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傭兵》:中國中央權力的衰落,湊巧讓鄭氏集團得以建立自己的「港市國家」

《海上傭兵》:中國中央權力的衰落,湊巧讓鄭氏集團得以建立自己的「港市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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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海上傭兵政權的誕生,是由新興的海洋接觸與新一波全球化浪潮所造就的結果。鄭氏政權與海外貿易夥伴(無論是東亞或歐洲人)打交道的方式,和馬來群島港市國家彼此交往方式的共同點,則更多過與明代朝廷中國中心朝貢體系的相通之處。

文:鄭維中

結論:防禦性與攻擊性獨占

中國東南沿海區域的社會動盪,是鄭氏家族海運帝國得以崛起的關鍵所在。這一閩南地區的海上傭兵權力集團,經由嫻熟地利用海外貿易,並獨占海上暴力,而確立起自身地位。它的起源,是明代以農為本的稅務管理的副產品,這套稅務管理在迫切需要的時候,無法徵收到足夠的歲入,好在變遷與外力入侵的時期維持一支常設水師艦隊防守沿海。福建省當局被迫另謀出路,別無選擇,只能利用海上貿易所得的收益保衛海疆。經由允諾將貿易收益給予海上傭兵這一權宜之計,地方當局也給予了他們實質的自主權,可以自行其是,條件是他們要在沿海水域維持秩序,讓北京朝廷滿意。

歷史學者普遍認為,明朝在一五六七年部分解除閩南海禁的詔令,在當地商人與船員為了從海外貿易獲利而進行的長期抗爭中是一個里程碑。這一非同尋常的「特權」允許由一處地方港口進行海外貿易——漳州府海澄縣的月港。這項政策的設計看來是為了兩個目的:提供失業船員合法的工作機會以減少海盜行為,並確保一支遠洋戰鬥部隊隨時待命為海防效力。

從任何標準衡量,它似乎都是一項精心計算的決策,但近年的研究卻顯示,它並非朝廷藉以控制海外貿易的精心設計之舉,其實只不過是一項就地合法的安排(ad hoc),以確保持續遭受當地海盜危害的商船運輸能夠存續。簡單說來,這個措施其實就像是明廷允許葡萄牙人留在澳門的「澳門慣例」(Macau formula)。

為了盡可能有效地綏靖沿海水域、打擊海盜而採行此一政策,使得海防部隊有了得以維持的財政基礎。在這樣的形勢下,海防部隊與如今可在官方許可下航向海外的船主及船頭之間的關係,就發展成了可變通的安排。

釐清優先順序的責任,完全由海防部隊一肩承擔。海防部隊,或者毋寧說他們的將領,面對著許多選擇。他們應當僅只伴隨和保護商船,為服務收取高價嗎?他們應當主動騷擾及追捕海盜,並下令對鄰近島嶼實施焦土作戰,以防海盜或走私者利用嗎?還是完全忽視這些繁重的任務,利用自己的商船從事更具前瞻性的策略,對他們更加有利?賺取的貿易收益要用多少份額來維持海防部隊,取決於各省當局的判斷,主要是掌管各省預算的巡撫。

海上傭兵人數的起落與恐懼外力侵略的程度變化密切相關。在這個全球化的早期階段裡,明代中國沿海各省的巡撫們,並不具備對於國際公海當前事態演變的全面知識這項優勢。朝廷愈懼怕海上侵略者所帶來的威脅,無論他們是中國或日本海盜還是荷蘭私掠商人,它就愈強烈支持讓海上傭兵們在海運貿易中擁有在地獨占權利,由他們維持沿海和平。結果是海上傭兵的地位頗具固若金湯、屹立不搖之勢,這種我所謂的「防禦性獨占」(defensive monopoly)對於貿易收益的增加做出了有力貢獻。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隨著日本內戰在十六世紀末進入尾聲,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先後統一全日本,中國沿海的日本海盜活動也逐漸減少。日本商人攜帶著幕府核發的御朱印狀,試圖以和平、合法的貿易為基礎,與中國沿海建立新關係,但他們的和平志向卻因中華帝國仍未撤銷對日貿易禁令而受阻。

