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的起源(下)》:中國是一個從未發展出「真正法治」的世界文明

《政治秩序的起源(下)》:中國是一個從未發展出「真正法治」的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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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從來不曾出現過一個超出人類世俗經驗的宗教,也從不認為法律有神性的淵源,法律被認為是一種人為的工具,政府只是用它來行使權威與維護公共秩序。這意味著中國就像日本,是依法而治,而不是法治。

文: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中國邁向法治的奮鬥

為什麼中國的政府比法律先出現;依法而治的中國王朝;現代中國立憲的開始;毛澤東與沒有法律的政權;在當代中國重新建立以法律為基礎的行為體系。

中國在二十世紀初的混亂與落後,讓西方人認為中國社會一直是混亂而貧窮的。但是西方人看到的只是一個陌生與衰敗的王朝,並沒反映出過去歷代曾有的強盛。

中國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崛起,比較能反映出年輕而有活力的王朝的能耐。在這個混亂的局勢中,中國的中央政府以及中國傳統的集權統治都沒消失。雖然在二十世紀初期中斷了一陣子,但是王朝時代的中國,和今天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政體之間仍有很強的延續性。

因此就像現在,中國政治的問題從來不是如何集中與部署國家權力,而是如何透過法律與民主問責去約束國家權力。日本已經在一九四○年代晚期完成政府、法治與問責之間的平衡,但在中國只達成部分的成就。

在毛澤東期間,實際上並沒有所謂的法律,整個國家其實是個獨裁專制的君主統治。一九七八年鄧小平開始改革以來,中國才開始慢慢朝向更有法律的政治制度前進。但是法治還談不上穩固,而中國政權的永續性也高度取決於法治是否成為二十一世紀政治發展的主軸。

中國法律的本質

中國是一個從未發展出真正法治的世界文明。在古代的以色列、西方的基督教國家、穆斯林世界與印度,法律源自於超出人類世俗經驗的宗教,並且是由一群科層式的宗教學者與法官來詮釋與執行。維護法律的人都是一群和政治權威不同的社會團體,例如猶太法官、婆羅門、天主教神父與主教、穆斯林的烏里瑪。

所以,法律/宗教體系與政治體系制度上的區隔,以及法律體系和政治體系各自是團結還是分裂的程度,會影響法律能約束獨裁統治者權力的程度。這種區隔在西歐是最顯著的,十一世紀末發生敘任權衝突之後,天主教教會得以指派自己的神父與主教。因此,歐洲的法治在現代政府形成很久之前就完備了,但是法律對政府的權力設限,在中國卻是前所未聞的事。

中國從來不曾出現過一個超出人類世俗經驗的宗教,也從不認為法律有神性的淵源,法律被認為是一種人為的工具,政府只是用它來行使權威與維護公共秩序。這意味著中國就像日本,是依法而治,而不是法治。法律並未限制或束縛統治者本人,他才是終極的法律來源。即使法律可以公平執行,也不是因為公民擁有任何天賦人權。

法律比較像是仁慈的統治者所賜與的禮物。公平執法只是良好公共秩序的條件,產權與私法並未著墨太多,例如合約、侵權,或其他不牽涉到政府的民間關係議題,也是這個原因。這和西方的共同法(習慣法)與羅馬民法傳統形成極大的反差。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非常敵視法律的觀念。儒家認為,規範人們生活的基準應該是道德,不應該是正式的成文法律。這個觀念以「禮」的教化或正確的道德行為為核心,並強調透過教育與良好的教養達成教化。儒家認為,依賴成文法律或「法」的規定是有害處的,因為正式的法律太明確也太具普遍性,但在特定案例上無法產生好的結果。

所以,儒家的道德規範在實際應用時會高度依據條件與環境,當事人的關係與地位、某件事情的具體事實,以及不可能事先得知或具體說明的情形,都會高度影響調解或裁決結果的好壞。好結果不是因為適用公平的法律,而是來自能權衡當地環境的賢人或上位者。因此,在這種制度的最頂端擁有一位良君,是這個制度能妥善運作的條件。

古代中國的法家觀點和儒家差異極大,他們非常支持成文的法律。儒家把人性看成本質上是良善的,也是可以教化的;但法家認為人性自私,也容易脫序,規範人的行為不能靠道德,而必須靠嚴厲的外在誘因,特別是對違法行為要處以極為嚴酷的處罰。

以某位歷史學家的話來說,法家認為政府必須「對全部的人公告法律,並從上到下公平適用,不管他的關係或階級,」並且,「法律是政府穩定的基礎,因為法律是固定的,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是衡量個人行為的有用工具。」相反的,「以禮為基礎的政府就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禮是不成文的,且不具普遍性,會受到主觀武斷解釋的影響。」

從很多角度來看,法家比較接近現代西方對法律的理解:具有普遍性,且事先清楚說明,也很公平,還有人類的行為主要是由誘因而不是道德規範決定。如果說,西方的傳統是想透過法律來約束政府的自主性,中國的傳統則是想透過更彈性的道德制度,來極大化政府的自主性。

雖然西元前二世紀漢朝開始以後,法家學說就式微了,但是後來的中國政府一直都是儒家與法家的混合體。中國的主要法典是在漢、唐、明與清朝期間公布,內容大部分都是列出一系列對違法行為的罰則,明顯延續了法家的精神;但同時又根據儒家的精神,在適用法律時,也會根據環境而做出不同的處理結果。

比起西方,成文法規範中國社會行為的作用較小,因為很多糾紛的排解是根據家族、親屬或村民之間約定俗成的習慣(也就是不成文的原則),而不是透過法院制度的裁定。

在中國社會中,正式的訴訟是會遭到非議的;法官也不像以色列、中東、印度與歐洲一樣,並不是一個獨立、地位高尚的團體,只是另一群官僚而已,並沒有自己獨立的訓練制度與指導原則。在歐洲,中世紀的第一批文官是從律師中招募,律師在之後的歷史事件,例如法國大革命,也扮演核心的政治角色。

在中國,根本看不到這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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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全新修訂校對版)》,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譯者:林麗雪
審定者:陳思賢

未受到法治或可問責制度制衡的強勢現代國家,
只是造就出更為完美的暴政。

2020年讓全球措手不及。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導致的肺炎疫情意外爆發,不僅考驗各國政府如何保護國民健康、維繫經濟活動,更加速國際政治情勢的變化,疫情能否獲得控制仍在未定之天,世界秩序已然大洗牌。如今重讀政治思想家法蘭西斯.福山於2014年寫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彷彿置身於政治預言之中。

法蘭西斯.福山師承杭亭頓(Samual P. Huntington),希望能藉由這套《政治秩序的起源》,補足其政治思想因時代衍生的落差。但他的做法並非接續杭亭頓的著作從1970年代開始分析,而選擇從人類史前開始,自人類的靈長目祖先黑猩猩談起。

法蘭西斯.福山認為現代國家要實施民主並不難,真正困難的是建立有能力為人民服務,並且保障人民安全的合法現代國家。《政治秩序的起源》分成上下兩卷,其理論基礎在於,現代成功的自由民主,來自三大政治體制:國家、政治、可問責的政府。

政治秩序的起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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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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