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政治現代性》：「嚴復時刻」如何以西方現代性為本，為中國現代性奠基？

文：蕭高彥

第十六章 「嚴復時刻」：早期嚴復政治思想中的聖王之道與社會契約

一、前言：轉型時代與「嚴復時刻」

梁啟超嘗言：「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梁啟超，1960，專集3: 1），這個挫敗也拉開了新時代的序幕，中國知識分子急切地找尋救亡圖存之道。1895到1925年因此被張灝先生稱為近代中國思想的「轉型時代」。傳統的經世思維，在巨大的歷史衝擊之後，於思想、價值、制度以及行為層次都產生了重大轉變。

在這個承先啟後的關鍵年代，主要的變化有兩個面向。首先，是報刊雜誌、新式學校與學會等現代傳播媒介的大量湧現，以及新興知識階層的出現；其次，在思想內容方面，則包含了文化取向的危機以及新的思想論述之形成（張灝，2004: 37-60；cf. 王汎森等，2007；Shaw, 2016: 306-310）。

在政治文化的危機方面，普世王權的崩潰不僅引發宇宙觀以及政治秩序的瓦解，同時產生了重構正當性原則的迫切需要。而新起的知識階層必須快速發展出新的語彙與觀念，以討論其所共同關心的政治社會問題。在這個關鍵時刻，最具代表性的轉型知識分子有兩位：嚴復（1854-1921）以及梁啟超（1873-1929），而本章將以嚴復早期思想為研究對象。

在甲午戰敗之後，嚴復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包括〈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原強續篇〉，以及〈救亡決論〉（嚴復合集，1: 28-97）。這些發表於1895年的文章，從理論的角度分析西方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則，並且與中國傳統政治理念加以比較，探討國家在當時劇變中的未來走向。以當時中國知識界而言，並無任何其他思想家能夠如嚴復一般，深入西方的經典作品，並且爬梳政治制度背後的基本價值。1898刊行的《天演論》一書，更鼓動風潮，喚起了保種救國的意識。

事實上，在1896-98年之間，改革派知識分子間已經口耳相傳《天演論》的翻譯並傳閱手稿（王天根，2006；蘇中立，2014: 240-254），更讓梁啟超說出「南海先生讀大著後，亦謂眼中未見此等人」（梁啟超，1960，文集1: 110）。所以，若吾人將1895至1902年這個時期命名為「嚴復時刻」（The Yan Fu Moment），並不為過，因為嚴復是在轉型時代的起點，在強烈的危機意識下（郭正昭，1978），確立中國近代政治思想論述結構的主要思想家（cf. 蘇中立、涂光久，2011）。

雖然百日維新失敗後，大量學生赴日本留學，引介「東學」思想資源與詞彙，逐漸掩蓋了嚴復英雄式的翻譯志業（黃克武，2010: 109-155；沈國威，2010: 149-184），然而，作為當時唯一能從英文直接翻譯西方政治社會經典作品的中國學者，嚴復的思想仍最具深度，值得以政治思想史以及政治哲學的角度深入分析。

思想史家波考克所稱的「馬基維利時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代表了一種西方共和主義面對特殊性政治世界所發展出的政治論述結構（Pocock, 1975: 57-80）；由此觀之，「嚴復時刻」也不僅僅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而已，而是形塑日後政治論述的關鍵時刻。本章將探討，在近代中國的關鍵歷史時刻中，嚴復對於西方現代性與中國傳統所做出的奠基性綜合分析，其處理的議題與方式，仍為當代知識分子所無法迴避的課題。

轉型時代的政治斷裂點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而文化的斷裂點，則發生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已經確立五四時代興起的「激烈反傳統主義」深切影響了近代中國文化政治的發展進程（Lin, 1979；林毓生，1983: 121-196）。然而，此種反傳統思想做為一種激進主義（radicalism）的意識型態，近來學者也開始注意到嚴復對其歷史與思想根源所發揮的關鍵影響。林毓生先生指出：

嚴復於1895年發表的〈論世變之亟〉、〈救亡決論〉即以中西對比的二分法來譴責中國制度與文化的落後。這種以──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二分法來衡量中西制度與文化的價值與功效的方式，已經隱含著極強的反傳統的信息──他事實上是現代激進反傳統主義的濫觴。（林毓生，2014: 800）

雖然周振甫（1964: 205）認為早期的嚴復是「全盤西化論者」，然而本章將論述，早期的嚴復政治思想，比所謂的全盤西化論要複雜深刻許多。嚴復所從事的志業，是用中國士大夫階層以及知識分子可以理解的方式，說明西方政治制度以及價值的理據，從而在更高的視野之中，可以知所採擇，救亡圖存，並成就國家富強。換言之，嚴復所做的，是現代意義下的證成（justification）以及說服（persuasion）工作。

而如同余英時先生所指出，嚴復1895年的系列論文標示著中國的政治論述，自「詮釋」（interpretation）轉變為「發現」（discovery）的分水嶺（Yü, 1993: 126-128）。這呈現在兩個重要面向上：首先，政治的價值不再如之前洋務時期改革派知識分子，需要將西方政治制度（如議會）詮釋為中國三代之治來證成改制的正當性；其次，嚴復「發現」並直接援引西方重要思想家如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以及斯賓賽（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理論來證成其論述，成為新的權威，也使得「西方政制之道」與「中國聖王之道」可以在同一層次上分析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