一六一七年,身為漳州仕紳一員的商人趙秉鑒受到福建海防部隊招募,當時有流言說日本人即將試圖移居到鄰近中國的台灣島。由於趙秉鑒私下涉入了與中日走私商人之間的交易,他也就樂得運用自己的官方身分,將所有其他走私商人從這門生意排除。當日本人的「威脅」並未實現,福建省當局再也不需要他,他們就處死了趙秉鑒。

同樣的,以日本為據點的著名走私商人李旦,一六二二至一六二四年間在明軍海防部隊與占領澎湖群島的荷蘭人之間斡旋;他在開始組織中日兩國之間的走私網絡之前,可能也曾是海防部隊的下級軍官。李旦試圖經由為中國朝廷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居間協調,在海防部隊取得中心地位,但他在計畫尚未取得成果之前即已去世。李旦的死亡為他的走私網絡一名前任成員,別名尼古拉斯.一官的鄭芝龍開了路,使後者做為傭兵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短暫合作之後,得以在一六二九年率眾加入海防部隊。

當荷蘭人在一六二四年占領台灣,並繼續施壓福建當局開放貿易關係,一官麾下的福建海防部隊權力在一六三○年代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與日本的貿易——首先透過台灣的荷蘭人走私,隨後則與長崎直接貿易——對一官開展「防禦性獨占」貢獻極大。一官在海防部隊擔任高階官員之際,實際上仍然是一名海上傭兵。接連幾任巡撫助長了一官的企圖心,這些巡撫都意識到必須讓步以換取沿海的安全與繁榮。一官的「防禦性獨占」在一六四○年代達到鼎盛,這正是明廷在帝國東北邊疆面臨滿洲人威脅的時候。福建巡撫幾乎公然包容他與日本的非法貿易,因為抵抗滿洲人的長期戰爭已經耗盡了明帝國的國庫。

對荷蘭人而言,這一切全都發生得不是時候。正當荷蘭人期望能在一六三九年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之後取而代之,一官對外貿易獨占地位的迅速擴張,卻崛起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中日商路的貿易上難以擺脫的一大威脅。當一官於一六四六年在福建省擁戴隆武帝建立南明朝廷,他想出了以朝貢貿易形式掩護開展直營特許貿易的完美方法,這將使他得以挑戰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暹羅、蘇門答臘、馬來半島及交趾支那等地的貿易特權。一官意識到這是他的機會,他掌握了中國沿海一切海上活動的唯一權威,並抓住了實施海禁、將海禁轉為「攻擊性」武器的權力。

當一官之子,又名國姓爺的鄭成功在一六五三年繼任為福建沿海傭兵的首領,他也同樣借助海禁這一武器為支點,在與日本人、荷蘭人及西班牙人等眾多貿易夥伴或對手打交道時獲取更大利潤。他所有的軍事行動都圍繞在他的海上貿易網絡最需要的地點。他對南京和台灣發動的最後兩次全面進攻,目的是為了保護與日本的賺錢生絲貿易,以及投入與印度的黃金貿易。

同理,他的繼承者鄭經在福爾摩沙島上對仍然固守雞籠的荷蘭人,以及在柬埔寨金邊對荷蘭人的攻擊,也相當於攻擊性獨占的實施,這種攻擊性獨占(aggressive monopoly)始終試圖動用武力確保自身貿易網絡。即使在一六六三至一六七○年(在福建更持續到一六八四年)清廷強制實行禁海遷界政策期間,地位安穩的台灣鄭氏政權,仍能藉由在沿海多處據點交換違禁貨物而繼續與中國交易。

