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佩奧稱呼台灣為「自由中國」,這個名詞的背後有著什麼樣的故事?

蓬佩奧稱呼台灣為「自由中國」,這個名詞的背後有著什麼樣的故事?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自由中國」這四個字,是何時開始使用的?一開始就是針對中國共產黨嗎?「自由中國」這個招牌,確實一直在國際場合上為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所使用,可是在國內是否真的也是如此呢?這四個字是否一直受到國民黨政府的歡迎?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Kelly Craft),最終還是受到新政府即將上台的影響,取消了來訪台灣的歷史性之旅。相信無論是對於拜登(Joe Biden)還是蔡英文,此舉都讓他們鬆了一口氣。川普此舉顯然是要給即將於20號上台的拜登總統製造麻煩,尤其中共可能採取的報復性行動,後座力絕對不是台灣可以承受的。

雖然克拉夫特已經確定無法來台,然而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再度以「自由中國」(Free China)稱呼台灣,並認為台灣將為民主後的中國樹立典範的發言,卻讓長年研究中美關係史的筆者感到非常有興趣。在台灣政壇經歷了長達30年的「去中國化」後,仿佛美台關係又回歸到了冷戰時代的的態勢。

其實從2008年馬英九贏得總統大選後,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在賀詞以「民主的燈塔」(Beacon of Democracy)稱呼台灣來看,就可以知道美國對華政策70年來如一日,就是希望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持續扮演「自由中國」的角色,而不是脫離中國版圖成為獨立的「自由台灣」。此舉無疑給台灣的國民黨支持者打了一劑強心針,批評民進黨的台獨路線違反了美國對華政策。

國民黨支持者的批評不假,民進黨確實是只要「自由」,不要「中國」。當然從蔡英文政府關閉中天電視台的行為來看,筆者甚至認為民進黨連「自由」都不要了。或者至少站在民進黨的角度來看,只有信仰台派價值的人配有「自由」,支持中華民國或者主張兩岸統一的人不配有「自由」。儘管民進黨採取的「防禦性民主」,某方面還真的傳承了蔣中正時代的「自由中國」作風。

那麼「自由中國」這四個字,究竟是何時開始使用的?一開始就是針對中國共產黨嗎?「自由中國」這個招牌,確實一直在國際場合上為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所使用,可是在國內是否真的也是如此呢?是否就如今天藍軍支持者們所認為的那樣,「自由中國」這四個字一直受到國民黨政府的歡迎?其實不同時代,國民黨對這個名稱有不同的態度,就讓筆者在此向各位一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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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自由中國」始於對日抗戰

如果看過2019年電影《決戰中途島》(Midway)的讀者,應該都知道片中的杜立德(James H. Doolittle)中校以「自由中國」稱呼中華民國。由於《決戰中途島》背後有大陸資金的緣故,此舉自然是為了避免使用中華民國,以防止刺激對岸投資商。不過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不以「自由中國」自稱,所以觀看此作品的觀眾聽到「自由中國」時,馬上就能聯想到中華民國。

《決戰中途島》演得沒錯,「自由中國」這個名稱至少從1942年開始就為美國政府,尤其是駐華美軍使用來稱呼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對於周以德(Walter Judd)等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就支持國民政府的美國人而言,可能「自由中國」早在1938年開始就使用了,目的是要與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權做區隔。

「自由中國」一如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將軍領導的自由法國(Free France),是為了與維琪法國(Vichy France)相因應所產生的名詞。美國政府早從1898年推行「門戶開放」(Open Door Policy)以來,就堅持「一個中國」政策(One China Policy),不承認日本、蘇聯或者任何其他歐洲列強在中國扶持的傀儡政權,所以「自由中國」指的其實就是「親美的中國」。

蔣中正自1927年上台以來,不只娶了在美國長大的宋美齡為妻,還成為虔誠的基督徒,其中有相當大的動機就是要拉近自己與美利堅合眾國的距離。抗戰爆發後,蔣中正多次在外國記者面前與基督相或者十字架合影,就是要向西方世界傳輸一個觀念,即他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才是在亞洲推廣基督教理念的「十字軍」(Crusades)。

此舉成功讓重慶國民政府擄獲西方世界民心,美國也順水推舟將蔣中正視為「自由中國」的領袖,拉著英國與自己一起簽署《平等新約》,放棄了在華租界與治外法權,還將中華民國拉抬到世界四強的國際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反而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國」,要等到1944年盟軍登陸諾曼第,推翻維琪法國以後才獲得美國外交承認,遠比「自由中國」還要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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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戰爭中的國軍部隊

