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食對抗中共暴政,張展猶如黑暗中國的聖女

絕食對抗中共暴政,張展猶如黑暗中國的聖女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今天,我們需要為張展禱告,她的傷痕就是我們的傷痕,她的眼淚就是我們的眼淚,她的自由就是我們的自由。

張展:黑暗中國的聖女

曾因海祭劉曉波被抓的異議作家、基督徒黎學文,在一篇臉書貼文中提及他接觸過的張展:「我四月底回武漢後第一件事就是請張展吃了頓湖北餐,張展吃得很開心,當場說是這幾個月在武漢吃得最好的一次。現在想來可能是我覺得自己不如她勇敢,向她表達敬意。之前就看到過她抗爭的報導。她個子很高,像北方人,說話卻有南方女子的柔和。人很樸實,表達觀點卻很直接尖銳。」

從黎學文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張展是一個熱愛生活、對食物相當敏感的年輕女孩——熱愛生活,當然首先從熱愛美食開始。然而,張展從事維權活動之後,被中共當局取消律師資格,失去賴以維生的職業,經濟上頗為窘迫,無法維持城市白領的生活水準,平時省吃儉用,唯有在朋友招待時才有機會大快朵頤。

一個熱愛美食的女孩,要有何等決絕的心志,才會在獄中展開絕食抗議?

而以中共的邪惡,自然不會害怕囚犯的絕食抗議,他們對付絕食者的是變本加厲的酷刑。

2020年12月9 日,張科科律師通報與張展會見的情況,說張展「頭髮蓬鬆,口罩蒙面。揭開口罩,口鼻處插著胃管。穿著較厚睡衣,腰間圍一約束帶,前後別著左手右手。

她說近日又插了胃管,因為她想拔掉,便被上了約束帶。24小時束縛,上衛生間需要旁人輔助,睡覺只能翻來覆去」,「除了頭痛頭暈、胃疼,還有口腔和咽喉的疼痛,可能有炎症,因為插胃管原因。」張展告知,「心力交瘁,每一天都是煎熬」,唯有從禱告、背誦經文中得到安慰。

2020年12月17日,任全牛律師首次會見張展,之後發出通報《張展是在為惡人贖罪》,描述張展完全「脫像」,「面容蒼白有皺褶,瘦的幾乎就是皮包骨,幾乎就是走路都打晃,無法支撐自己高大的身體」;「仍在腰間被約束帶固定著,不能活動胳膊和雙臂」;「鼻子裡仍然插著那個強制灌食的塑膠管。」張展對其表示,「用絕食來表達最強烈的不配合罪惡迫害的態度,只要一天沒有迎來期望的大光明,一天還在被迫害的環境中,就不會停止絕食。」

看到兩位律師的描述,不禁讓人懷疑,張展被關押的地方,究竟是中國的監獄,還是納粹的奧斯維辛集中營?阿拉貢(Louis Aragon)在《格雷萬博物館》(Le Musée Grévin)中如此描述說:「奧斯維辛,奧斯維辛,哦,滴血的字眼。這裡的人啊,如焚如煮,生困死艱。」今天的張展,不正是生困死艱者之一嗎?

有評論者將張展與林昭相提並論。當年,林昭在獄中給母親寫過一封信,滿篇談的不是高言大志,而是熱氣騰騰的江南美食:

