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在民論:理念和挑戰》:黃色經濟圈、勞資與馬克思

《主權在民論:理念和挑戰》:黃色經濟圈、勞資與馬克思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同樣反對中共對香港的粗暴干涉,爭取香港民主化,但同時在經濟關係上,彼此的利益仍可能會互相衝突。這不是純粹個別僱主的良知問題,而是涉及一些更加根本的權力和利益問題。

階級對立

在任何地方,不平等都是革命的起源——亞里士多德

「沒有財產的地方,就不會發生不正義」,就像歐基里德證明一樣確定的命題。——洛克

「黃色經濟圈」於二零一九年反送中運動中孕育出來,成為一種運動的新型態。當中的起源和發展,訴說著主權在民更複雜細緻的面向。

事實上,許多人誤以為顏色經濟圈的覺醒始於反送中運動,其實不然。早在幾年前,民間已經開始注意到「紅色經濟圈」的存在。譬如聯合出版集團,從書店業、出版到發行的環節,均壟斷了香港相關的文化出版市場。早於二零一五年,《壹週刊》已經率先發現聯合出版集團由一間大陸空殼公司「廣東新文化事業發展」近乎全資擁有,而這間空殼公司背後就是中聯辦;曾出任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的文宏武,之後也獲委任為香港中聯辦秘書長至今。同年英國《衛報》也揭發聯合出版作為一間「紅底企業」,並非純粹的商業操作,而是帶有諸多政治任務,包括篩選政治敏感的書目、擠壓獨立書店的生存空間等等。所以民間早有杯葛的聲音,甚至在二零一八年時,已經有市民自發在書展向三中商(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示威。

與反送中運動的經濟抗爭面向更直接有關的,則是美心集團太子女伍淑清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出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例會發表言論,支持港府修訂《逃犯條例》,並認為自六月起爆發的反送中運動只是「一小撮示威者的意見,並不能代表七百五十萬香港人」,同時為警察的高壓行動辯護,認為「世界各地的警察均有使用催淚彈及橡膠子彈,並非香港獨有」。不久後,伍淑清獲選為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的年度十大感動人物。此外,美心西餅也改變指引,列明「自訂賀詞禁止使用任何粗言穢語或不雅用語。對任何個人、公司、團體或國家作出帶中傷、辱罵、歧視、攻擊、仇恨、侮辱、誹謗、猥褻、粗言穢語、淫穢、反感、欺詐、威脅、虛假或誤導性的字句,本公司保留一切權利而不作另行通知。」因此,蛋糕上不能自訂賀詞,如「光時」等抗爭字句。民間對此反應激烈,針對美心集團旗下的眾多食肆商舖進行滋擾和名為「裝修」的破壞行動,被波及的企業包括潮庭、翠園、北京樓、星巴克、Simplylife及COVA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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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Mark Schiefelbein / AP Photo / 達志影像

黃色經濟圈由此而生,一方面透過和平合法的生產消費活動幫助同路人,作為街頭抗爭以外的其他戰線,壯大和堅實擁有相近價值觀的抗爭者,使得抗爭能在生活的不同面向點燃。同時,黃色經濟圈也是對紅色資本的實質傷害,通過破壞滋擾或杯葛,對抗貌似中性的經濟支配,以突顯經濟層面的政治角力。

黃色經濟圈也不是一帆風順,在「去大台」的社會運動下,要準確判別「黃色企業或商舖」並謀求共識已非容易,而且黃色經濟圈也會出現勞資糾紛。例如「黃店」膳心小館在二零二零年八月爆出醜聞,員工被即時解僱後不獲發代通知金,事後卻在該員工的薪金結算表上寫上「辭職」而非「被解僱」,涉嫌違反勞工權益。這引來圈內人的諸多反思:原來即使彼此的政治立場相近,同樣反對中共對香港的粗暴干涉,爭取香港民主化,但同時在經濟關係上,彼此的利益仍可能會互相衝突。這不是純粹個別僱主的良知問題,而是涉及一些更加根本的權力和利益問題。