誰是第一個「不自由中國」

從冷戰時代到今天,相對於台灣這個「自由中國」而言的「不自由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抗戰時還沒有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名義上還服從蔣中正委員長領導,屬於美國「認知」下「自由中國」的一部分。顯見汪精衛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才是美國官方定義下的第一個「不自由中國」。

1940年11月30日,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簽署《日華基本關係條約》,又與日本還有滿洲國發表《日滿華共同宣言》,讓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做出迅速反應,向重慶國民政府提供1億美元貸款,貫徹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這也是自1898年「門戶開放」宣佈以來,美國史上第一次以強硬手段壓制自己所不承認的「中國政府」。

站在重慶國民政府支持者的立場,美國以「自由中國」稱呼中華民國,象徵中國地位的提升。更何況蔣中正出席開羅會議後,連台灣與澎湖的主權都收了回來,是中華民族主義的巨大勝利。他們理所當然以當「自由中國」的中國人自豪,並發自內心肯定當時的美國為中國的解放者。尤其是接受過美國訓練與裝備的抗戰中央軍老兵,對此更是深信不疑。

不過對於汪精衛政權的支持者而言,他們認為最早對中國發動侵略的國家是英國而不是日本。而美國又與發動鴉片戰爭的英國同屬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民族,同樣參加過瓜分中國的八國聯軍之戰。所以美國沒有資格以西方價值觀來決定誰是「自由中國」,誰是「不自由中國」,就如同他們認為投靠「美英帝國主義」的蔣中正沒有資格決定誰是「漢奸」一樣。

尤其汪精衛政權,其實早重慶國民政府兩天於1943年11月9日透過日軍幫助實際上收回了英美的租界。所以相對於蔣中正,汪精衛才是真正實踐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精神的正統國民黨領袖。許多支持汪精衛的人士,戰後也因為畏懼中共革命而隨政府來到台灣。他們的代表人物如谷正文與陳孝強,來台灣後又進入保密局或者保安司令部服務,成為「自由中國」理念上的壓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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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府控制區內「擁護汪精衛先生」的宣傳標語|Photo Credit: 集英社「図説 昭和の歴史6」より Public Domain

爭奪「自由中國」的稱號

為什麼撤退來到台灣的中華民國,也會對「自由中國」展開壓制呢?因為中華民國與美國也不是沒有矛盾,就如同英國與美國的關係也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的。不過抗戰時,蔣中正與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的衝突主要集中在軍隊指揮權與對中共的問題上,與政治制度沒有太直接的關係。況且延安的中共政權與南京的汪精衛政權,並沒有比重慶國民政府更擁抱美國價值。

美國與國民政府的矛盾,要等到抗戰勝利後才彰顯出來。美國雖然不願意看到中共席捲中國,卻又不願意為了保衛中華民國與蘇聯開戰,所以鼓勵蔣中正將共產黨納入國民政府內,成立一個涵蓋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唯有如此,中華民國才能成為貨真價實的「自由中國」。此舉讓極力主張消滅共產黨的蔣中正認為,美國的支持實在是太不給力了。

後來中華民國政府撤來台灣,美國雖然沒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卻也沒有放棄物色其他中國人來對抗中共的想法。比如由張發奎與蔡文治等人在香港領導的「第三勢力」,就是以「自由中國」自稱,但是卻在反對中共的同時也反對蔣中正。參加過「第三勢力」的高澤沛老先生,就告訴筆者蔡文治是以戴高樂自居的。

除了維持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並且支持「第三勢力」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的「自由派」也沒有為美國所放棄。「自由派」的存在,讓美國相信這股民族主義勢力將讓中共擺脫蘇聯的牽制,成為美國抵禦共產主義的夥伴。事與願違的是,韓戰的爆發讓這些「自由派」遭到毛澤東全面肅清,無法形成離間中共與蘇聯的關鍵力量。

至於「第三勢力」,包括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在「白紙計劃」(Operation Paper)下支援的滇緬孤軍,都多次對中國大陸實施了失敗的滲透與突襲。最終美國認定香港的蔡文治與緬甸的李彌將軍都無法成為取代蔣中正的「第三勢力」,在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上台後也拋棄了反共也反蔣的他們。

