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流斗霸》：那些「滅社」的口述記憶，隨著mama瓦旦的去世，消散在憂鬱的角板山的天空

據說在白色恐怖時期，關在監牢裡的政治犯常常會在黎明破曉前被「死亡點名」。被點到名的囚犯從睡夢中驚醒後，幾乎沒有多餘的時間思考，馬上就會被五花大綁抬出牢房，押往刑場槍斃。這時候其他的獄友也都醒了，大家會一起吟唱這首《安息歌》，為獄友的最後一段生命路送行。那天，勞動黨的《安息歌》繚繞在瓦旦的遺像前，對這位泰雅原運前輩行最後的致敬禮。然後，歌聲就像幽靈一般，鑽出了靈堂，在掛著山產、鱒魚與土雞的招牌之間盤旋打轉了一會兒，最後蒸發在燠熱的角板山的天空。

mama瓦旦出生於1930年，也就是霧社事件發生的同一年。或許是因為誕生於這個原住民自主鬥爭史上重要的一天，使得他的一生幾乎與原運脫離不了關係。十七、八歲的時候，青年瓦旦離開角板山，來到遙遠的台北市的建國中學。在讀書的過程中，他與幾位同樣在都市求學的原住民青年，因為感受到生活的辛苦與受歧視而凝聚在一起。身為原住民的身分，雖然可能一生都存在著類似的壓力，但是在外地求學期間，抑鬱的感受也許特別容易被放大。身處異鄉的青年瓦旦，藉由讀書來排遣壓力。

某一天讀到一篇文章，提到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民族關係」、「少數民族的解放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範疇」的字句以後，內心產生了極大的困惑以及震動。他想，原住民的權益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之下，可以說幾乎沒有推展的空間，未來似乎又更悲觀。如果說有一種思想或一種主義，可以在發展自己的文化主體性的同時，又能夠讓少數民族擁有自己的自治權，那麼無論外來與否，他都會毫不猶豫地對它效忠。就這樣，社會主義打動了他。

當時，青年瓦旦受到十九世紀廣泛的西方政治經濟學思潮所影響，閱讀著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馬克思的《資本論》、黑格爾與康德等人的著作，像舉著一盞蠟燭一般，黑暗中尋找著當時原住民族的出路。那是1948年的台灣，當時中國的國共內戰正酣，在很短的時間內，國民黨經歷了瀋陽、徐蚌（淮海）以及平津三場會戰的失敗，喪失了東北、中原以及華北的廣大土地，高達一百五十多萬的主力部隊幾乎全部被殲滅。

社會主義的紅潮摧枯拉朽地席捲而來。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取得整個中國的土地與政權，已經是指日可待之事，而這股樂觀的紅潮也像原子彈氣爆一般，遙遙震動著台灣島嶼的上空，甚至影響到原住民青年們的政治思想。人們心底對於台灣未來時勢，差不多都明白了，沒有意外的話，解放軍不久以後就會渡海來台了。也就是在這樣的共識下，造就了島內共黨組織私底下迅速擴張。

這段期間，瓦旦與簡吉的台共系統的人意外地接觸上了，對方希望他挺身出來組織山地青年，協助台灣共產黨的鬥爭。但是他以一貫清晰的辯證思維，認為原住民族的痛苦根源之一來自於貧窮。他雖然肯定階級鬥爭的作法，但是卻不願意輕易加入台灣共產黨，而是主張原住民族要有自己的革命組織，也要有自己的思想準則。

後續，他結合了在台北師範學院讀書的賽夏族同學趙巨德、烏來泰雅族的高建勝等人，以原住民族應該「自覺」、「自治」、「自衛」為原則，籌組了「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其中還特別強調了「自治」二字，可以說是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對於「自治」（autonomy）的積極想法。另外，根據林傳凱對他過去所做的口述，當時的瓦旦還曾經密謀要炸掉復興山區的水庫，以製造在台國民黨政權的混亂。而為了要組織山地游擊隊進行長期抵抗，他還將復興區一帶山區的地形地物、河流走向、山勢稜脈的發展等等，考察得相當完備。

1952年9月6日，青年瓦旦在角板山自家門前被捕，被控涉嫌「預備於匪幫攻台時為內應」，依照叛亂罪遭到判處15年有期徒刑。先後關押在軍法處看守所（青島東路3號）與新店的軍人監獄，共計17年。和當時的白色恐怖者一樣，在剛剛被捕期間，他經歷了慘無人道的刑求：

每當回憶起在保密局、軍法處和執行機關所受的精神、肉體上的折磨，總是令我不勝感慨。……有些人站著被叫出去，由看守所人員抬著送回來；有時雙手被刑具夾傷而腫痛難挨，吃飯時則靠難友餵食；灌水、電擊、毒打都是稀鬆平常的刑求手段。……

以我個人而言，歷經兩年的偵察、十五年的牢獄生涯，出獄後尚褫奪公權十年，工作、居住或出國都受限制。雖然，境遇結局比我悲慘的人更多，更值得同情，但是我不得不反問：學生時代關心自己族群的所作所為，有理由接受懲罰嗎？所有的痛苦難道是我應得的嗎？

關押在新店軍人監獄期間，青年瓦旦展現出優秀而積極的工作態度。在洗衣工廠做曬衣工時，他特別要求自己要「曬得好」，要重視衣物的「製漿」、「拉平」。後來，瓦旦被調派為手工藝外役，負責畫鴨蛋。這件工作，就是每天把鴨蛋底部戳洞，小心地讓蛋汁流出來，洗乾淨以後，用細筆在上面畫風景、美女圖，賣給外面的經銷商。另外還要做假髮。當時有非常大量的美國訂單，受刑人依據訂單的需求來編織、染製假髮，每一次假髮訂單的需求都高達一、二萬件。瓦旦說，由於假髮是以植髮器編織在PCV的軟皮上，但植髮器有時會故障，當時台北沒有人會修理，而剛好理工背景的他懂得如何修理，還因此被留在新店軍人監獄負責維修植髮器，幸運地沒有被遣送到綠島。另外，由於個性耿直、不會貪汙，他被選為獄中的伙食委員，每天清晨都可以暫時「出獄」，去新店的中央市場採買。

1967年被釋放出來時，瓦旦37歲了，獄中17年，已經使青年變成了中年。出獄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他的生活都遭到警察的監控。瓦旦的太太烏擺（王碧珠）說，當時角板山的家門口外，常常會有人影出現在窗邊跟門邊，一晃一晃地，隨時窺視著屋內的狀況。政治犯的身分，使得中年瓦旦無論是婚姻與就業，都面臨著困難。最後還是和出獄的獄友一起經營工廠，生活才慢慢地步入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