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綱中的中國與東亞史》:從元、明、清歷史看「中國」的三重困境

《課綱中的中國與東亞史》:從元、明、清歷史看「中國」的三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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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是一個特別的「國家」,它又像傳統帝國,又像現代國家,歐洲的近代的「民族國家」概念,可能在中國並不太適用,而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家」,它的現實困境,又需要從歷史中去理解。

文: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研究領域是東亞與中國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

【解釋「中國」的困境:從近世歷史看中國之「內」與「外」】

(前略)

三、元、明、清:從歷史看「中國」的三重困境

假如中國就這樣,順著這個路數轉變過來,可能現在中國就不是這個樣子了,前面一開始我說的那些麻煩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可能就不太一樣了。可是,歷史學家雖然常常愛想「假如歷史怎樣怎樣」,但是,歷史學家卻最不能輕易地說「假如歷史怎樣怎樣」。以前,我的老朋友,復旦的周振鶴先生很早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假如齊國統一中國」,他想呀,如果不是西邊兒的秦國而是東邊兒的齊國最終掃平六國,混一天下,中國是不是會變個模樣呢?這可不好說。

我今天也是這樣,一開始我說,假如——我說的只是「假如」——宋代歷史一貫而下,沒有後來的蒙元、滿清的領土擴張,也許今天我們對於「民族」、「疆域」、「宗教」、「國家」、「認同」的緊張和焦慮,可能都不一樣了。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設想這個「假如」,因為中國宋代以後的歷史,很有些詭異,它和歐洲不一樣呀。

宋代以後,這個漢民族的國家初具雛形之後,「中國」卻遭遇了巨大變化,這個巨大變化又帶來了更多麻煩,蒙元與滿清,兩次異族統治,造成跨越性的大帝國,中間的明代,又偏偏遇到大航海時代的西潮東來,這樣,從元到明,中國就被拖到一個更大的國際環境中,遭遇到極為特別的三重困境,這使得「中國」作為國家,一直到現在都無法解決「內」與「外」的承認與認同困境,而這些困境又構成現代中國的問題,我認為,這些問題甚至還會延續到未來。

那麼,究竟是哪三重困境呢?

第一重困境,是宋代以後,經歷了蒙元時代,周邊國家(包括日本、朝鮮、安南)陸續出現「自國中心」傾向。在中國不再有漢唐時代的文化吸引力與輻射力以後,它們至少在文化上不再願意依附於中國,也不甘心於在政治上承認南蠻北狄西戎東夷環繞「中國」的狀況。

比如日本。儘管從隋唐以來就已經有了與中國對等的自覺意識,但真正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全面「自國中心意識」,恐怕是從蒙元時代(1274,1281)蒙古、江南、高麗聯軍兩次攻打日本,遭遇所謂「神風」而失敗之後才開始的。

蒙古一方面建立了橫跨歐亞的大帝國,把「中國」捲入「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它的統治和崩潰則刺激了各個民族和國家的獨立意識。研究日本史的原勝郎(京都大學教授)、研究中國史的內藤湖南(京都大學教授)認為,「蒙古襲來」或者叫「元寇」(文永之役、弘安之役)的這件事情很重要,因為從此日本便以「神國」自居,有意識地發展自我文化,形成所謂日本型「華夷秩序」,並不服中國中心的「華夷秩序」。

這一觀念在日本南北朝時代(1336-1392)一直延續,在南朝,由於後宇多天皇(1267-1324)、後醍醐天皇(1288-1339)通過復古以求革新,支持新禪宗和理學,北畠親房(1293-1354)撰寫了後世影響極大的《神皇正統記》,提升了日本的政治獨立意識和文化自覺意識,對於原本文化來源的中國漸漸不以為然,產生了分庭抗禮的心情。

明朝初年,懷良親王(1329-1383)給明太祖的信中就寫,「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你雖然很強大,但是「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但是你如果來犯,那麼,我們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們絕不會「跪塗而奉之」。日中之間,對等與對抗的意識已經很強了。儘管經歷了五六十年的南北朝之亂,但是進入室町時代(1338-1573)之後,足利義滿於1392年統一南北,在15世紀初年(建文3年,1401),正好是建文和永樂爭鬥的時候,曾經試圖放低姿態,以稱臣納貢的方式,進入大明的朝貢圈,但是,大多數時候,足利、豐臣、德川三個武家政權,都是不認同中國中心的朝貢體制的。

