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孟子「辨王霸」到賴和〈一桿稱仔〉,論政府該如何建立社會公信?

從孟子「辨王霸」到賴和〈一桿稱仔〉,論政府該如何建立社會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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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一個政府的公信還存在,不需警察強力威嚇,百姓自然會主動發自內心認同;反之,如果政府失去社會公信,甚至包庇警察胡作妄為,反抗作用力不是更大嗎?如同賴和小說描述的情境。

最近剛好在上「論孟選」這課,顧名思義是談《論語》和《孟子》的孔孟儒家思想。我明白很多人厭惡「過度保守」的腐儒、迂儒思維。我也是,但其實儒家孔孟人性論的關懷面是很好的。先前在《禮記.大同與小康》談過儒家孔子的理想社會,這次則聚焦《孟子.王道之始》來談人性關懷,並且對照日治台灣小說〈一桿稱仔〉來說明,其中有很多東西也是我在課堂上的詮釋。

何謂「仁」?即當你擁有多餘的力量、資源、能力時,你願意分享並幫助他人,抱持關懷憐憫弱勢的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不存有私心,以大眾為優先。以上個人詮釋沒有標準答案,但是孔子所在乎的「仁」,大致方向和大乘佛教的「利他」精神相似。孔子相較於孟子而言,孟子則更著重於「義」。

何謂「義」?其實就是「行義路」,更淺白說即是立基於仁心來「具體實踐」,就是「做」。做與不做的範圍界線又何在?這也沒有標準答案,只要你立基於「仁」並認為做了才「安心」,那就去做吧。答案不在他人,而在於自我內心。

前面談完「仁義之別」後,進而要深入談論孟子所謂的「王道」與「霸道」。

「王道」即是君王立基於「仁心」而為的政治,所以君王決策是為他人及百姓考量,不甚在乎個人權勢利益,也因為君王對他人有關懷憐憫之心,所以百姓會發自內心地認同並肯定他;反之,「霸道」作為的出發點都是「王道」的反面,更甭談君王內在懷有「仁心」。

然而站在孟子的主張,他認為君王應當「棄霸道」而「就王道」。舉例若要維持社會和諧穩定來看:「霸道」雖然能達到效果,但那是百姓因為害怕而「被動」服從不犯法;「王道」也能達到相同效果,因為百姓是發自內心認同而「主動」配合不犯法。但是因為社會公民教育和風氣需要時間養成,故而不被貪求速成利益的戰國時代君王所青睞,孟子學說在戰國時代才不受歡迎。

舉例秦朝始皇帝嬴政的時代,因為殘暴政治執掌下的治安雖然很好,人民不犯法卻只是因為害怕恐懼,但不是發自內心的道德自律,不得民心,故而秦朝十五年執政來去快速;日治台灣小說〈一桿稱仔〉所述亦是如此,百姓懼怕日本警察威嚇怒顏,表面治安很好卻不見得認同殖民政權。

在人性論上,孟子提倡「性善」,通常當我反問學生何謂「性善」?九成學生會直接回答「人性本善」,其實這不完全正確。前面提到孟子重視「義」多過於「仁」,也間接代表孟子比孔子更重視「具體實踐」,更重視「做」。

孟子「性善」即人先天具有「善的本質」,但這善質就像是一顆種籽,種籽需要持續不斷地施肥和澆水,才能開花結果;反之,種籽若是放著不理會它,十年百年過去仍舊只是種籽。同理,善質需要透過「實踐」才能彰顯善性,徒有善質而不作為是無意義的,如同大家都認同捐錢做公益是善事,但卻不見得每個人願意做,故而重點在「實踐」。

順道談論儒家荀子的「性惡」,這和「性善」是相對的概念,解釋也不能直接從「人性本惡」來詮釋。「性惡」指的是人從出生成長以來,會經歷不同人群、團體或生活圈,但也因為人性容易被他人壞習慣感染,故而荀子認為人在後天需要不斷學習,內心自然能判別好壞,進而人性不會被壞習慣汙濁,方能避免「性成惡」。例如學生都明白上課不能睡覺,但是當他發現其他人在睡覺時,大多數也會跟著一起睡,這是相同的道理。

回到一開始聚焦的孟子,孟子看似比孔子更強調「義的實踐」,但不代表孔子不重視,因為孔子曾說:「見義不為,無勇也。」兩者相較下會有如此差異,我想其一是孔子曾和道家老子學習過,其二是孟子好辯論的猛烈砲火下,態度積極作為又看似更突顯了吧。但無論如何,孔子與孟子都仍算是積極作為的一方,對於「義」的論述上也多傾向於利他或利眾的精神。

基於利他、利眾,我今天在課堂上隨機問了一位學生⋯⋯

我:「如果你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發生,你會不會挺身而出?」

學生:「不會,因為會讓自己惹禍上身。」

其實我覺得學生回答得很好,這個問題也沒有標準答案。所以我回覆他說:「這沒有對錯,但是當其他人不怕惹禍上身,卻仍要主動跳出來,不是更令人佩服嗎?」

那麼別人決定主動挺身而出,到底這件事情是對或錯呢?站在大道的立場來看,對錯不是我們旁觀者能置喙,要回歸當事者的內心,因為當他不如此作為便「心不安」,為何不順應內心的感受而為呢?回到文章開頭談到人之所以「實踐仁義」,不也是為了要「安己之心」嗎?當他不顧他人批評也要挺身來安己之心,豁出去的他還會在意那些批評嗎?想必他早已準備承擔。

最近課堂剛好上到日治時期台灣小說家——賴和的〈一桿稱仔〉,覺得剛好順便可以談一下。賴和本是受日本西式醫學養成的台灣醫生,因為看診會讓窮苦百姓賒帳,賴和日子不算好過卻也燒掉帳單不催繳,其人道關懷的精神也讓他有「彰化媽祖」之譽。

但是看診已漸漸不再是他的主業,因為看診能救的人太少,故而他漸漸投入社會運動和文學寫作,期盼由此喚醒台灣人反殖民、反壓迫的意識提升,不要只是當個逆來順受的台灣人。我曾經反問學生,在那個年代當醫生可以很好過,但若是你會願意讓自己捨棄好日子像賴和一樣,日子不寬裕還成為政府的眼中釘嗎?學生當然說不會,但賴和會如此而為也只是求一份「心安」,如同他最有名的那句話:「勇士當為義鬥爭!」這句話也是他理所當然的信仰。

而〈一桿稱仔〉這篇小說的主軸,也是描寫日本警察無理壓榨台灣百姓的故事,只要警察看你不順眼,任何罪名都能安在你身上,故而當時在台灣的日本警察密度遠多過日本和朝鮮,再加上當時保甲制度的連坐監控,台灣在日治時期也成為名副其實的警察國度。或許很多長輩會懷念當時的治安很好,但不見得內心真正認同殖民政權,即便認同也是用卑屈所換來的。

即便日治時期結束,新政權的警察權威也讓人難以苟同,台灣曾經走過那段日子,我們都歷歷在目,是你忘記還是害怕想起?如果一個政府的公信還存在,不需警察強力威嚇,百姓自然會主動發自內心認同;反之,如果政府失去社會公信,甚至包庇警察胡作妄為,反抗作用力不是更大嗎?如同賴和小說描述的情境。

如果地方首領願意行「仁政」來體現「王道」,社會公信自然會被彰顯,多數人民也會站在和警察同一陣線;反之,當社會已失去公信時,那也代表地方首領的「霸道」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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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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