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傭兵》作者序:「邊境新興勢力」鄭氏集團的發端、擴張與消滅

《海上傭兵》作者序:「邊境新興勢力」鄭氏集團的發端、擴張與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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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這片競逐的海洋上,曾有一群福建人,在多方勢力間生存並獲取最大利益。鄭芝龍、鄭成功、鄭經的鄭氏家族即是其中代表。這個海上集團的興起與消失,不屬於任何一國的國史,必須從世界史的角度理解。

文:鄭維中

有一句引伸自德國社會學者齊美爾(Georg_Simmel)主張的名言是這麼說的:「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無動於衷(Der Gegensatz von Liebe ist nicht Haß, sondern Gleichgültigkeit)」。相較於上一個世代台灣人認知之中「不共戴天」的冷冽與堅決,鄭、荷兩方在歷史上的現實關係,毋寧較接近於「愛、恨、痴、纏」等種種複雜情緒交織,一言難盡。

走過戒嚴時代的「善良與誠實」者,對於北韓人民那種明確區辨敵我忠奸、愛恨分明的素樸歷史情感表達,難免會有那麼一點似曾相似的感覺。倒是,在逐漸成熟的民主社會中生活的人們,應該較能體會現實層面種種「愛恨交加」的複雜情緒。儘管我們每日都要做出若干決斷,也不得不承認,任何決斷都只能基於歷史一瞬中相對的正確感覺。任何通曉「千金難買早知道」這句話真實況味的人,都早已脫離了那種信仰歷史書寫是為了「月旦春秋」的素樸認知。

在戰後的台灣歷史書寫中,荷蘭長官揆一(Frederik Coyett),遭被定性為「民族英雄」的鄭成功所打敗並「驅逐」,被史家安上了「竊據者」此一野蠻罪犯「夷酋」角色。甚至,多年之後,當揆一的後代來台旅遊時,還得藉「感謝鄭成功寬大為懷,饒赦他們祖先的小命」的姿態來表達善意,以滿足某些台灣大眾的「感覺良好」。

然而,在我們的生命體驗裡,面對所有一切是非,真的總是能如秋霜烈日般洞澈明辨,而得以用非黑即白的標準判斷一切,不容一絲灰色地帶嗎?我們真的總是能毫不遲疑地做出風險極大的決定,而不擔憂留下任何一絲悔恨?一六六一年四月底,鄭成功決意率兵渡海攻台,發動奇襲,這一決定翻轉了歷史局面,對台灣乃至東亞的歷史,造成深遠的影響。然而,鮮為人知的,就在兩個月前,揆一於一六六一年的二月底寫給巴達維亞的報告裡,卻也清楚策劃並提出荷軍應當如何與清軍聯盟,對金廈兩島發動奇襲的方案。在報告中,揆一並強調,必須趁此時機,將鄭氏集團的勢力一勞永逸地掃除。

揆一很清楚,鄭成功從南京敗歸之後數年,清軍已於福建沿岸完成部屬,開始壓迫鄭成功的部隊。與此同時,鄭荷雙方的談判已經觸及底線,即使暫時和平,日後仍隨時有爆發衝突的可能。最重要的是,荷蘭人早已於一六五六年,抵達北京向康熙皇帝朝貢。此後,荷蘭人已正式取得大清朝廷承認,可以展開國家層面的交涉,不再如同明代一般,被拒之於門外。鄭、清之間的殊死鬥與荷蘭無關,荷蘭決定與何者結盟,乃是利害關係的選擇問題。雖然清軍在海上無從與鄭氏匹敵,但也正因為如此,倘若清軍與荷蘭艦隊聯盟,一舉殲滅鄭氏集團,則有可能複製一六三九年的日本經驗,讓荷蘭東印度公司因為協助清剿有功,順勢成為代理中國對外貿易的獨家窗口。

因此,於一六六一年,在鄭氏集團尚無防備的情況下,直接派出艦隊偷襲金、廈兩島,將可使東印度公司艦隊一躍而成為東亞海域最大的勢力,根本是穩賺不賠的上算。揆一甚至應該能在送出報告的四個月前,即一六六○年十一月,於其派船前往廈門質疑鄭成功是和是戰時,利用艦隊發動奇襲。從當時三艘荷艦駛到廈門島處投錨落錠的紀錄,我們可以推測,單單從戰艦舷側伸出的砲口,其射程就可以涵蓋廈門市街與鄭氏在港停靠的軍船。

當其時,廈門壅塞著由福建沿岸逃亡至此避難的老弱婦孺。在鄭軍大開友誼之門,兵民暫時喘息,毫無還手之力的情境下,即使只有三艘荷蘭戰艦,如果荷軍選擇開砲轟擊,直接造成鄭軍嚴重損害的可能性仍然非常之高。而當時的揆一之所以沒有發動攻擊的理由,只是因為鄭成功明確表達,沒有攻擊台灣的計畫。儘管在當時的局勢下,鄭軍選擇出兵攻取台灣,本屬合理推測,且於此同時,揆一自己也在盤算發動先制攻擊的可能性,然而自始至終,他都選擇相信鄭成功,沒有把握住這樣的機會。

回顧過去,類似的歷史情境,也曾發生在一六三三年揆一的大前輩普特曼斯(HansPutmans)長官身上,在推算當年的鄭芝龍勢力擴大,可能背叛與荷蘭人先前締結之同盟後,普特曼斯義無反顧的選擇了發動奇襲。

因為有此前例,當時的揆一若選擇自行發動攻擊,即使未能即時獲得巴達維亞上級同意,做法上也沒有什麼可議之處。

在揆一擬定的軍事計畫提案剛從台灣送出後約兩個月,鄭成功即率大軍登陸台灣。揆一還來不及進行偷襲,就被鄭成功搶了先機。因為只要鄭氏獲得了清軍無法企及的海外的基地,就有機會重新與荷蘭人進行合作貿易,避免被清荷兩方夾殺的絕路,這也是鄭成功在一六六二年於安平與揆一簽訂降約時的設想。就鄭成功方面的盤算,只要荷蘭人接受了鄭氏集團已然存續,且在海上仍優於清軍的事實,即使處於清廷的海禁政策之下,荷蘭人最終還是必須繼續尋求透過鄭氏集團的走私管道,取得中國貨物。

熱蘭遮城之失,主要還是揆一沒能搶先痛下殺手,選擇了相信鄭成功釋出的善意。為何當時鄭成功與揆一會走向這樣的爾虞我詐的對峙?為何雙方即使極端地不信任對方,仍要維持表面和諧?這一切層次多元的複雜態勢,在在說明了鄭荷之間過去峰迴路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絕對不是「民族英雄驅走野蠻罪犯」這種意識形態定性那麼簡單。就如同十七世紀東亞史的變化,無法簡化地以一句「明亡清興」就帶過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