再比如朝鮮。蒙元帝國曾經統治高麗,但是,正是在蒙元入侵的時候,高麗的民族認同意識卻開始興起,開始構造自己的歷史系譜和歷史象徵,日本有名的朝鮮史學者今西龍寫了一篇《檀君考》,就指出取代箕子的朝鮮始祖神檀君,原本並不是朝鮮民族全體的始祖神話,只是平壤一代有關當地仙人王儉的傳說和那裡祭祀用的薩滿儀式,正是蒙元入侵的危機時候,為了鼓舞、動員、認同,才逐漸變成全民族的始祖神的。

到蒙元解體之後,東亞各國陸續發生變化,李成桂建立的李朝取代高麗,雖然仍然留在大明朝貢圈裡面,顯然在文化上也有著愈來愈強的自立傾向。經過蒙元的統治時期,他們也愈來愈覺得,中國未必總是真理在握,也未必是文化正統,相反,他們覺得,自己的儒學更加純正,所以他們比中國還要嚴厲地推行「崇儒抑佛」政策,也通過國家力量推動社會上的道德倫理嚴厲化,像世宗16年(1434)以後官方頒布《三綱行實圖》,就影響深遠地推行著「忠(臣)孝(子)烈(女)」。

中國對朝鮮不是沒有警惕,明太祖在洪武25年(1392),曾經警告過朝鮮使臣不要搞獨立王國,說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日頭那裡起,那裡落,天下只是一個日頭,慢不得日頭」。但是,政治上的俯首承認,並不等於文化上的甘心稱臣,洪武26年(1393),李朝太祖就對左右說,明太祖以為自己「兵甲眾多,政刑嚴峻,遂有天下」,但是他「殺戮過當,元勳碩輔,多不保全」,反而總是來責備我們朝鮮,「誅求無厭」,現在又來加上罪名,要來打我,真像是在恐嚇小孩子。

顯然對大明已經很反感了,只是考慮到大小懸殊,才不得不裝作臣服的樣子,所以別人問他怎麼辦的時候,他就說了一句「吾且卑辭謹事之耳」。實際上,李朝朝鮮不僅政治上自有立場,文化上逐漸也開始了自我中心主義的歷程,有趣的是,他們用來支撐文化自信的,恰恰是中國的朱子之學。

再看另一個周邊國家安南。從蒙元時代起就不認同蒙古王朝,無論是宋代還是元代,都沒有真正征服過它,先是元憲宗蒙哥在宋理宗寶祐5年(1257),征服雲南之後,試圖從安南廣西夾攻南宋,派了兀良合台出征安南,可是失利,只好互相妥協,此後,在元世祖忽必烈的至元年間,陳朝又三次(1282,1284,1287)打敗了蒙元軍隊,到了元成宗時代(1294),只好互相商定,「三年一貢」,但是,實際上「其後難有聘使往來,而冊封之禮,終元不復行」(潘輝注語),安南國王陳日烜曾經自封「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而且還有自己的年號,叫作「紹隆」,與元朝分庭抗禮。

到了大明王朝,其實也是一樣,明朝承認他們「限山隔海,天造地設」,雖然永樂皇帝也曾經想把安南「郡縣化」(有點兒像改土歸流),但是並不成功,特別是1428年黎朝建立,再次打敗明朝軍隊,它的自國中心主義的傾向愈來愈厲害。

一般來說,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一旦統一,自我和自尊的意識就會很強。中國周邊的安南、朝鮮、日本逐漸形成了「自國意識」之後,便在政治上逐漸獨立,在文化上開始與中國分庭抗禮,這就出現了跟漢、唐、宋時代的「東亞」很不一樣的「國際格局」,這使得建立在「天下觀念」與「禮儀秩序」上的中國中心的國際秩序發生改變,也迫使中國逐漸接受這種變化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版圖。——這是來自周邊的第一重挑戰,即蒙元時代以後,中國「周邊」發生了變化。

如果今天的中國仍然沉湎在過去那種「天朝」、「上國」、「朝貢」的想像和意識裡面,它很難處理與它周邊這些國家的關係,可能引起種種有關領土的衝突。

第二重困境,是明代中期西洋人東來之後形成的。1488年葡萄牙人迪亞士(Bartolomeu Dias,約1450-1500) 抵達好望角,1492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在西班牙支持下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Vasco da Gama,1460-1524)到達印度,1521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1480-1521)環遊世界,到達菲律賓,揭開了大航海的大幕,也開始了早期全球化的時代。

