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天主教會奪回主教任命權,替世俗國家的興起打下基礎

《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天主教會奪回主教任命權,替世俗國家的興起打下基礎
Photo Credit:John Foxe@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敘任權爭議在幾個方面影響了後來歐洲的發展。首先,它使天主教會得以演化為現代、等級森嚴、官僚制、受法律指導的建制,而這個建制,誠如法律史學家哈羅德・伯曼(Harold Berman)所主張的,成為日後世俗國家建造者效法的典範。

文: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教會成為國家

天主教會在歐洲境內法治的建立上扮演多關鍵的角色;主教敘任權衝突和其影響;教會本身如何取得類似國家的特色;世俗統治領域的出現;當今的法治受到這些發展多大的影響。

在歐洲大部分國家境內,教會的確擁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土地,從而賦予教會豐厚的收入、自治權來源。但由於政治權威掌控教會聖職的任命,教會的實質獨立地位受到限制。教會土地常被視為只是國王之聖職任命權的另一個來源而已。

統治者常任命自己親人當主教,而由於主教、神父可結婚生子,他們常被捲入所居住轄區的家族政治、宮廷政治。教會土地成為可傳給主教下一代的可繼承財產。教會官員也出任多種政治職務,加深宗教權威與政治權威間的關聯。教會本身因此是個前現代的的家產制組織。

天主教會宣告獨立

天主教會宣告獨立於政治權威之外一事,發生於十一世紀晚期,領導者是後來成為教宗格列高里七世(西元一○七三至一○八五年在位)的修士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

教宗派內希爾德布蘭德的團體,包括彼得・達米亞尼(Peter Damiani)、樞機主教渾貝特(Cardinal Humbert)、教宗帕斯夏二世(Paschal II),主張凡是基督徒,包括所有政治權威,都應受教宗管轄,主張教宗有權罷黜皇帝。他主張只有教會有權敘任主教,世俗權威無此權力。

這發生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三世(Henry III)正密謀控制教權的時刻。他為接受教宗加冕而抵達羅馬之後,一舉廢掉三位互鬥的教宗,挑了他所中意者當新教宗。

但在希爾德布蘭德眼中,教會若不改革自己,不可能獨立於政治權威之外,與之分庭抗禮,而最重要的改革乃是限制神父、主教娶妻生子。他抨擊當時所盛行,使聖職可買賣且可轉為可繼承財產的買賣聖職制度和神父、主教納妾制度。

希爾德布蘭德一派發動宣傳小冊戰爭,呼籲基督徒勿從已婚神父或納妾神父手上領取聖餐,且抨擊教會收錢授與聖職的行為。當上教宗(格列高里七世)後,他使神父、主教終身不婚成為教會信條,逼已婚神父在為教會盡義務和為家庭盡義務之間做出選擇。這挑戰了根深蒂固的神父、主教習性,在教會內部引爆一場規模龐大且往往訴諸暴力的鬥爭。

教宗格列高里的目標,乃是藉由攻擊家產制的根源(主教、神父娶妻生子的資格),終結教會內的腐敗和尋租行為。他這麼做背後的考量,和促使中國人、拜占庭人倚賴宦官,或促使奧圖曼人抓人充軍,將他們拆離原生家庭的考量一模一樣:如果讓人在忠於國家和忠於自己家庭之間做選擇,大部分人基於生物性會選擇後者。因此,減少貪腐的最直接方法,就是根本禁止官員結婚成家。

這個改革自然遭到既有主教的反對,教宗格列高里知道,除非把主教敘任權拿在手上,而非交給皇帝,他打不贏這場仗。在一○七五年的某個教宗宣言中,他撤銷國王罷黜主教、任命聖職人員的權利。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的回應,乃是致函格列高里,要「你這個可惡的傢伙,滾下來,滾下來!」試圖將他拉下教宗寶座。

格列高里將亨利四世開除教籍,作為回應。有許多日耳曼諸侯和一些主教支持教宗,迫使亨利四世於一○七七年來到格列高里位於卡諾薩(Canossa)的寓所請罪。他在冰天雪地中赤腳等了三天,終於得到教宗赦罪。

某些歷史事件是個人所觸發,若不談到他們個人的道德特質,無法充分解釋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主教敘任權衝突就是這樣的事件。格列高里個性剛硬,自視甚高,曾被教宗派裡他的某個同志稱做「我神聖的撒旦」。他類似四百年後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對教會改革和教會在社會裡的角色有恢宏的理想。他不屈服於威嚇,樂見其與皇帝的衝突升高為真刀真槍的戰爭。

但光是從個人意志的角度切入此重大衝突,無法盡詮。天主教會能崛起成為獨立自主的政治行動者,受惠於一個重要的客觀條件,即當時歐洲各地的世俗統治者普遍力量薄弱。拜占庭的東正教會和其後繼者俄羅斯東正教會,除了繼續接受它們棲身所在的帝國監護,別無選擇。

相對的,西方的教會坐落於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義大利半島上。最鄰近該半島的國家,乃是北方同樣四分五裂的日耳曼諸國,神聖羅馬帝國雖統一日耳曼諸國,卻是有名無實的統一。法國十一世紀時的統一程度也只稍好一點,且在這時刻,無力對教會內政治進行決定性的干涉。因此,這時期天主教教會雖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卻可輕易挑動周遭政治實體互鬥,從中得利。

