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的起源（上）》：中國體制裡，軍人的社會地位為何如此低下？

由於戰爭是中國國家形成的重要因素，文人為何能那麼牢牢掌控政治，也就是該釐清的重要課題。

原因之一，與軍事等級體系的建制化程度低於文官等級體系的建制化有關。太尉一職和前、後、左、右諸軍的將領，理論上位階都高於九卿，但這些職位往往空著。它們主要被視為虛銜，而非具有軍事實權的職位，常由不具軍事背景者出任。

這時候，軍隊還未專業化，皇帝派任的官員在軍、文職間輕鬆遊走，且被認為不管出任軍職還是文職都能勝任。王朝伊始，內戰結束，出任軍職往往意味著要被派到遠離文明的西域或荒涼邊塞駐守。雄心勃勃、仕途看好者不想走這樣的路。

但這些因素只引來一個疑問，即在中國體制裡，軍人的社會地位為何如此低？細加探究，那有可能是規範性的觀念使然：在征伐兼併劇烈的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真正的政治權威繫於受教育與能讀書識字，而非繫於能征善戰的觀念。

想登上大位的軍人發覺，若想讓自己的命令得到遵從，自己就得披上儒家的外衣，若想讓自己兒子繼承大位，就得要兒子接受博學鴻儒的教導。如果你無法據此接受筆勝於劍的看法，就該思索以下事實：文人權威能順利控制軍隊，最終都倚賴在正當權威方面的規範性觀念。

美國軍方若想奪取總統的權力，隔天就可奪走。未這麼做，反映了絕大部分軍官無意推翻《美國憲法》，如果他們有這企圖，絕大部分受他們指揮的士兵都不會遵命。

漢初，中國各方都有心建立強大、統一的中央政府，以免重蹈東周混亂、戰爭的覆轍，全國的地方菁英則想盡可能保住自己的權力和特權，兩者利益的獲致平衡，構成漢初均勢的基礎。秦始皇想把建制平衡往強大中央集權國家的方向推，但推得太遠太過火。

這樣的中央集權國家，專制霸道，不只不在乎家產制菁英的利益，也不在乎拿在地領主的暴政換取國家暴政的一般農民的利益。

漢朝把這平衡點往回移，以照顧到被秦朝視為眼中釘的那些王族、貴族的利益，同時致力於慢慢削弱他們的勢力。漢朝以暗暗摻雜了法家原則的儒家思想，重新賦予自己正當性。西漢所創建的國家之所以穩定，乃是因為它建立在妥協上。

但它也比秦朝弱勢得多，從未想與境內殘存的孤立貴族勢力正面衝突。但此新均勢管用。除了攝政王莽（西元前四五至後二三年）稱帝，建立短命「新朝」，短暫打斷漢朝國祚，漢朝從西元前二○二年綿延到西元二二○年，存世超過四百年。這是了不起的政治成就，但令人遺憾的，也是不可能永遠維持的成就。

相關書摘 ▶《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天主教會奪回主教任命權，替世俗國家的興起打下基礎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 ：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全新修訂校對版）》，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譯者：黃中憲、林錦慧
審定者：陳思賢、陳榮彬

• momo網路書店
• Readmoo讀墨電子書
•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沒有優質國家國家，
就沒有優質民主！

2020年讓全球措手不及。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導致的肺炎疫情意外爆發，不僅考驗各國政府如何保護國民健康、維繫經濟活動，更加速國際政治情勢的變化，疫情能否獲得控制仍在未定之天，世界秩序已然大洗牌。如今重讀政治思想家法蘭西斯・福山於2014年寫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彷彿置身於政治預言之中。

法蘭西斯・福山師承杭亭頓（Samual P. Huntington），希望能藉由這套《政治秩序的起源》，補足其政治思想因時代衍生的落差。但他的做法並非接續杭亭頓的著作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分析，而選擇從人類史前開始，自人類的靈長目祖先黑猩猩談起。

法蘭西斯・福山認為現代國家要實施民主並不難，真正困難的是建立有能力為人民服務，並且保障人民安全的合法現代國家。《政治秩序的起源》分成上下兩卷，其理論基礎在於，現代成功的自由民主，來自三大政治體制：國家、政治、可問責的政府。

Photo Credit: 時報文化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