國姓爺在一六六二年占領台灣,給了鄭氏家族一處根據地,藉以和統治中國的清帝國談判,重新界定雙方關係。十七世紀開始時,台灣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一處「無國家」空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一六二四年占領台灣打亂了這個局面,日本人在新建立的德川幕府統治下,於一六三六年實施自己的鎖國政策,則令這局面更加複雜。

起初,閩南海上傭兵的作用,頂多是在澎湖群島和台灣的基地扮演中國與日本的中間人,但隨著一官實際上在安海―台灣軸線上成為中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中介者,這種局面也在一六三○年代產生劇變。隨後在一六五○年代,國姓爺將他的網絡擴充,納入了暹羅和日本。中國地緣政治形勢的劇變,大大增強了國姓爺的「攻擊性獨占」。它是如此擾動了區域貿易,因而促使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一六六三至一六六五年間尋求與清軍水師聯手。荷蘭人權衡各種選項後決定,他們最有利的路線是基於推翻鄭氏政權的共同利益,尋求與清廷建立穩固關係。

當華南各省在一六七三年爆發了新的反清復明叛亂,鄭氏政權與反清的福建、廣東兩省統治者在海外貿易上的競爭也全面展開。由於鄭氏政權沒有立場對閩粵兩省的前盟友開戰,它的「攻擊性獨占」隨之流失。它被降格成了僅屬中日貿易的諸多競爭者之一。福建叛軍在一六七七年投降清廷之後,原先由清廷派駐以拱衛華南沿海的新編福建海防部隊,逐漸開始收回他們先前與鄭氏鬥爭時喪失的地位,同時採用了「防禦性獨占」的措施,將鄭氏政權描述成了對於公共利益的一大威脅。

一官昔日的部下——水師提督施琅抓住這個機會,指揮廈門的海防部隊攻打台灣的鄭氏政權。但他的決定做的不是時候。因為清廷為了保衛沿海,考慮清空整個沿岸地區,這個決定將使海防部隊變得多餘,施琅自己的地位也變得不確定。要是施琅不想看到自己長久以來奮鬥及籌謀的一切全都瓦解,他就必須趁早消滅鄭氏政權。不過,他並未受到完全的信賴。他在澎湖群島外海摧毀鄭氏水師,並在台灣接受鄭氏政權投降之後,海上的威脅——即維持「防禦性獨占」最重要的理由——隨之煙消雲散。施琅決心保守自己辛苦掙得的地位,於是密謀誘導荷蘭東印度公司重返台灣,好讓他將荷蘭人誇示為必須對付的外患。

但時移事易,荷蘭東印度公司不願隨著他的計畫起舞。它已經從中國福州的直接貿易中撤出,日本也不再出口公司進行亞洲內部貿易時所需的白銀。面臨中國商品在日本的利潤逐漸減少,荷蘭人重新評估了安平(大員)港灣持續惡化的地理環境狀況,判定這個港口變得太淺,荷蘭船隻無法進入。權衡所有條件之後,巴達維亞總督約翰.坎普斯(Johannes Camphuijs)在一六八五年決定,台灣的殖民地對於公司不再具有任何用處,除非能夠經由該地取得與中國自由貿易的獨享權利。而在清廷方面,隨著帝位獲得鞏固,它判定不會再有來自海上的外患,而決定開放沿海的海外貿易。結果是軍費與獨占貿易收益就此脫鉤,從根本上影響了海防部隊的性質與目的,從今而後,再也不會需要其他海上傭兵了。

在漫長的中國歷史裡,每當中央政府的力量衰退,即屢見地方軍閥崛起爭逐權力,東漢末年、晚唐和南明時期都是如此,僅僅一百年前的清朝末年就更不在話下。這種現象的共同基礎,在於朝廷採取某些權宜措施,讓地方防禦武力在朝廷無力平定地方亂事之時自行平亂。比方說,黃巾之亂(西元一八四年)、安史之亂(西元七五五年)和太平天國之役(西元一八五○年)都是地方軍閥崛起、中央權力衰敗的結果。從