獲得宋美齡幫助的蔣中正,顯然還是比這些「第三勢力」更瞭解美國人的思維。他創立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並以自由中國救濟協會(Free China Relief Association)的英文名稱來稱呼之,吸引了參議員諾蘭(William Knowland)與已經成為眾議員的周以德等人強力支持。「自由中國」這個美國人賦予「親美中國」的外號,最後還是回到了蔣中正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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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艾森豪訪問台灣

蔣家與「自由中國」的蜜月期

韓戰的爆發,推進了美國與中華民國重建盟友關係的速度。鑒於中華民國政府在1947年12月25日開始實施《中華民國憲法》,而中共又沒有參與憲法制定的工作,讓蔣中正有理由相信自己領導的復興基地才是法理上的「自由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一如抗戰時的南京汪精衛政權是「不自由中國」。

事實上,美國也確實對中共採取了抗戰期間對待汪精衛政權的「不承認主義」(policy of nonrecognition),將之視為蘇聯在中國大陸建立的「紅色滿洲國」。所以直到1972年尼克森(Richard M. Nixon)訪問北京前,「紅色中國」(Red China)或「共產黨中國」(Communist China)才是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正式稱呼。

為了滿足美國人對民主自由中國的想像,蔣中正還在1951年創辦了《自由中國評論》月刊(Free China Review),試圖讓美國政府相信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才是美國建立「自由中國」的希望所在。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將中央政府的權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卻也透過推動《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讓復興基地的人民擁有選舉地方首長的權力。

相比起極權狀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此刻的中華民國確實是華人世界中自由民主的典範。胡適與雷震等自由派領袖,不只能創辦推廣自由主義的《自由中國》雜誌,而且還得到陳誠、孫立人與胡璉等軍中開明派的大力支持。對蔣家父子的批判,在那個時代是被嚴厲禁止的,不過指出政府決策上的缺失仍是被政府所容忍的。

蔣中正相對程度上展現了對美式民主價值的尊重,讓艾森豪政府從反共的需要出發,確立了「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態度。外加上50年代的美國,還存在著種族隔離制度(segregation)制度,也稱不上是合格的民主國家。所以對於兩蔣父子實際上許多迫害人權的行為,艾森豪的態度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所以到了1954年12月2日,伴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 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的簽訂,蔣中正再也不需要擔心自己被美國政府拋棄。美國與台灣的關係,也在艾森豪總統於1960年6月18日訪問台灣時走向了歷史性的高峰。可中華民國政府與「自由中國」這4個字的蜜月期,卻在艾森豪訪問台灣的3個月後結束,令人大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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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美國總統艾森豪來台訪問的車隊

雷震案的衝擊

確定獲得美國政府支持後,蔣家政權開始將目標擺到鞏固蔣經國「蔣中正繼承人」的身份上,對待自由主義勢力的寬容程度也沒有50年代那麼的高。陳誠、孫立人與胡璉都成為經國先生奪取大位的「絆腳石」,胡適與雷震等自由派自然更不受兩蔣父子歡迎。所以到了1960年9月4日,《自由中國》雜誌終於因為對蔣中正的批判越來越激烈而遭到查禁命運。

雷震慘遭逮捕,並被關入大牢長達10年之久。自此之後,Free China的英文名稱還是為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上推廣,用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奪法統地位。但是台灣島內,隨意使用「自由中國」名稱的國人卻可能得到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關注。再加上艾森豪下台後,美國政府又重新對中華民國政府施加民主化的壓力,讓蔣中正父子與「自由中國」這四個字的蜜月期就此結束。

如前面所述,許多跟隨政府來台灣,並進入情治機關工作的人員,本來過去就認為美國用「自由中國」與「不自由中國」來區分重慶與南京兩個國民政府是一種挑撥中國人離間的行為。更何況50年代初期,美國還一度同時扶持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香港的第三勢力還有中共內部的「自由派」,顯然是有意以反共知名製造「三個中國」,所以他們對「自由中國」更是格外敵視。

更何況反對威權體制的群體中,還包括主張台灣脫離「中國」版圖獨立的台獨人士。而且身為外省人的雷震,到了晚年也主張中華民國應該把國號改為中華台灣共和國,更讓蔣經國帶出來的情治人員潛意識中認定「自由中國」等同於支持「台灣獨立」。所以從60年代到80年代,在台灣使用「自由中國」雖然不是完全不行,卻要非常的注意。

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尤其是1972年尼克森訪問北京後,美國基於與中共改善關係的考量,不再以「自由中國」稱呼海峽兩岸的任何一方。國際社會上,Taiwan逐漸取代Free China成為中華民國的簡稱,並且也為蔣經國上台後採取「彈性外交」的中華民國政府所接受。雖然偶爾為了與中共爭奪海外華僑的支持,台北還是會使用Free China這個名稱。