亨利四世在卡諾薩接受教宗的權威,卻不承認教宗有權任命主教,繼續駁回格列高里的要求。接著,亨利四世宣布廢黜格列高里,立他中意的人選克雷芒三世(Clement III)為教宗,與他互別苗頭,接著占領羅馬。格列高里求助於南義大利的諾曼人國王,諾曼人的確趕走亨利四世,卻也洗劫了羅馬,使羅馬人民對他們心懷怨恨。格列高里不得不和他的諾曼盟友一起退到南方,一○八五年在南義的薩萊諾(Salerno)抑鬱而終。

敘任權衝突又持續超過一個世代,格列高里之後的幾位教宗再度開除亨利四世教籍,也開除他兒子亨利五世(Henry V)的教籍,皇帝則廢黜幾位教宗,立他所中意的人選為教宗,與羅馬打對臺。直到一一二二年沃爾姆斯宗教協定(Concordat ofWorms)出爐,敘任權之爭才落幕。在這協定中,皇帝大體上放棄主教敘任權,教會則承認皇帝在多種世俗事務上的權威。

敘任權爭議在幾個方面影響了後來歐洲的發展。首先,它使天主教會得以演化為現代、等級森嚴、官僚制、受法律指導的建制,而這個建制,誠如法律史學家哈羅德・伯曼(Harold Berman)所主張的,成為日後世俗國家建造者效法的典範。

獨立自主是撒繆爾・杭亭頓評估建制發展的標準之一,組織若不能掌控自己官員的任命權,就不可能獨立自主。這就是為什麼敘任權爭議如此重要的原因。沃爾姆斯宗教協定之後,統領教會等級體系的教宗,一時之間成為該體系無可爭議的最高行政官員,能在樞機主教團提供意見下任意任免主教。

教會洗心革面,革除舊弊。神父、主教終身不婚,斷絕了以家產制心態將聖職肥缺授與親人、後代的誘惑,在聖職的出售方面建立了新的道德風氣。教會也能以什一稅的方式自行收稅,而由於神父、主教不再捲入在地的氏族政治,教會能更自主處置自己的財政資源。教會具備了真正國家的許多特色,有時調集軍隊出征,宣告對一塊面積雖小但疆界明確的土地具直接管轄權。

教會捲入世俗事務的現象,當然未隨著敘任權衝突的結束而落幕。世俗統治者仍想操縱羅馬教廷,想扶植自己中意的人當教宗,例如十四世紀的亞維儂(Avignon)教宗。隨著時日推移,新的濫權枉法情事出現,也從而為宗教改革的興起鋪好道路。但從其變通、複雜、自主、整合的角度來看,天主教會的建制化程度,已遠遠超過其他任何世界性宗教的領導集團。

敘任權衝突的第二個重大影響,乃是使精神領域、世俗領域判然兩分,從而為現代世俗國家的興起鋪好道路。如前面指出的,此分離隱伏在基督教裡,一時還未外顯。沃爾姆斯宗教協定,以一種從未見於東正教會和穆斯林地區的方式,決定性地結束西方基督教會史裡的政教合一時期。

格列高里的改革,宣稱教會權力高於一切,所有精神事務、世俗事務,包括廢黜國王、皇帝的權利,都歸教會管轄。這位教宗實質上在宣稱,他擁有和印度婆羅門一開始所擁有的那種權威。

但事實上,經過一場漫長的政治、軍事鬥爭,教會不得不妥協。教會劃出一塊範圍明確、可讓它確切無疑掌控的精神領域,藉此承認世俗統治者有權利在他們自己的領域裡行使權力。此分工為接下來世俗國家的興起打下了基礎。

最後,敘任權衝突影響了法律和法治在歐洲的發展。法律體系因教會欲藉由擬出一部有系統的教會法規,來賦予自己正當性而誕生,法治則因教會創造出一個自成一體、充分建制化的精神權威領域而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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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 :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全新修訂校對版)》,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譯者:黃中憲、林錦慧
審定者:陳思賢、陳榮彬

沒有優質國家國家,
就沒有優質民主!

2020年讓全球措手不及。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導致的肺炎疫情意外爆發,不僅考驗各國政府如何保護國民健康、維繫經濟活動,更加速國際政治情勢的變化,疫情能否獲得控制仍在未定之天,世界秩序已然大洗牌。如今重讀政治思想家法蘭西斯・福山於2014年寫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彷彿置身於政治預言之中。

法蘭西斯・福山師承杭亭頓(Samual P. Huntington),希望能藉由這套《政治秩序的起源》,補足其政治思想因時代衍生的落差。但他的做法並非接續杭亭頓的著作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分析,而選擇從人類史前開始,自人類的靈長目祖先黑猩猩談起。

法蘭西斯・福山認為現代國家要實施民主並不難,真正困難的是建立有能力為人民服務,並且保障人民安全的合法現代國家。《政治秩序的起源》分成上下兩卷,其理論基礎在於,現代成功的自由民主,來自三大政治體制:國家、政治、可問責的政府。

政治秩序的起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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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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