這個視角看來,鄭氏家族的興起與南明皇帝旗下的其他地方軍閥並沒有多大差別。鄭氏與其他軍閥的區別,在於他們的海上經營能力。這賦予了他們取用海外貿易收益的獨占地位,提供他們大筆資金以實現計畫。鄭氏政權不再仰賴農業稅收加上陸地軍力,而是倚仗他們確保海上商路暢通及有用商品穩定流通的能力。中國海上傭兵政權的誕生,是由新興的海洋接觸與新一波全球化浪潮所造就的結果。鄭氏政權與海外貿易夥伴(無論是東亞或歐洲人)打交道的方式,和馬來群島港市國家彼此交往方式的共同點,則更多過與明代朝廷中國中心朝貢體系的相通之處。

中國中央權力的衰落,湊巧讓鄭氏得以建立自己的港市國家。但如同其他眾多海港政權,它的凋零與其說是因為中華帝國實施海禁,更多是由於海洋貿易變遷及其他沿海政體參與競爭的影響。然而,它在中國海疆的漫長歷史裡,仍是一個突出的例外。看來正是鄭氏最初兩代統治者出類拔萃的領導特質,使它得以成為一個中國沿海地區藉由巧妙操縱多種不同經濟基礎,幾乎擺脫中央權力掌控的唯一特例。

相關書摘 ►《海上傭兵》作者序:「邊境新興勢力」鄭氏集團的發端、擴張與消滅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衛城出版

作者:鄭維中
譯者:蔡耀緯

荷蘭萊頓大學博士鄭維中,深入荷蘭文、中文史料研究,
超越民族國家史觀、陸上帝國疆界,
以世界史角度,看見十七世紀東亞海上的無國家空間,與其中的行動者。

這段歷史與台灣早期歷史關係密切,
本書在世界海洋史中看見台灣,是了解早期台灣史的必讀之作。

《決戰熱蘭遮》作者歐陽泰:「這是攸關早期台灣歷史最重要的書之一。」

十六、七世紀,荷蘭、西班牙、葡萄牙在東方競爭貿易。陸地上的大明帝國衰弱,原有朝貢經濟體系搖搖欲墜。而日本則剛結束戰國時代,無論是豐臣秀吉或是德川幕府,都在全新的貿易機會中,得到了嶄新的世界觀,渴望脫離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經濟體系,自行建立對外貿易關係。

在這片競逐的海洋上,曾有一群福建人,在多方勢力間生存並獲取最大利益。鄭芝龍、鄭成功、鄭經的鄭氏家族即是其中代表。他們活躍在跨國的空間之中,能使用多種語言,遠比明帝國的官員擁有更多對外經驗。他們曾先後是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明帝國的傭兵,也曾扮演荷蘭人與中國生意的中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關係有時合作,有時競爭。他們的商業路線曾經遠達菲律賓、暹羅、日本,使得福建安海一度成為東亞貿易的重要節點。他們的思維遠遠超越帝國官員與文人的眼界,更非反清復明、忠君愛國等標籤所能說明。

這個海上集團的興起與消失,不屬於任何一國的國史,必須從世界史的角度理解。
本書重返十七世紀東亞海域,呈現這個跨國空間風雲詭譎的歷史動態:

  • 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朝貢體系,為何遭遇挑戰?
  • 豐臣秀吉為何攻打朝鮮?德川幕府如何計劃發展自己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 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歐洲勢力如何在東亞海域上競爭?
  • 福建商人集團如何加入歐洲越洋貿易?如何和中華陸地政權互動?
  • 滿人進逼之下,鄭芝龍為何曾盤算福建獨立?最後又為何降清?
  • 台灣如何被織進世界的網,海上傭兵集團如何影響台灣歷史?

本書特色

  • 這本書從世界史、東亞史、海洋史的角度看見台灣。
  • 是對我們重新認識台灣早期歷史,極為關鍵的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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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衛城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