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該如何面對醫護染疫?從楊志良的獵巫言論談起

台灣該如何面對醫護染疫?從楊志良的獵巫言論談起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無論是TPR或RCA,在醫界應用都超過十年;但從楊前署長發言可知其二者的無知,這可以從精神分析理論「不急著獵巫獻祭的,才能思考並獲得知識」來看,舉例來說,如果在中小學發生一個意外事件,不同老師就會有不同的態度和處理方式。

文:陳俊光(精神科醫師)

試著想像一下:在學生打掃美勞教室時,一個石膏像被打破了。老師沒發現另有學生受傷、卻要對教材損毀事件究責;於是學生們互相指責「是他打破的」「是他撞我的」……幾個學生被懲罰、全班同學互不信任。可能下個月又有石膏像被另一班學生打破;更慘的是有學生被霸凌,受不了就自殺。

也有可能,老師不對學生究責、卻耐心了解事發經過,或許會發現:「氣窗太高,學生要搬椅子踮腳尖才擦得到。放石膏像的桌子太小、又擺放在危險位置。」於是針對問題改善,而類似事件不再發生。

筆者曾數次造訪台灣師大教育大樓,很驚訝地發現:某層樓的大廳,整片牆上抄錄了中國古籍,內容大意是「辦教育就要處罰達不到標準的學生」。也難怪台灣有許多教師會有上述故事的第一種反應。然而,教育現場也有許多感人的故事、可敬的教師,他們都不是這樣教學生的:他們可以看到學生先天後天的不足、家庭的困境、體制的缺陷,也能看到學生的長處……給予適當的協助與鼓勵支持。

代罪羔羊、獵巫心態與知識的衝突

桃園某醫院發生醫護感染事件,事發過程、感染途徑仍有待釐清,楊志良就指責染疫者不遵守SOP,並主張開除醫師。這就像小學生(幼稚園?)或一部分的老師,或是像未經啟蒙的古代歐亞社會:只要有壞事發生,不去了解事實經過、不會做研究了解深層原因,就只是獵巫、找個代罪羔羊,甚至把助人者/受傷的人當成罪人(所謂女巫經常也是草藥治療師),將之獻祭或放逐。

這樣當然不會解決問題,只是在心理上獲得短暫的平安(壞東西都趕走/消滅了)、並在社會上造成更深的分裂與傷害。

面對身體心理的病痛、乃至人生的困境(社會問題也適用),精神分析學者Hanna Segal提出了兩種態度:to have vs. to suffer。to have意指「視為外來的、異己的、與己無關的、可以簡單排除/切除的」,與Melanie Klein提出的「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有關[註];to suffer意指「視為與己有關的、必須被思考理解的、必須接受其存在或不可能完全消失的」,與M. Klein提出的「depressive position」有關。

另一位精神分析師W.R. Bion則提到capacity to suffer,主張「能夠忍受挫折與失落(不急著獵巫獻祭),才能開始思考、並形成知識」,認為failure to suffer往往意味著inability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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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Photo Credit: 中央社

面對事件的健康態度、知識與改善的可能

早在2003年,衛生署就補助醫策會、研發「台灣病人安全通報系統」(簡稱TPR),強調「匿名、自願、保密、不究責、共同學習」五大原則,希望能藉此蒐集更完整的醫安問題資訊、並得以預防未來意外事件發生。而在更多領域被廣泛應用的「根本原因分析」(Root Cause Analysis簡稱RCA),也強調:「儘可能以制度化、系統性思考(而非歸咎個人)來減少不良事件發生的可能。」

關於TPR,讀者很容易理解:「保密、不究責」才可能讓工作人員勇於通報不良事件、並樂於詳細說明事件經過。至於RCA,我們可以舉例說明:例如護理師給錯藥,歸咎個人無助於預防類似意外;但如果以系統或制度性的方式檢視問題,我們或許可以發現燈光昏暗、藥品包裝或存放易混淆、人員過勞……等問題,除了針對問題改善、也可能開發出「三讀五對」等防錯機制。

又例如有醫師在SARS時插管染疫,楊志良署長可能會開除已殉職的醫師、馬英九市長會拒絕國家賠償;但幸好當時是涂醒哲、陳建仁當衛生署長,他們則是與醫界合作,檢討防疫機制(所以我們能成功應對武漢肺炎)、並研發出防護面罩供醫師插管時使用。

就像本文第一段提到的:面對意外事件,不同老師的不同態度/處理方式。

另一個例子是:在2009年,衛生署長楊志良強行推動H1N1(豬流感)疫苗注射,造成多起死亡與嚴重不良反應(如長年嗜睡)、多位家屬因此自責憂鬱(筆者門診就不只一位家屬受苦於此)。楊署長非但不檢討疫苗品質或施打政策,反而是處罰/控告求助的家屬與聲援的醫師、卻沒有處罰造成災難的署長本人。

無論是TPR或RCA,在醫界應用都超過十年;但從(管過很多醫院的)楊前署長發言可知其「對此二者完全無知」。這也應證了前述精神分析理論的「不急著獵巫獻祭,才能思考並獲得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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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Kin Cheung / Reuters / 達志影像

把台灣當家、當作一個整體

社會正如學校,如果當權者/老師動輒想到處罰,非但不能解決問題,更會製造成員間的分裂與不信任。設若真如楊前署長所主張的「開除染疫醫護」,將會有許多第一線醫護離職,留下的醫護會過勞,台灣的醫療崩潰、疫情失控將難以避免。楊前署長拒絕認錯道歉,反而以片面不實資訊抹黑染疫醫師,這樣的言論如果發酵,也會促使(在其他國家已經發生的)民眾歧視排斥醫療人員及其家屬,使醫療人員更加心力交瘁,從另一方面摧毀醫療。

類似的言論可能會造成台灣的分裂,也往往來自並不把台灣當家、沒有「台灣是一個整體」心態的人們。楊前署長曾經主張「裁撤口罩國家隊、進口中國製口罩」「台灣零確診不是好事、中國防疫優於台灣」「進口並施打中國製疫苗(存心想再製H1N1疫苗的慘劇?)」;也有其他人早期鼓吹台灣口罩出口中國(當時台灣口罩不足以應付內需)、有加利公司進口中國劣質口罩供醫護使用、有人在網路上詆毀台灣防疫成就(汙衊醫護與政府造假)、或為了發生本土感染而幸災樂禍……

凡此種種,都讓人不禁懷疑「這些人是否有把台灣當家?」

如果把台灣當家、把自己當成台灣整體(乃至地球)的一分子,就不應該會有幸災樂禍的言行、也不應該動輒獵巫、過度指責染疫者,即使不得不對返鄉國人設限、不得不對某些人類同胞強制隔離,也應該心存同情,如陳時中部長屢次強調的「他是病人、不是犯人」,這種接納受苦者的態度、而非楊前署長的指責排斥的態度,才能修復(reparation/restoration)受傷的社會、讓人類在疫情威脅下繼續前行。

註解

  • 藉由嬰兒觀察,Melanie Klein發現:初生嬰兒無法完整認知客體,會對世界有分裂(splitting)的認知,以為哺育它的是好乳房、讓它餓肚子的是壞乳房(類似被害妄想),此稱為「妄想-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如果心智發展順利,嬰兒會在四~六個月大時進入「憂鬱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開始對客體有更完整的認識、知道想像中的壞母親就是提供哺育的好母親,將會懊悔自己恨過母親、擔心恨意造成傷害(depressive anxiety),並有心予以修復(reparation)。可參見這篇介紹文章

本文經思想坦克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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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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