在明武宗正德11年(1516) 一個葡萄牙人別斯特羅(Rafael Perestrello)隨船來到中國,揭開西洋東進的序幕,大量傳教士來到東亞,帶來了天主教信仰和近代歐洲科學。大明帝國這個重新以漢族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國家,從此被拖入了一個更大的世界秩序中,中國歷史也被整編進了全球歷史之中,中國文化也面臨著歐洲文明的挑戰。不僅僅是政治領域的「禮儀之爭」,或者信仰世界的「上帝之爭」,以及世俗生活中的拜祖宗問題的爭論,其實,對於「天」和「地」,對於「君」和「臣」,對於「道」和「器」、甚至對於「五行」和「四行(四大)」的理解,都成為不可調和的矛盾,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可是這個「天」一旦變了,「道」是不是要變呢?

這種「早期全球化」的歷史趨勢,在此後愈演愈烈,一直到晚清,西方人以「堅船利炮」打進來,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這使得「天下」逐漸變為「國際」,以前跟中國沒有太多交集關係的、巨大的地理世界、歷史世界和文化世界出現了,那麼,到底誰的制度適應這個時代?誰的價值能夠支配這個世界?誰的秩序能夠統馭這個國際?「中體西用」還是「西體中用」?——這是中國面臨的第二重困境,那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文化和秩序的挑戰。

如果今天的中國始終固守朝貢體制的心態,總是覺得不願意在思想文化上接受「他者」,那麼,和新的世界秩序、新的價值觀念會發生衝突。

第三重困境,則是大清帝國版圖擴大而逐漸形成的內部問題,這是最最麻煩的事情。前面說到,宋代中國,已經逐漸收縮,但是中國歷史進程一波三折,蒙古人建立的大帝國,又把原來在中國中心區域逐漸形成的漢族國家改形移位了。蒙古在中國建立「元帝國」,也把原來宋代收縮的時候劃出去的地方,又收回來了,《元史.地理志》就說到,「嶺北、遼陽與甘肅、四川、雲南、湖廣之邊,唐所謂羈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賦役之,比於內地」。

其中,最明顯的是雲南,宋代已經是「外國」的雲南,蒙元時代又成為中國。正如1934-1936年間,陶雲逵對雲南麼些族進行調查,他撰寫的〈關於麼些之名稱分佈與遷移〉就指出,「唐初迄宋末,雲南土族,在地方上握有實際政權,漢官實等於虛設,一切均是羈縻性質。至元世祖平滇,土族勢力始漸漸消滅。元於開闢雲南功績最大,沒有他這一陣狂風,雲南到現在是否屬於中國,實是個問題」。這話反過來說,就是在元代以後,當地土族勢力的消退,使得這個邊地與異族都納入了大中國。

可是,很多人都注意到,雖然雲南在明朝中國仍然留在中國版圖之內,但是明朝的疆域又回到了本土十五省(見《四夷圖》),那個時候的人承認,「酒泉」就是「中國絕域重地」,「嘉峪關外即非我所有」了。在這個主要是漢族的疆域中,族群與地區問題並不很突出。但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樣了:

一,滿清入關之前,天命9年,後金降服蒙古科爾沁部,天聰9年(1635),滅蒙古察哈爾部,成立蒙古八旗;崇德7年(1642),又成立漢軍八旗,應該說,進關之前的後金,已經是滿、蒙、漢的混合帝國了。

順治元年(1644)滿族入關建立大清王朝,康熙22年(1683)施琅為大將軍,收復澎湖、台灣,清帝國占有了全部明朝版圖; 「中國」由明代漢族為主的中國,變成了兼有整個蒙、滿、漢,遠遠超過明朝的大帝國。

二,康熙27年(1688),漠北的喀爾喀蒙古三部(土謝圖汗部、車臣汗部、札薩克汗部),由於準噶爾的入侵而歸降清朝。29年(1690),康熙皇帝親征準噶爾。當時準噶爾占有西部(今新疆、西藏、青海、川南、甘肅西部、內蒙古西北部)。康熙35年(1696),打敗準噶爾,其領袖噶爾丹自殺。從此,整個內外蒙古、青海等地區歸入版圖。

三,最終,在乾隆22年(1757)進入伊犁,24年(1759)清朝軍隊進入喀什噶爾(新疆喀什)和葉爾羌(新疆莎車),最終平定準噶爾及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爾,有了新疆(回部),中國更成為合滿、漢、蒙、回為一體的超級大帝國;有人就說,1759年這一年就是中國版圖的最大化年頭。