「見不見的你弄些東西齋齋我,我要吃呀,媽媽!給我燉一鍋牛肉,煨一鍋羊肉,煮一隻豬頭,再熬一二瓶豬油,燒一副蹄子,烤一隻雞或鴨子,沒錢你借債去。魚也別少了我的,你給我多蒸上些鹹帶魚,鮮鯧魚,鱖魚要整條的,鯽魚串湯,青魚的蒸,總要白蒸,不要煎煮。再弄點鯗魚下飯。月餅、年糕、餛飩、水餃、春捲、鍋貼、兩面黃炒麵、粽子、團子、粢飯糕、臭豆腐干、麵包、餅乾、水果蛋糕、綠豆糕、酒釀餅、咖喱飯、油球、倫教糕、開口笑。糧票不夠你們化緣去。酥糖、花生、蜂蜜、枇杷膏、烤麩、麵筋、油豆腐塞肉、蛋餃,蛋炒飯要加什錦。香腸、臘腸、紅腸、臘肝、金銀肝、鴨肫肝、豬舌頭。黃鱔不要,要鰻魚和甲魚。統統白蒸清燉,整鍋子拿來,鍋子還你。媽媽你來齋齋我啊,第一要緊是豬頭三牲,曉得吧媽媽?……」

林昭將她喜歡的各種主食、零食統統羅列出來,她不是故意為難母親,她當然知道在文革狂潮中自身難保的母親不可能幫女兒張羅到這些美食——即便張羅到,也無法送入獄中。她如此津津有味地描述,乃是滿足於紙上的想像,乃是對暴政作出另類控訴。

林昭還有特別的用意。資深媒體人朱學東在〈林昭「齋齋我」的背後〉一文中指出,在蘇南講吳語地區,「齋齋我」是有特別意思的,不單單是「餵飽我」的意思。在吳方言中,「齋齋」音發「zaza」,有獻祭之意。既有儀式的莊重敬畏,也有食物的供奉,這背後是一種坦然面對死亡的態度。

與林昭相似,張展也是以生命為代價,捍衛真理和真相——在一個真理和真相被棄之如敝屣的國度。

敵視真理和真相的國度,就是敵基督的國度。在「下流人上升」的國度,做好基督徒究竟有多難?看看潘霍華、王怡、張展們的命運就一清二楚了。

在比鬧劇還要不堪的庭審中,公訴人問了張展一連串關於她何時到武漢、在武漢所做的報導是否客觀真實的問題。張展輕蔑地告訴對方:「這個國家之所以衰敗,正是因為你有這些荒謬的問題。」

她當庭重申,公訴人指控她在武漢製造謠言的舉動,是中國政府控制言論,使中國社會不安全的一個範例。她看到了中國是「衰敗國家」的真相,但其大部分同胞都沉浸在「大國崛起」的狂歡之中——武漢疫情過去之後,數十萬人又聚集在廣場上,舉辦跨年歡慶活動,高聲感謝黨和政府,只要他們沒有親人死去,他們就以為自己是幸運星,「活著,多麼美好。」

張展渴求的不是活著,她如此解釋自己的選擇:「我不是愛國,我只是想做個好的基督徒,儘管我做得一塌糊塗。」任全牛律師轉述張展的話說:「我無法接受謊言與欺騙,更不願意與黑暗共生,被抓以後,仍然常常禱告,要為那些惡人罪人禱告贖罪。」

真基督徒,走的是窄路,進的是窄門,正如黎學文的評論:「從她近幾年的言行可以看出,律師牌被吊,兩次被抓,她默默承受了比很多抗爭者要多的苦,但她不抱怨不攀比,繼續前行。她確實是一直活在基督裡。」做一名好基督徒,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十字架並不是為耶穌基督一個人而設,而是為所有追隨耶穌基督的信徒而設。

張展的信仰是用生命活出來的,不是單單靠在教堂建築內念念有詞、行禮如儀來維持。

好基督徒從來都寥若晨星,假基督徒永遠都滿坑滿谷。在中國和香港的很多教堂裡,升起了五腥紅旗,唱起了紅歌,掛起了習近平的畫像,假牧師們穿上紅軍的服裝接受當局的「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有人在網上嘲諷說,這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進來。」在這個國家,天堂和地獄是顛倒的。

日光之下無新事。今日的中國,有無數兼具共產黨員身份的基督徒;昨日的德國,也有無數兼具納粹黨員身份的基督徒。英國歷史學家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在《當權的第三帝國》一書中記載,佔德國全部人口三分之二的、多達4000萬的新教徒,為納粹黨30年代早期的幾次勝選提供了最堅定的支持。

