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的空間或虛構的舞台:影像如何介入台北都市拆遷保存運動?

紀實的空間或虛構的舞台:影像如何介入台北都市拆遷保存運動?
《愛情萬歲》電影片段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影像媒體漸漸成為我們理解世界重要媒介的今日,本文回顧影像的再現與介入如何影響台北都市保存運動,及其侷限為何。

文:陳小易

藝術家陳界仁於2014年創作以樂生療養院保存運動為主題,兼具紀實影像與虛構故事的紀錄片《殘響世界》。透過數種不同的播放方式與剪接版本,試圖藉由影像媒介在關懷都市拆遷保存運動與弱勢團體之餘,將討論擴展到他過去長期關注的帝國邊緣議題下的各種被壓迫族群。

這部被認知為「紀錄片」的影像作品,並沒有清楚的敘事,由四段在樂生院區內拍攝已事先設計好的藝術性抽象表演(由演員或是院民參與演出)組成。在2014年到2016年間,分別在美術館、影展、樂生院裡搭起的放映布幕,與公共電視台上放映。

某種程度上,作為享譽國際藝術家帶來的名聲,陳界仁使「樂生療養院」與其相關的社會議題,透過紀錄片引起公眾的關注,同時讓當時已因歷時過長且得不到政府正向回應而漸失動能的樂生保存運動,再次回到鎂光燈下。但與此同時,許多觀賞過此片的觀眾也表達對片中虛構與藝術部分難以理解,阻礙他們透過此片同理在(已)拆遷壓力下掙扎的樂生院民處境。

基於這個脈絡,筆者於2016年曾受邀到「師大人文電影節」為這部電影進行映後導賞。當時我藉由回顧影像媒介在台北都市拆遷保存運動進程中的介入歷史,以及樂生療養院保存運動的前世今生,協助觀眾進入陳界仁的論述。這篇文章正是以當初的映後導賞為基礎,在影像媒體漸漸成為我們理解世界重要媒介的今日,重新回顧影像的再現與介入如何影響台北都市保存運動,及其侷限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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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小易
陳界仁作品《殘響世界》,展於〈2016台北雙年展—當下檔案・未來系譜:雙年展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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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小易

當紀實影像開始記錄保存運動

Yomi Braester在他2010年出版的專書Painting the City Red: Chinese Cinema and the Urban Contract中,深入探究台灣電影新浪潮與其後的台灣電影,怎麼在八零年代後當台北都市發展權力結構與模式轉變之際,逐步從政府宣傳都市願景的工具,轉變為反映都市問題的媒介,甚至在拆遷保存運動中發揮影響力。

Braester的研究點出,台北都市發展的權力結構轉變,主要從八零年代左右起,伴隨台灣政治局勢逐漸開放與經濟起飛帶來的產業轉型,使得都市發展已不再依賴國家主導的建設計畫,而是逐步轉向不同利益關係者相互競逐的地產開發模式。當時在台北市政府的主導之下,幾個原本因特殊歷史因素產生的大面積眷村與非正式聚落,皆透過都市美化和居住安全為名,實則對周邊地產發展有利為由,被拆遷改建為公園。

Braester於文章中提到的第一個案例是「大安森林公園」,雖然當時的拆遷抗爭並沒有擴大為長時間的社會運動,但後續透過電影《搭錯車》(1983)追溯此地拆遷前的眷村景象,而電影《愛情萬歲》(1994)則彷若借楊貴媚在已建成的公園音樂台涼椅上痛哭一幕,表達對已經追不回的景物難以言喻的憂傷。然而受限於寫作時期,Braester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以虛構故事為藍本的劇情片,較少觸及後續對台北都市拆遷保存運動有更多影響的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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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錯車》電影片段

接續在大安森林公園之後,台北都市拆遷保存運動的始祖則是發生於九零年代的「14、15號公園反拆遷運動」。這個社會運動的歷程及其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已經有許多相關著作討論。談及影像紀錄,當時還是台大城鄉所研究生的黃孫權老師,以此為題拍攝的紀錄片《我們家在康樂里》(1998),不但詳實地記錄了整個拆遷保存運動的始末,也成為紀錄片參與這類抗爭的濫觴。

不同於後來紀錄片經常在保存運動過程作為重要的宣傳工具,這部最早的紀錄片作品卻是在康樂里拆遷已經發生之後,才隨著黃的碩士論文一併完成。透過黃同時作為運動參與者和研究者交錯的身份與視角,此片深入弱勢族群的處境與地產權力運作的現場,不但成為台北都市拆遷保存運動的影像再現經典,也引發社會大眾對於被拆遷者的同情,間接造成其後的寶藏巖聚落得以成為第一個被保存的案例。

作為虛構故事背景的紀實畫面

礙於影像創作在當時依然有著相對高的技術門檻,《我們家在康樂里》並沒有馬上促發公民影像紀錄的發展。反倒是許多劇情片與音樂影像,越發偏好取景於這類深具懷舊特色的拆遷前社區。位於台北公館地區水岸旁的寶藏巖聚落,即便在這波潮流下,同時成為康樂里之後的重要拆遷保存運動戰場,與許多電影取景的地點。

作為台北市邊緣依山傍水的小型丘陵地,寶藏巖從六零年代開始即由旁邊軍事基地退役的榮民自立營造成非正式聚落,如此特殊景致與歷史背景,早在九零年代就吸引不少電影在此拍攝,例如徐小明的《少年吔,安啦!》(1992)與侯孝賢的《南國再見,南國》(1996)。無論這類電影是巧合地留下此社區的歷史景象,又或是被面臨拆遷的聚落空間美學吸引,這些影像於後續的保存運動中都被陸續收集起來,一方面透過在社區進行露天放映凝聚居民情感,一方面作為宣傳聚落地景特色,爭取文化資產保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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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藏巖|Photo Credit:老綿羊@Flickr CC BY-ND 2.0

在保存運動如火如荼發展之際,其累積的社會聲量,更是吸引更多電影選擇取景於此,當中最特殊的則是瞿友寧的《殺人計畫》(2003)。其拍攝期間正值台北市政府進行靠近水岸的部分空間拆除工程,透過鏡頭,那些極具衝擊力的斷壁殘垣景象被零時差地紀錄下來。這些影像不但被導演用來暗喻虛構故事中的角色心理,也讓電影中呈現的人情與家庭崩壞情節反映真實被拆遷的寶藏巖聚落情況,甚至是面對都市空間快速變化的台北居民的集體意識(Braester,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