同時,政治抗爭運動一同帶來的,還有一股工運的新氣象。畢竟,相對於街頭抗爭需要面對武力懸殊的肉身對抗,以及之後嚴峻的政治檢控,三罷(罷工、罷課、罷市)對政權和既得利益階層的影響更直接,同時卻更安全。因此,自一九年六月以來,民間發動過多次三罷,一九年下半年的勞工處職工會工會登記數字也比去年同期急增十二倍,從醫護、廣告界到公務員工會也相繼出現。有些社會學者稱之為「新工會運動」。中大社會學系教授陳敬慈也指出,「一般香港市民由對工運無甚認識,至今日著手成立工會,對發動罷工達基本共識,轉變甚大⋯⋯如果反威權運動以工運方式延續,現時以政治議題、本土集體身分驅動的運動,必須與經濟議題及工人階級身分結合;而鬥爭的對手亦不再限於政權本身,而是與政權利益共同的整個資產階級」。

從黃色經濟圈的磨合和勞資衝突,到社運和工運的結連和張力,均可視為對主權在民的人民共同利益想像的質疑。因為在過去自由主義的思想預設中,人民作為政治法律秩序下的沉睡主權者,其利益會由代議民主的三權政治架構所保障。可是,打從十九世紀伊始崛起的左翼看來,這種人民同質性的框架忽視了當中的階級衝突。對於他們而言,人民至少可分成兩大類——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現代的代議民主制度所保障的,實非所有人的利益,而是少數擁有大量資產的既得利益階級,並透過民主憲政來確立和強化其統治秩序,而大多數身處無產階級的人,其追求的法律平等、普世價值、民主自由,儘管能使舊世界王權封建的政治剝削支配走向消亡,但終究無法使他們在這資本主義政經秩序的壓迫得到真正的解放。若然人民的主權自主,不只是成為被老闆奴役的受薪員工,在資本累積的世界落得貧無立錐之地,那麼左翼的思想家便得重新反省主權在民中的種種預設,揭開背後利益關係,使得主權在民所應許的自主和解放,得到真正的實踐意義。

壹、馬克思論階級對立

假若在現代,主權在民的「民」指涉的不只是抽象理想的公民,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辛勞工作、在勞資關係中備受壓迫和剝削的工人,那麼在政治經濟上如何體現主權的自主性,從支配關係中解放呢?這是馬克思或恩格斯年輕時已經念茲在茲的問題。盧梭對不平等帶來災難性後果的關注,在馬、恩的著作中承繼著並進一步深化。如區龍宇所言,他們通過揉合階級分析於民主派左翼思想,試圖尋索一個新的社會載體,使得民主憲政得到更大的制約力。因此左翼的政治經濟分析跟古典民主派的主權在民論並非徹底割裂的兩個政治傳統,反而前者的出現是要徹底克服政治經濟上的不平等,使得人民得以真正自主和自由,而不會淪為既得利益階層以人民之名謀取私利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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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John Jabez Edwin Mayall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馬克思

早在二十多歲的青年時代,馬克思已經不斷書寫攻擊自由主義的政治思想對政治平權過分重視,忽視更加根本的解放面向。當時他所面對的思想對手之一,便是同代的青年黑格爾學派友人鮑威爾(Bruno Bauer 1809-1882)。例如在《論猶太人問題》(Zur Judenfrage)一書,馬克思認為自由主義一直念茲在茲的普世人權,其實說到底便是公民的政治權利,也就是一個自利之人的自由。

這公民作為自利者,是把自己從社群和人類切割開去,這是權利(recht)所賦予的孤獨空間,也便是黑格爾所講的絕對權利作為最低層的自由。例如財產權便是對個人財產的絕對控制權,我如何使用我的財產完全是我的自由,其他人只會成為潛在地干預我自由的威脅,而財產權則是確保我能免除這些危險,所以,「財產權意味著那些資源是跟社會割裂,跟其他人割裂,那是自私的權利」。這自私性的強化,使得公民沒有從個人的異化中解放出來,反而遠離了人作為人類的「類存在」(Gattungswesen, species-being)。在憲政民主的平等權利下,每個權利擁有者(right-bearer)都只是孤島。