1933年,納粹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450週年誕辰舉辦了大型慶祝儀式。1933年4月希特勒(Adolf Hitler)生日那天,巴伐利亞新教教會在教堂大樓插上旗幟以示祝賀。德意志基督徒以一種極端的形式,象徵著德國新教主義和德國民族主義之間的相互認同達到了頂峰。他們不害怕上帝的懲罰,只在乎納粹的長刀和槍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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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張展跟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卻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人們為李文亮伸冤,人們為雷陽上書,因為李文亮和雷陽就是這個時代最普通的中產階級,相信歲月靜好,卻被歲月靜好所吞噬。人們不敢面對張展,因為張展的存在,榨出人們皮袍下藏著的「小」來。

張展是基督徒,基督徒之間互相稱呼弟兄姊妹,然而,多少基督徒將張展當做十指連心、心有靈犀的姊妹?

當張展遭受酷刑折磨和被判重刑時,在文革之後最嚴厲的一輪打壓之下掙扎求存、朝不保夕的中國國內的家庭教會,確實有可能對這位勇敢的姊妹的事跡一無所知;而在資訊自由流傳的海外,眾多華語教會即便看到有關張展的報導,亦選擇「鴕鳥政策」來應對——有會友建議說,在主日崇拜時為張展公開禱告,卻遭到牧師或長老的拒絕,因為這是敏感的「政治問題」,教會最好不要去碰「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會引發教會分裂,破壞教會中的穩定與和諧的氛圍。

該理由似乎很充分,但這其實是徹頭徹尾的世故和詭詐,這是「好撒瑪利亞人」的反面,這種思維方式與共產黨的「穩定壓倒一切」如出一轍。這種既沒有公義也沒有愛的偽信仰,早已背離基督信仰的真諦,淪為某種言不由衷的「心靈雞湯」和「精神按摩」。

今天,我們需要為張展禱告,她的傷痕就是我們的傷痕,她的眼淚就是我們的眼淚,她的自由就是我們的自由。

張展是一位一往無前的行動者,也是一位落筆經風雨的寫作者——她如此年輕,卻已將這兩種寶貴的素質完美融合在一起。在劉曉波去世之後,張展是八零年代出生的年輕一代中,最具有劉曉波精神的人權捍衛者。

短短數年間,張展在網路上發表了數百篇評論、帖子和視頻,她像哈維爾(Vaclav Havel)那樣謙卑而堅定地討論自由、人權、尊嚴,爭取「無權者的權力」。

當我讀了張展的文字和言論之後,不禁感歎: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充滿馨香之氣。她使用清晰、純淨、充滿自省精神的文字,一看就知道出自熟讀聖經的基督徒手筆,「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渠溝」,迥異於那些大言不慚、自以為義的自由派公知——如許章潤、賀衛方等人范仲淹式的、矯情且充滿「大詞」的文字,他們以為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實不過是「先天子之憂而憂,後天子之樂而樂。」

在張展的文字中,沒有一處是「修齊治平」的宏大敘事,沒有一絲一毫儒家「帝王師」的酸臭氣味,「是,就說是;非,就說非」,如此簡單,如此明快。她的文字大都發表在網上,任何一個受過高中教育的讀者都能讀懂。

真理本身就是清晰、純淨的,無需巧言令色、塗脂抹粉。她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著手,將真假與善惡娓娓道來,如同耶穌講道時使用的比喻,原本就來自於農夫、漁夫和木匠的真切的生活體驗。

我最欣賞張展的一篇題為〈人命不在他們考慮的緯度之內〉的短文:「他們如果考慮人命,或許在大躍進之後的三年饑荒中就考慮放下權力,或許在唐山大地震發生之後就放下權力,在汶川地震發生之後就放下權力。但沒有,相反地,他們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慶功會。慶祝自己如何成功的碾壓了中國民眾的生命之後,仍然保住了自己的權力。」

