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學運抗爭長跑:42名參與者被控「冒犯君主罪」,包括一名17歲學生

泰國學運抗爭長跑:42名參與者被控「冒犯君主罪」,包括一名17歲學生
2021年1月7日,曼谷警局前,被控《刑法》第112條「冒犯王室罪」的學生抗爭者,比出象徵反抗的三指手勢。Photo Credit:Reuters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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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共有42名異議人士面臨泰國《刑法》第112條「冒犯君主罪」,若成罪最高恐面臨15年刑期。當中包括一名17歲的學生,其辯護律師稱,這名學生是泰國政府大抓捕以來第二位被控此罪的未成年人。

自2020年7月爆發以來,泰國反政府運動仍在持續,政府對異議人士進行大抓捕,沈重的身心壓力讓許多青年抗爭者面臨精神疾病帶來的困擾。1月7日,民間律師團體指出,目前共有42名抗爭者面對最高刑期15年的「冒犯君主罪」,當中有一名17歲學生。

Khaosod》報導,1月7日,泰國人權律師團(Thai Lawyers for Human Rights)表示,有42名異議人士被控觸犯泰國《刑法》第112條「冒犯君主罪」(lese majeste),包括一位17歲的學生。

這名年輕學生自稱Thanakorn,最近剛註冊了公立藍康恒大學(Ramkhamhaeng University)的先修課程。Thanakorn在電話訪談中說,自己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父親是一名計程摩托車司機,父親很為他擔心。

Thanakorn以擔任收銀員的打工收入,支應自己的學費。不過,Thanakorn因為參與去年(2020年)7月以來爆發的反政府社會運動,而暫擱學業。

「我感受到莫大的壓力,但我必須持續戰鬥。」Thanakorn說,「只要我們敢站出來,我們就能夠處理所有直面而來的事物。」Thanakorn表示,1月11日,他將到曼谷聽審。

泰國人權律師團成員、Thanakorn的辯護律師Khumklao Songsomboon說,Thanakorn是自2020年11月泰國政府大抓捕以來,第二位被控冒犯君主罪的未成年人。

《刑法》第112條即冒犯君主罪,禁止任何對泰國國王、王后、攝政和王儲冒犯的評論,不過在實際判例上,這條法律經常被用以懲罰任何討論王室的人。違者最高將面臨15年刑期。

警方通知Thanakorn被控冒犯君主罪,卻未說明原因。不過,Thanakorn懷疑,可能是2020年12月6日他在一場呼籲王室改革的抗爭中所說的話。他說,「我不知道我是否有違法,不過冒犯君主罪是用來施壓抗爭的手段......冒犯君主罪已經變成鎮壓異議的工具。」

「目前並不清楚Thanakorn說了什麼。」Khumklao Songsomboon指出,「他目前仍在努力尋找紀錄他在抗爭現場發言的影片。」

路透社》報導,其中一名被控冒犯君主罪的學生抗爭者帕莎拉瓦莉(Patsaravalee Tanakitvibulpon),則是因為在去年10月在德國駐泰大使館前,呼籲德國調查泰王在德國的花費。帕莎拉瓦莉向記者表示,因為警方辦案程序延遲,在調查啟動前,他們尚可維持自由之身。

泰國政府大抓捕的時機,正好和民主派抗爭者擴大訴求的時間點一致。抗爭者要求解散軍政府,並調整泰王瑪哈·瓦吉拉隆功 (Maha Vajiralongkorn)所握有的權力。泰國總理帕拉育( Prayuth Chan-ocha,港譯「巴育」)曾說泰王要他不要動用《刑法》第112條,但在去年11月帕拉育卻改口稱,對於抗爭者,政府將用上任何法律。

泰國政府發言人Anucha Burapachaisri表示,抗爭者透過含有不實資訊的訴求「激起仇恨」。他補充,不只會使用《刑法》第112條,各相關確保和平秩序的法條,都會使用。「過去討論王室的行為只限於個人或小型研討會。」Anucha Burapachaisri說,「但現在規模越來越大,已非僅僅數人,而是數千人在社交媒體上討論。」

抗爭者的心理健康

曠日費時的抗爭長跑,不只陷入法律攻防的泥淖,也磨耗抗爭者的心靈。

根據泰國人權律師團統計,知名抗爭者被控的案件數量,學生領袖巴利(Parit Chiwarak)背著12條、人權律師阿農(Arnon Nampa)8條、宣讀《改革王室十點聲明》的學生領袖帕努莎雅(Panusaya Sithijirawattanakul)6條、學生領袖帕努蓬(Panupong Jadnok)5條。

Prachatai》報導,仍在進行的運動,已對抗爭者的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許多年輕社會運動者面臨被入罪的恐懼,但是他們能得到的心靈支持資源卻相當不足。在泰國,因為參與政治議題而有心理健康困擾的人,承受著社會汙名(stigma),這讓民主派抗爭者很難尋求協助。

關心女性權益、致力於消除性別偏見的組織Backyard Politics,亦關注抗爭者心理健康。成員Sattara Hattirat指出,很多社運者承受精神上的困擾,例如憂鬱、焦慮,「我想很多人污名化精神疾病,他們會認為患者很瘋狂。」

一名年輕學生抗爭者Kay,從運動發生以來無役不與。然而自去年10月以來,她因為心靈煎熬而開始休息,不再參加運動,也不在社群媒體上貼文。她進來被診斷出雙極性疾患(bipolar disorder)。

泰國許多父母不理解孩子為何參加社運,Kay是相對幸運的,她得到父母的支持。Kay建議抗爭者們適度休息,以維持能量,未來得以繼續堅持有益於泰國人民的事。

政治運動者Chonticha Jaeng-rew最早在2014年參加社運時,就開始為心理健康問題所苦。她目前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曾收過死亡威脅、騷擾,也被逮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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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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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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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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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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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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