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的象徵》：佛教「功德」觀最吸引人的就是——不僅可以福蔭子孫，也可護庇王朝

文：柯嘉豪（John Kieschnick）

功德觀念與中國佛寺

很多中國的佛寺是由饒富資財之人捐獻給僧眾的宅邸改造而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何中國的佛寺以中式建築風格為主。因為其中的主要建築原為民宅，因此也就不可能徹底改建成風格迥異的印度式佛寺。很顯然，只有富有之人才有能力把整座宅邸捐贈給僧眾，而要維持一座佛寺，常常必須捐贈大片耕地。

再讀《洛陽伽藍記》中的記載，不難發現因觸動心懷而做出類似規模捐贈的人士。據這本六世紀的著作記載，有時候太監、各部署高官、不明身分的「異域人士」、將軍、貴族、皇帝，甚至在一例中是兩名富裕的屠戶，都曾捨宅為寺。雖然很多時候作者並沒有羅列他們捐獻的理由，但凡有記載，十之八九都與功德有關。秦太上君寺為六世紀初宣武靈皇后所建，「為母追福，因以名焉」。還有一些寺院，則是為皇帝和皇子的先考追福而建的。

上文提到有一佛寺為屠戶捐建，這個例子說明修寺院的功德除了能為先人追福，也可減輕自己造孽帶來的報應。據記載，一位叫劉胡的人和他的三個兄弟都是禮部尚書的長隨並從事商業屠宰，一日他們聽到即將被宰殺的豬以人聲乞命，兄弟四人為求「闔家人入道」，捨宅為歸覺寺。另外一則軼事說有婦人梁氏，夫死不治喪而嫁。其夫亡靈現身斥責，婦人惶懼並捨宅為寺。

要查考這些軼事的真實性已不可能。劉姓屠戶是否真的為減輕殺生罪孽而建寺，是否真有梁氏婦人為安撫先夫的魂靈而捨宅為寺，還是這些故事是佛寺傳說不斷被炮製的產物？一切均不可考。但是，這樣的軼事至少讓我們看到向寺院饋贈房舍與田地，被視作改變自己命運的有力武器，無論自身或親眷過去造了多大罪孽，皆可以金錢償付。

在後來的朝代裡，皇帝及皇族人員繼續為追福亡人而建造大型寺院。唐太宗為亡母建寺並將功德回向給母親是一個引人矚目的例子。據說太宗自稱弱年失怙，未能事親，如今只有「庶憑景福，上資冥祐。」唐朝另一位極為熱衷捐建佛寺的皇帝是唐德宗。據說他最初是因為三位宰相的諫言而對佛教發生興趣，這三位官員同為虔誠的佛教徒，為修廟事宜殫精竭慮。一次德宗問：「佛言報應，果為有無？」三人奏言：

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

從以上兩位唐代皇帝生平中截取的例子，很好地凸顯出佛教功德觀念中最吸引人的一個層面，即功德觀念不只包含可以把功德回向給特定個人，同時也包含了提供廣泛的庇護；不僅可以福蔭子孫，也可護庇王朝。除了帝王，沒有人能捐建占地面積廣闊的佛寺―特別是有的佛寺規模浩大，院舍鱗次櫛比，可容納成百上千的僧眾。直至宋朝，仍有關於人們「為積冥福」而捨宅建寺的記載。不過，更常見的還是地方精英階層捐建佛寺的情況，而後所有成員都會因其貢獻而獲得功德。

修葺或重建破敗的寺院也可以積累功德。至少有一位宋代的作者認為維修一座舊寺可以獲得非同一般的功德，並在經卷中為自己的觀點找到依據；但是一般而言，供養人似乎並不認為捐建新寺與維修舊寺兩者之間存在任何差別。但是，拋開功德不談，建造一座嶄新的寺院總是比修補一座破廟更振奮人心。與大規模重建寺院的做法互為表裡，這種價值觀形成中國佛寺受忽視―被破壞―又被重建的普遍模式。

在中國，真正的古寺極其罕見，因為佛寺常因意外火災，偶爾也會由於政府迫害而破壞殆盡。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是，僧人常常寧願任由寺院逐漸敗落至無可收拾的地步，然後發大願心去募集款項再從頭建起，也不願平時盡心盡力加以維護和整修。每當重建佛寺或主要的修繕工作竣工，當地官員或文人就會託人重新撰寫寺志，詳細記述該工程的情況並附上施主之名。其後寺志會被勒於石碑之上，立於寺中供人瞻仰。在地方志、名家文集和碑帖錄中，我們能發現成千上萬條此類紀錄，它們既提供大量與佛寺歷史有關的資料，也呈現出當時施主的捐獻心態。

虔誠的施主為積福德而捐建佛寺的例子，很容易被大量效仿。隨著佛教功德觀念深入人心，寺院遍及龐大帝國的每個角落，佛寺志也不時描繪出一幅佛教大獲全勝之景。一位宋代作家如此寫道：「自佛法入中國，而海內山水之勝率為浮屠氏有之。」他認為向寺院捐獻財物的盛行，部分原因在於僧眾的信譽，「浮屠氏之徒，其用財也，一髮不欺，以為欺則有報也。」而其他人多將佛寺的興盛歸因於功德觀念深入廣泛的傳播，而非僧眾的信譽，因為「大則車金輦玉，總是善緣；小則披草抽氊，無非勝果。」

還有人警告，只有慈善才是治癒貪心的良藥。「故當世導師必破人愛欲之萌而起人喜捨之意，使人皆知『情田』、『福田』之說而內自得焉。」憑藉建寺，佛教之福田被深耕密種，僧眾和施主俱可從中獲益。不過，雖然大多數虔誠信徒仍舊繼續宣講功德教義，並不斷頌揚樂善好施的人將會坐收福報，但是也有人對這種與物質聯繫過於密切、並常被教條式運用的教義表示疑慮。

功德觀念的抨擊者

七六七年，唐代一位頗有權勢的太監將自己的一處產業捐為寺院，「以資章敬太后冥福」，章太后即代宗皇帝之母。代宗隨後也同意拆掉幾座宮中的房子以便給新寺提供建材。一位名叫高郢的耿直官員聞訊大怒，立刻上書勸諫：「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元寧以百姓為本。舍人就寺，何福之為！」在另一道奏摺中，高郢提及「古之明王」，即佛教傳入中國以前的古代明君，講述他們「積善以致福」的德政，並於文末結語批評代宗之支持建寺，稱「以此望福，臣恐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