四,從明朝開始到雍正時代基本實現的「改土歸流」,西南的苗、彝由原來的土司土官治理變成國家控制下的州、府、縣、廳,這時中國變成了滿、蒙、漢、回、苗諸族的共同帝國。

五,西藏地區由於宗教緣故,一直與蒙古關係密切,在元朝就是這樣了(如八思巴為帝師,創蒙古文字),明朝雖然並不能占有西藏,但宗教往來也很多,如宗喀巴由西寧入藏創黃教。近年來,卓鴻澤對明朝皇室中的藏密影響的研究,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清朝有滿洲、蒙古,後來又有回部,所以與西藏的關係就更密。

那個時候,黃教統一了蒙古和西藏,但政治上,卻是蒙古統一了青海西藏,從順治到乾隆,冊封班禪(順治4年即1647年冊封班禪為金剛上師)、達賴(順治9年即1652年達賴赴北京朝見,受冊封),雍正6年(1728),清朝在西藏設置「駐藏辦事大臣衙門」。為了班禪、達賴的覲見,清朝在承德建立藏密寺院(仿照扎布倫寺建外八廟)。到了乾隆57年(1792),打敗廓爾喀(尼泊爾)入侵,大清朝廷制定《藏內善後章程》,派福康安到西藏,確定金瓶掣籤制度,中國更成為「五族(滿蒙回藏漢)」或者「六族(滿蒙回藏漢苗)」的國家。

嘉慶25年(1820),清朝重修《一統志》,當時的大清帝國,已經包括了27 個區域,除了原來所謂內地十八省之外,還包括盛京三將軍(盛京即奉天將軍、吉林﹝初為寧古塔﹞將軍、黑龍江將軍)、蒙、藏、準、回等,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簡單的民族(漢)和國家(中國)重疊。

雖然一個東到庫頁島,西到新疆疏勒,北到烏梁海和外興安嶺,南至海南島這樣一個龐大帝國很值得自豪,可是,隨之產生的內部認同問題卻很嚴重,在清代後期,也曾經試圖改變原本的政策,強化統一國家,如1880年代新疆建省,1900年禁止滿洲移民東三省,1907年建立東三省,甚至探索過西藏是否可以建省,也曾派員巡視各省。光緒年間也提出要實行新政,建立「主權國家」,但是,龐大的統一國家、多元的民族文化和複雜的認同問題,卻同時延續下來。

1911年辛亥革命,帝制中國改為共和國制國家,雖然革命派像章太炎、孫中山、陳天華等等一開始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種民族革命的口號來動員民眾,但是,這個原本以「排滿」恢復漢族政權開始的革命,最後卻因為誰也不能承擔「分割國土」的罪名,不得不妥協並接受保守派如梁啟超、康有為等關於國族的主張,承認清帝「遜位詔書」中希冀的「五族共和」。

但是,接受了大清帝國遺產的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同樣繼承了大清帝國隱含的龐雜的族群與地區問題,即滿蒙漢回藏苗怎樣才能有一個國家的共識和文化的認同。——這構成了「中國」的第三重困境,即如何處理內部各個族群對於國家認同的困境。

如果中國始終不自覺地以漢族為中心,則無法處理內部的族群問題,更何況很多族群問題,既涉及宗教信仰,又涉及域外民族。

前些年,許倬雲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余英時講座」上演講,後來出版了一本書,叫作《我者與他者——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非常精彩也非常清晰,他說到,宋代已經是「列國體制下的中國」。不過,宋代以後的中國,這個「我」和「他」、「內」和「外」實在是很難區分,彼此糾纏,弄出很多很多的麻煩來。

由於現代中國繼承的是蒙元以來逐漸變動的周邊關係、明代以來的國際環境,清朝最後達成的內部複雜的民族國家,所以,我在2011年出版的《宅茲中國》一書裡強調,「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移動的『中國』」,如果中國仍然停留在天朝想像中,那麼,它仍將面臨內部、周邊、外部的三重複雜的歷史問題。

就這個意義,「中國」是一個特別的「國家」,它又像傳統帝國,又像現代國家,歐洲的近代的「民族國家」概念,可能在中國並不太適用,而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家」,它的現實困境,又需要從歷史中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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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課綱中的中國與東亞史:從國家社會、人群交流到邁向現代的歷程》,台灣商務出版

作者:葛兆光、馬場公彥、王明珂、梁其姿、林冠群、陳國棟、呂實強、陳豐祥、王汎森、張玉法、呂芳上、藍適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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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台灣商務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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