雷震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雷震

Free China的沒落

尤其是為了爭奪傳統上支持國民黨的美國右派支持,台灣在中美斷交後的80年代又重新擁抱起「自由中國」的稱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由參議員高華德(Barry M. Goldwater)成立的自由中國之友協會(Friends of Free China Association)。自由中國之友協會的最大成就,就是為與美國斷交後的中華民國政府爭取到雙橡園(Twin Oaks)的產權。

留學蘇聯,並不信仰美式民主價值觀的蔣經國,也在失去美國的外交承認後,又不得不帶領台灣走向自由化的道路。因為他明白,在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下,如果台灣不重拾「自由中國」的使命,最終勢必會被國際社會所拋棄。所以伴隨著黨禁與報禁在1987年被廢除,還有前往大陸探親旅遊的開放,台灣終於還是在蔣經國去世前拉開全面民主化的序幕。

只是跟著民主化到來的,必然是台灣的「本土化」,甚至是「去中國化」。李登輝上台以後,尤其是在他1996年成為首任民選總統後,「自由中國」裡的「自由」兩字確實普遍為台灣人民所接受,可對於是否還要繼續當「中國」,大家卻開始有了爭議。民進黨在2000年的上台,形同台灣人正式否決了自己的「中國」稱呼,讓「自由中國」徹底走向沒落。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陳水扁政府將1951年創辦的《自由中國評論》月刊更名為《台灣評論》(Taiwan Review)月刊,象徵政府的對外宣傳機器不再以Free China自居。反對台灣民主化的深藍人士,不敢直接批判帶領台灣走向民主化的老長官蔣經國,卻也一致認為民主化讓台灣連「中國」都丟了,自然更是敵視「自由中國」這個稱呼。

等到馬英九總統上台後,留學美國的他雖然認可「自由中國」的價值,甚至還向雷震致意過,但是他從兩個方向考慮沒有恢復對Free China這個稱呼的使用。一來是台灣人民已經在意識上否決了「中國」兩字,繼續在國際上自稱「自由中國」無法得到本土派的接受。二來他必須要推動與大陸的交流,自稱為「自由中國」豈不是在暗中諷刺對岸為「不自由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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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Prince Roy@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0

台灣能重拾「自由中國」名號嗎?

綠的痛恨「中國」,藍的不敢自稱「中國」,深綠與深藍群體則都討厭「自由」,認為只有自己的族群才能享有「自由」,不認同自己國族認同的群體都該被剝奪「自由」。「台灣」成為了藍綠的「最大公約數」,「自由中國」更是難以翻身。所以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使用「自由中國」最多的反而是流亡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與法輪功。

可就如50年代的「第三勢力」一樣,民運與法輪功沒有憲法、領土、人民與軍隊,只有台灣能扮演美國人心目中的「自由中國」角色。也難怪前駐美大使沈呂巡回應,美國的政策是希望台灣繼承清朝的最後一位皇帝,而不是日本在台灣的最後一任總督。只有維持台灣的「中國連結」,美國才有機會與「親美中國」一起「演變中國」。

所以無論推動的是台灣獨立還是台灣「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在美國眼中都是破壞兩岸現狀的。美國除了憂慮中共動武之外,反對台獨的最主要原因就還是希望能以台灣為跳板改變中國。歐巴馬(Barrack Obama)總統與川普(Donald Trump)的區別,其實也僅只在於前者鼓勵兩岸談判,後者期望兩岸對抗而已,本質上仍是把台灣視為「自由中國」。

相信未來拜登總統上台後,對「一個中國」政策的維持會更為堅持,台灣只有重拾「自由中國」的認同,才是維繫美台關係的關鍵所在。筆者相信蔡英文一如馬英九總統,對「自由中國」不會排斥,但是她也同樣面臨著要向深綠支持者交代的問題。尤其2022年的選舉很快要到來,以「自由中國」稱呼不利於自己的長期執政。

至於國民黨方面,高層絕大多數為留學美國的親美派,又在兩蔣教育下長大,本來就是「自由中國」的擁護者。然而底層的深藍支持者,卻認為相對於「自由中國」,他們更渴望「獨立自主的中國」,甚至於「強大的中國」,所以他們更傾向於支持台灣「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同樣有選票的顧慮,是否要重新擁抱這個冷戰時代的遺產,似乎也還在考慮之中。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