當然,馬克思並不認為政治解放推倒皇權和封建制度並沒有任何價值;相反,全因為大革命的貢獻,「舊世界的主權和國家對人民的異化才得以推倒」,公民的政治解放(political emancipation)才得以實現。只是馬克思說,這解放並不足夠導致人類的解放(human emancipation)。人類的解放,意味著人在政治經濟的支配中解放出來,實現真正的自由自主,而政治解放只是其中一步,把人民從封建主的政治支配中釋放出來,但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中,人仍然受到老闆或資產階級的奴役,經濟上的不自由使得政治的平等權利成為空話,絕大多數人民仍未能真正擁有政治權力,或曰政治解放的歷史進程,只是讓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理人取代舊日的王室和封建領主,成為新的既得利益階層,大多數無產階級仍然無法分享到實質政治的自主性。

然而由私有財產制產生出來的無產階級,不同於同樣被異化的資產階級,因著他們在制度中被剝削和壓迫,歷史的辯證將會由他們推動,透過革命推倒資本主義秩序的壓迫,也一併令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經濟關係消失。這正是馬克思版本的主人奴隸辯證(master-slave dialectic):資產階級的存在有賴於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卻不需要資產階級的存在。

然而,假定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資本主義世界是不是一瞬間變成共產主義世界呢?當然不是,馬克思也不如此天真地覺得革命可以一蹴而就。在一八五二年寫給普魯士記者兼馬克思主義追隨者魏德邁(Joseph Weydemeyer 1818-1866)的信中,他便提到關於現代社會的階級衝突,早有無數歷史學家研究過,認為「自己最大的貢獻,在於證明以下幾點:一、階級的存在,是對應著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生產關係;二、階級鬥爭必然會走向無產階級專政;三、專政本身只會作為過渡。」但顯然馬克思並無在無產階級專政或共產世界多花筆墨描述,這或許是恩格斯所稱為「科學性的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以便跟前人如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聖西門(Henri de Saint- Simon 1760-1825)或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的空想式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區別開。

(下略)

相關書摘:《主權在民論:理念和挑戰》:香港抗爭者政治思想多源自盧梭這「邪惡的天才」?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主權在民論:理念和挑戰》,蜂鳥出版

作者:李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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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蜂鳥出版

內容簡介

當我們說「主權在民」時,我們說的其實是甚麼?
香港站在歷史關頭,我們應如何再去思索對主權的追求?
梳理歐洲思想史的相關理論重構、分析當代面對的重要挑戰,
重新思考「主權在民」,尋求解放政治想像的可能。

「主權在民」的民主理念歷史悠久,而在香港反送中浪潮,其中一個核心思想正是「主權在民」。這次浪潮和以往的⺠主運動不同的是,抗爭陣營開始重新想像政治主權————但當我們說「主權」時,我們說的其實是甚麼?「民」所指的又是誰?

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政治系博士生李宇森,針對主權在⺠論的理念部分,以一古一今的兩位哲人————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及德國法學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的主權在⺠論作主軸,分析他們的見解;同時重點處理兩個在當代極為重要、也跟主權在⺠論直接相關的論爭維度————階級利益和⺠族主義。透過一古一今、兩個維度互相對話,希望重新否想以下的問題。

  • 主權跟政府有甚麼不同?
  • 主權在民跟自由平等的政治價值有甚麼關係?
  • 主權在民跟民主制度和代表性有甚麼關係?
  • 為何人民擁有主權?
  • 主權在民是否等於人民整體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標?
  • 主權在民是否等於民族主義?

民主進程從來沒有一成不變的藍圖,「主權在民」也應是一個充滿未知和可能的開放式詰問。透過梳理歷史、批判傳統對主權在⺠的一些既定預設或想像,或許我們會獲得更多政治構想的可能。

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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