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對稱》小說選摘:如果綁匪把人質放前座,就是不在乎他是遜尼派還是什葉派

《非對稱》小說選摘:如果綁匪把人質放前座,就是不在乎他是遜尼派還是什葉派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跟隨著小說的文字,我們會發現書中的人物,其實就是我們自身的寫照。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樣的矛盾、不平等隨處可見,親情、愛情、金錢、權力、文化,小至人際關係的來往,大至國與國之間的角力,可以說正是「非對稱」構築了我們的世界。

文:麗莎・哈利迪(Lisa Halliday)

我和父母抵達巴格達的那天,巴格達省長阿里.哈達里(Ali al-Haidari)和他的六名保鏢遭到暗殺,我的樂觀情緒沉了下去,我也更加感受到北部和南部的分歧:後者更政治化。不過這樣說也可以:巴格達是首都,北部的局勢穩定許多,而且就庫德人來說,選舉結果已成定局。在蘇萊曼尼亞,除了我哥哥、他的司機、扎荷拉和她的親戚以外,我自然是一個人也不認識,而在巴格達,我和我的父母環繞在眾多親戚中,他們對政治很感興題變成:他們為什麼這麼混蛋? 他們是不是從頭到尾都在計畫這種事?他們真的可能如此無能嗎? 還有:即使他們不喜歡憲法,他們也會讓我們治理自己的國家嗎?

大伯有個朋友得知我是美國人,提醒我,你們都能上月球了,我們知道,如果你們真的願意,你們能夠解決目前的情況。但是,我確實願意,不是嗎?還是我只是想讓別人去解決呢?一個星期前,我又重新拿起筆努力寫日記——說來很矛盾,是和哥哥那無用的談話給了我鼓舞。(沒錯,新年新希望。)

但是,在接下來的一星期,每當我在巴格達坐下來寫日記時,總會想起《紅與黑》(The Red and the Black)裡的一幕:敘事者宣布,作者想用整整一頁的圓點代替一場政治對話,因為在富有想像力的作品中,政治如同音樂會中的一聲槍響,槍聲震耳欲聾,卻沒有傳遞能量,和其他樂器的聲音不協調(作者的編輯警告說,這種作法缺乏風度,這麼輕佻的一段文章缺乏風度,會造成致命傷,如果你的人物不談政治,那就不是一八三○年的法國,你的書也不是你假想它是的那面鏡子……)。

唉,我也想把二○○五年一月在巴格達的每一場政治對話換成一整頁的圓點,但如果這麼做,最後會得到一本盡是圓點的鼴鼠皮經典筆記本。總之,我的家人、他們的朋友和我都不是一部充滿想像力的作品的人物;我們是現實中的人,承受現實生活的考驗,在現實生活中,政治不只像是音樂會上的一聲槍響,有時,它們就是音樂會上的一聲槍響,讓人在談論政治時更覺得急迫。

我的親戚用央求的口吻向我述說巴格達的昔日情景,好像我在戰況室有個人專線,有專用資源,可能聲援他們。他們告訴我,就在不久前的七○年代,這裡還像是今日的伊斯坦堡:遊客商旅熙熙攘攘,中東地區蒸蒸日上,而這裡是一個蓬勃發展的國際大都市。在和伊朗打仗以前,在薩達姆獨裁以前,在制裁、「伊拉克自由行動」及現況以前,他們的國家也是一個有文化、教育和商業的美麗國家,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看它,成為它的一部份。

如今呢?阿馬爾,我們家門外的這種混亂、這種瘋狂,你看到了嗎?到了晚上,我銘記著圓點的不足,仔細研究祖父從他在政府部門時代保留下來的書籍、照片和書信,這些資料也生動描繪出了一個與我放膽踏出家門所見景象截然不同的巴格達——現在,巴格達是一個你一分鐘也不能忘記政治的地方,遑論是用餐、讀詩或做愛的時候。

沒有什麼運作,沒有什麼美麗,在美國,即使是最不快樂的時刻,也有支持我的秩序和安全,而在這裡,秩序和安全似乎也是另一個世界的奇妙奢侈品。巴格達——借用《如果這是一個人》(If This Is a Man)裡的一句話——是對美的否定。

我們在伊拉克的最後一日,我、父親和大伯扎伊德去看他的孫子,大約十點回來時,發現我們有個訪客。祖母沖了一些咖啡,我們六人,包括我的母親和扎伊德,坐在屋前的花園和聊天。和大多數談話一樣,這場談話也有沉寂的時候,每一回沉寂下來,我們的客人就用一句「總會過去的」來打破沉寂。這句話像一種緊張的抽搐,在我們的面前重複了大約五、六次。總會過去的,總會過去的。有一次說完後,那人抬起頭,看到我臉上疑惑的表情。

他說:「我的意思是,不會永遠這樣下去,對吧?」在這種情況,在被解放的巴格達,這種心態被視為樂觀主義:一種隱約病態的觀念,相信情態不可能無限期這麼可怕地發展下去。其實,我覺得很不好受,頹喪的情緒逐漸影響了我,此外,一種格外難受的內疚也逐漸蔓延:一個習慣思考未來的美國人,正在倒數與父母登機返家之日的內疚。但是,扎伊德向我保證,並非人人都是宿命論者,政治活動分子比去年更聰明、更老練,去年的他們也比前一年更聰明、更老練。

他們看到了等待幾十年的機會,正在努力趕緊利用這些機會。他們在思考未來的同時,也記取過去的錯誤。他們的政治對手選擇了暴力而非競爭,這表示民眾如果確實去投票,他們會贏得勝利、制定憲法,他們不可能會輸,除非被動了手腳——一個不能說不重要的先決條件。如果選舉確實自由公平,美國人不會滿意結果,但是假設沒有被動手腳,在憲法頒布後,事情只會變得更加困難。

我看起來是被說服了,至少可能會改變想法,因為當我的父母和我把行李搬上車,回到祖母的車道上道別時,扎伊德把我拉到一旁,問我願不願意考慮一份在綠區的工作。他的朋友被任命為政府在聯合國的聯絡人,負責一個剛剛起步的經濟計畫,該聯絡人希望找到一個可以信任的人,負責追蹤該計畫的技術部份,同時在各方協商過程中提供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