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籠罩下的1950年代，如何誕生臺灣第一批「文學女團」？

文：李筱涵（文學研究兼文字工作者）

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

在這個只要滑開手機、連上網路，人人都能成為作家的自媒體時代，身為「女作家」並不是什麼稀奇古怪的事。但在媒體平臺稀有的年代裡，作家可不是人人都能當，而能夠逃脫困守家庭雜務命運的女性，大概少之又少。然而，在這樣的時代當中，臺灣竟然還是出現了一群女作家，而且還是在國共內戰情勢緊張，白色恐怖蔓延籠罩下的1950年代。到底是什麼契機或條件，促成臺灣史上第一批文學女團的誕生？

張漱菡與她的《海燕集》，見證了這個時代裡面女性作家的現身與突圍，在為女作家創作的拓荒路上，她與她的作品扮演了怎樣的關鍵角色？

讓我們重返那個年代，看看臺灣第一批文學女團如何亮麗登場吧！

Photo Credit: 《海燕集》（崔右明捐贈），〈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會員證〉（艾雯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1950．雙面海燕的誕生

「是的，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也是一個苦難的時代！」當少女張漱菡在編集處女作《海燕集》寫下這句話的時候，感觸良多。才25歲的年紀，她已經歷父親驟逝和家國飄搖的傷痛，跟著母親避難，一路遠飄到臺灣這座小島；不僅被迫中斷上海大學學業，副熱帶氣候的燠熱難耐也使她染上瘧疾。

久病不癒的她，既無法持續未完的學業，也無法打工分擔家計，只能終日在病榻上寫東西。這苦難，好像從歷史降臨到個人身上，但身體病痛並沒有阻止她以故事記憶時代的傷痕。就這樣，她在病中完成十萬多字的小說《意難忘》。

儘管戰時的青年故事深刻動人，但有哪間出版社願意冒險出一個無名小卒的書呢？而且還是個年輕女孩？許多出版社甚至連稿都不審就直接讓她吃了閉門羹。但連續幾次冷水都沒有澆熄這個年輕女作家的心，她持續在《旅行雜誌》發表散文，結識暢流社主編吳愷玄，結果竟獲得在《暢流》半月刊上連載小說《意難忘》的機會，更想不到小說一連載便出乎意料地引起讀者熱烈迴響。

這個成功為張漱菡注下一劑強心針，她打鐵趁熱，以初生之犢的勇氣一舉創立「海洋出版社」。她事後雖自嘲海洋出版社已成為「一書出版社」，但這本唯一被出版的《海燕集》，卻是臺灣第一本女作家的作品選集，裡面收錄了張秀亞、潘人木、琦君、郭良蕙、孟瑤等知名女作家初始創作的作品。這些名字一字排開，意外成為一窺臺灣女性文學史脈絡的時空膠囊。

在那個「使筆如使槍」的1950年代，「中國文藝協會」成立，《臺灣新生報》創刊，讓軍人在報紙副刊養成「軍中文藝」專欄，希望透過媒體和藝文將「健康思想」帶到社會。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張漱菡《海燕集》自述編輯動機，自然也得呼應國家文藝的走向：她向二十幾位文人邀稿，並強調這些作家都「熱愛祖國」，有正確的思想見地與豐富的情感，能代表自由中國的文化與精神。

她希望這樣一部文學選集行銷到海外，能夠讓僑胞認識祖國的文化水準，以待反攻大陸之後，也讓那受難的同胞們了解自由的可貴。而《海燕集》之所以要叫「海燕」，則是用這種意志堅強的小鳥如何能憑著一雙小羽翅飛越海洋回到故居，來隱喻反攻大陸。

Photo Credit: 《海燕集》（崔右明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但有趣的是，這看似刻板的書前呼告，在1989年再版的時候被重寫了。最初的版本，興許是要寫給政府審查，編者在書裡先聲明本書作家全為女性，不過是因為她多認識女作家。事實上，張漱菡試圖在滿是男人的文壇裡以文學選集為女性撐出一片天地。

三十多年後，她在新版序中自白，的確早有計畫要先編一部女作家的小說專輯，並嘗試在每篇作品前附上作者近照，突破當時千篇一律通篇以文稿排版的文學書籍樣貌。這時候，女作家終於可以無罣礙的以「性別」身分浮出檯面。同一隻海燕，從反攻大陸的意象，蛻變為女性嚮往凌空飛越的自由象徵，可謂「一隻海燕，各自表述」。

《海燕集》不只在性別上有所突破，在書市也刮起一陣旋風。初版五千本不僅一次售罄，且轟動海內外文壇，數月間連續加印了六、七刷，各方書店仍然索書信件不斷，現在看起來簡直是難以想像的書市行情。但，到底是什麼樣的小說內容可以引起這般暢銷狂潮？

Photo Credit: 《海燕集》（崔右明捐贈），〈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會員證〉（艾雯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從一到多：藏身團裡的多部女聲

綜觀《海燕集》所收錄的故事，除了政黨色彩較強的蘇雪林和謝冰瑩各自以動物寓言或大饑荒來暗示共產黨造成的罪惡之外，張雪茵、張秀亞、艾雯和郭良蕙等其他女作家則較精細描繪時代戰亂頻仍下的女性或弱勢的個體命運。

像是靠縫紉軍被維生的女工，如何在婚戀上被時代作弄而不幸投河；或者一個貴族養女如何因為不敵家族聯姻而與愛侶被拆散，不得不離家隨軍工作討生活，最後留下愛人孩子抑鬱而終；甚至女作家會注意到在整體強調男性陽剛的氛圍裡，容貌和個性皆陰柔的男性所遭遇的生命困境。

諸如此類，在戰場內外或邊緣，訴說有情人們的悲歡離合與世事變化無常。在白色恐怖的氛圍裡，她們遊走在言論緊縮的縫隙間，描寫離亂時代裡真實的命運困境和情緒感受，也許正好為這個緊縮的時空提供了思想破口與心靈慰藉，反而在苦悶的年代切出一條文藝自由之路。

Photo Credit: 《海燕集》（崔右明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但在言論備受箝制的時代，女作家要名正言順出版作品，必須附屬在大家國神話底下，自我文學實踐才能展開。《海燕集》女作家多數後來都加入1955年成立的「臺灣省婦女寫作協會」；帶頭籌組的蘇雪林也是國民黨資助的文藝協會成員，它奇妙的成為一個由民間發起卻官方色彩強烈的女作家團體。

它像軍中社團，每人一張會員證，清楚標記年齡、籍貫和編號。後來臺北市改制，為免除省籍問題而改名為「中國婦女寫作協會」，並應邀參觀臺北監獄，這表示婦女協會已與官方站在同一陣線。歷史照片上題著「行刑即教育」，顯然和這群身風姿曼妙的女作家們產生一種微妙的畫面，展現當年全民皆兵而崇尚武化教育的文化環境，從而讓我們更理解張漱菡在《海燕集》初版序文強調的國族敘事。

從日常開枝散葉的女作家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