》,玉山社出版
作者:若林正丈、吳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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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台灣研究的知識風景變貌
若林正丈、吳密察兩位學者歷經30年的再次對話,
開啟台灣研究面向過去、展望未來的窗口。

1989年「自立晚報出版部」出版的《台灣對話錄》一書中,吳密察、若林正丈兩位年輕學者從個人與學術、世代與時代的角度,暢談在中國的旅行、觀察關於台灣人身分、台灣史研究的開端與發展等話題,為80年代逐漸蓬勃的台灣社會、台灣研究留下重要的紀錄。

30年之後,若林正丈與吳密察已是這個研究領域中最重要的學者,在這次的對談中,他們除了回顧台灣研究30年來的發展,也針對日本學界的台灣研究、台日兩地的研究交流,暢談他們的研究經歷與展望。

本書特色

  • 收錄絕版多年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89年版《台灣對話錄》的對談內容,紀錄兩位學者三十年前對於日本及中國有關台灣史研究的討論與期許,以及對於開放初期中國社會的觀察。
  • 新版談話除了延續舊版對談的關懷,也對台灣史料的開發以及歷史解釋的探索持續進行,並且提到了當代日本台灣研究的建制化,以及台灣研究多年來的發展與變化。
  • 除了他們個人的研究經驗,兩位學者也談到1990年代到2004年間的交流經驗,如何培育出年輕的台灣史研究人才,並邀請五位曾參與其中的研究學者回顧這段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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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玉山社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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