她不像某些貌似改革派和民主派人士,將共產黨與中國人作出截然對立的、欲蓋彌彰的切割——實際上,共產黨的幽靈,存在於千千萬萬中國人心中,共產黨在中國掌權,是中國人自我選擇的結果,如張展所說:「鼓掌者和觀看鼓掌者共同完成騙局與臣服的遊戲。這是從毛開始到現在的政治成功觀念。用欺騙獲得政治成功成為堂而皇之的一種行為。權力,他們只要權力,不在乎在這場遊戲中對民眾的玩弄。而奄奄一息的民眾,決定接受這種殘酷的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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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張展比半個多世紀前追問「這個世界還會好嗎」的「最後的儒家」梁漱溟更清醒,也比為她撰文呼籲的自由派公知艾曉明更清醒。艾曉明仍沉浸在「明天必定更好」的期盼之中,在〈疫情時代的狂人日記〉一文中感歎說,「她真的不該出生在1980年代,她早生了至少是40年或者50年。如果她出生在未來的10年,假定2030年;如果她是今天這樣的年齡,假定到 2068年,也就是48年、或者半個世紀之後;張展時評所有的文字,還會被檢察院起訴並且建議判四至五年嗎?」這個假設,基於半個世紀後的中國必定是民主自由的中國的認定。

然而,這個認定並無讓人信服的證據支撐。

艾曉明引用《狂人日記》的典故,但魯迅會想到他死後的中國比他生活的民國黑暗百倍嗎?那麼,半個世紀之後的中國,仍有可能比今天的中國更黑暗。這個帝國,從來都是「殺人如草不聞聲,白骨骷髏露於野」,「死者何足道,他人亦已歌。」

譚嗣同死了,並沒有喚醒多少國人起而抗爭;劉曉波死了,他的「我是中國最後一個文字獄受害者」的期望卻落了空——張展和更多抗爭者,絡繹不絕地成了新一輪文字獄的受害者。張展用她的文字和生命,「顛覆」的不單單是中共政權,而是對中國未來過於樂觀的想像。

張展置之死地而後生,在人的道路的盡頭,才能看到上帝的道路的開端。「國內的大部分人既不願向上帝下拜,又在盼望他人先死。這是某警察說的,即便中國出現大饑荒,也是邊遠的山區先出現餓殍。殺人的不是親自動刀,而是希望他人死的就是殺人了。……我認為上帝一直在開路,但百姓一直在尋找退縮的理由。」

在這透骨悲涼的絕望中還有希望嗎?正是篤信上帝的存在,我不贊成張展絕食抗爭的方式,若有機會,我一定要告訴這位年輕姊妹:在上帝的恩典中,我們要好好保重身體,要比習近平和共產黨活得更健康、更長久。

做好基督徒很難,但若上帝許可,紅海中可開道路,沙漠中可現江河。張展不以高高在上的啟蒙者自居,而是甘心樂意充當上帝的僕人:「如果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生命會一代代地徹底荼炭,直到人們發現上帝的存在為止,時間才有意義。」

血氣跟血氣的抗爭,終歸於虛無,魯迅就是如此。唯有麥子順服地落到大地的懷抱中,才能結出沉甸甸的麥穗來,張展就是如此。法國學者德納米在為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作的傳記中寫道,縱然生活在黑暗的時代,但人們必須有願意為此作證的勇氣,並敢於在公眾場合行動,做出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如此才能憑藉友愛,「在這個世界上安家。」

構成這個世界的人就是愛這個世界的人,愛這個世界,就意味著要為它負責,要自覺地承擔責任,包括對一些不是我們做的事承擔責任。如此,苦難就不會是白白的苦難,如荷馬史詩所說,因為承受了苦難,「將來有一天,我們會變成一部詩歌,供後人吟唱。」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