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國勇被無理批評事件簿——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

袁國勇教授和三位港大教授日前在《明報》撰文，建議政府應先採用兩款中國科企有份研發的疫苗，受到不少批評。有人質疑他連番變換立場，亦有人指責他替質素成疑的國產疫苗背書。但細閱其文，便會發覺專家組的用意在於解惑，就像進行一次公共醫療的普及教育——第一、二段開宗明義，勾勒出這場抗疫戰爭的鳥瞰圖與前景，然後集中分析三種疫苗的生產原理、效用、副作用和風險等等。心水清者會看得出，袁教授等人對各種快速製成的疫苗抱有疑慮——例如文中這一句：「本港預先採購的3款疫苗中，有兩款所應用的科技平台乃新技術，從未在大型疫苗接種計劃使用。」

與其說跪低，或者玩語言遊戲，讓各界人士各取所需，不如說專家組一片苦心，結合各種主、客觀的條件和限制，以開誠布公的態度教化群眾，讓市民的知情權獲充分保障，再自行作出最合適的選擇。謹小慎微者會等到科興發表第三期臨床研究結果再作打算，愛國人士就會接受專家組意見，率先接種，以身作則。袁教授四人的進言，其實是權衡一籃子因素後所做的最佳政治示範。

然而，批評袁教授的人，不限於普羅大眾。自言擁有最純正芝加哥學派血統的經濟學者徐家健日前撰文，引用他口中哈佛傳染病學系教授米納的研究，多番質疑袁教授——黃國棟博士及後寫文回應，剖析徐的錯漏，指他連傳染病學 （Infectious Disease） 和流行病學（Epidemiology）也搞錯。徐教授曾經抛他芝大老師莫里根（Casey Mulligan）的分析出來，說明令經濟停擺的抗疫措施不明智。黃博士則指，過了大半年，隨著事態已完全改變，他們的結論「再也沒有Eternal Validity」。「徐君是犯了訴諸權威（Argumentum Ad Verecundiam）和錯誤假設（False Premise）的謬誤。」徐君，就是黃博士筆下的徐家健教授。

黃博士有幾點批評，值得讀者留意：

一、徐教授沒計算出不會令疫情失控的隱形播毒者數目，隨便作出使用快速抗原測試結果的政策建議，並不合理，是很魯莽的；

二、測試的目的是避免播毒，得益的主要是他人而不是測試者，為測試者提供了不誠實的誘因，也就是經濟學家常說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問題。徐教授沒處理不誠實的誘因問題；

三、徐教授完全忽略了那可能多達十多萬個的假陽性人士，他做經濟分析來制定抗疫政策，只顧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的相關數字，但漏了計算醫療系統崩潰的種種後果。

作為新一代意見領䄂，徐教授有責任對黃博士的批評提出有力的反駁，否則便認錯。皆因徐對袁教授的權威意見，對關乎全港市民安危的抗疫政策作出根本性質疑，如果這種質疑不成立，又不澄清，便等於讓錯誤的見解繼續散播開去，害人害物。當然，筆者無意視袁教授為聖人，不是說不能批評他，但要公允和合理。像徐質疑袁教授的考慮，純粹出於醫學角度，便犯上想當然的毛病。黃博士的分析，其實客觀上說明了一件事：醫務人員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出發，並非沒有考慮政治經濟因素。在他們的思量當中，涵蓋的因素，比很多自以為是的經濟學者更全面，更周密。

徐教授的另一個大問題，是他的經濟學觀念太偏頗失實，只集中關注特定階層的利益，見樹不見林。面對凶惡疫情，如真的關心市民飯碗，想減低社會為抗疫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並非只有放寬限聚令一途。其他可能性有，立法規定減租，要業主承擔合乎比例的社會抗疫成本，使小商戶經營壓力下降，更有條件與員工共渡時艱；又或開徵富豪稅，把額外收入用來救助深受疫情打擊的行業和打工仔女，乘機縮減貧富懸殊。為甚麼芝加哥學派的「國師」不提出這些建議讓政府和公眾考慮？是因為不符合徐教授口中的經濟定律，抑或開口閉口的所謂定律，只是一套有理論色彩、但與現實大有距離的恐嚇言辭，借學術光環包裝成科學真理，專為裙帶資本主義中的大商家服務？

文章獲授權轉載，原題目為「袁國勇被無理批評事件簿－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二十五)」，題目與內文由編輯稍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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