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小說全集》朱宥勳導讀:如果世界真是一個鐵屋,也只能報之以一抹犬儒的微笑

《魯迅小說全集》朱宥勳導讀:如果世界真是一個鐵屋,也只能報之以一抹犬儒的微笑
魯迅,1928年3月22日攝於景雲里寓中,當時他入住上海不滿一年|Photo Credit: Unknown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直到上了研究所,對臺灣文學史有比較清楚的理解之後,才明白魯迅的小說,在過去一百年的臺灣,經歷了多麼複雜的引介、傳承、禁制與解放之波折。

文:朱宥勳(作家)

【導讀】鐵屋的住民們: 魯迅與台灣小說

回到你的國家,你也教不了你的魯迅。

這是台灣小說家郭松棻,於一九八五年發表的〈雪盲〉這篇小說當中,一位日本教授的對白。〈雪盲〉描述了一位台灣人赴美留學之後,滯留而不得歸鄉。小說沒有明講,但對照背景,讀者可以看得出來是因為被「黑名單」放逐之故。而這位不能回台灣的台灣人, 就日復一日地在一座專門訓練拉斯維加斯賭場警衛的學校裡,教那裡的學生中文。

賭場警衛需要的不過是普通的中文對話,但這位熱愛魯迅的台灣教授,卻不合時宜地教他們誦讀魯迅的〈孔乙己〉。與他同事的、同樣不得志的一位日本教授,每每在台灣教授想家時,就會這樣勸他留下:「回到你的國家,你也教不了你的魯迅。」

這是一個極為諷刺的場景:一群中文字都不認識幾個洋人大個兒,在沙漠的學校裡顛簸地朗誦他們根本不需要的魯迅;而真正熱愛魯迅的台灣教授,卻連同〈孔乙己〉一同被放逐到太平洋的另一邊來。

我大學初讀這段情節時非常困惑:怎麼會說「教不了你的魯迅」呢?我明明在高中國文課本就讀過,全台灣高中生都要讀的呀。而且,國文課本不偏不倚,選的正巧就是〈孔乙己〉。直到上了研究所,對台灣文學史有比較清楚的理解之後,才明白魯迅的小說,在過去一百年的台灣,經歷了多麼複雜的引介、傳承、禁制與解放之波折。

魯迅小說與台灣文學的因緣糾葛,要從日治時期開始說起。一九二○年代,台灣開啟了一波「新文學運動」的浪潮。新世代的知識份子從中國、日本的文學運動中汲取養分, 也開始了批判古典文學、建立現代文學的運動,相當於是台灣版本的「白話文運動」。這波運動最早的陣地,就是在一九二三年創刊的《台灣民報》上。在這份刊物上,赴北京留學的台灣作家張我軍吹響了「新舊文學論戰」的號角。從一九二五年一月開始,張我軍發表了一系列強烈抨擊古典文學的論述,逐漸為「台灣新文學」的建立奠下基礎。

然而,就在張我軍以戰神之姿聲討古典文學、主張建立新文學的同一年,他也開始在《台灣民報》上,把魯迅引介到台灣。這兩件事,其實都服膺了同一目標—— 既然要建立新的文學,那不僅要有論述,也要有創作;而如果要有創作,則必從學習、模仿開始。《台灣民報》顯然以魯迅為重點的學習、模仿對象。光是在一九二五年這一年中,《台灣民報》 所發行的四十五期刊物裡,就有十一期刊載了魯迅的文章。

這些文章不乏魯迅經典的小說名作,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故鄉〉、〈鴨的喜劇〉等。這些篇章,都是你可以在本書第一編的《吶喊》中找到的。值得注意的是,魯迅是在一九二二年出版《吶喊》 的,考慮到當時的資訊傳播速度,《台灣民報》能在兩年之內就引介魯迅,手腳是很快的。

當然,我並不是要主張魯迅單獨影響了台灣新文學;事實上《台灣民報》引介的作家並不止於中國,而中國作家中也還引介了冰心、胡適、郭沫若等人。不過,魯迅的小說確實深刻影響了台灣小說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台灣新文學的第一位名家賴和。賴和與魯迅在背景上相像(都是醫生),在中國、台灣兩地的文學地位相若(都是開山祖師級的人物),思想與立場也類似(批判性強、主張改革舊社會的左翼知識份子),在我閱讀的感受中也很像—— 他們都是那種「同時代人都還不知道小說是什麼、摸索著亂寫」的時候,就寫出功架嚴整、至今讀來仍不過時之作品的,毫無疑問的「小說家」。

關於賴和如何受到魯迅之影響,甚至被類比為「台灣的魯迅」,前人已有許多說法, 我就不再一一贅述。但我想提兩個細節,或可幫助讀者建立「魯迅─賴和」這兩位作家連結之印象。第一是作品外部的脈絡:前文說過,一九二五年起,《台灣民報》大量引介了魯迅的作品;而就在隔年的一九二六年,賴和寫下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鬥鬧熱〉,以及同樣被選進高中國文課本的〈一桿『稱仔』〉。

第二則是作品內部的相似性了。在本書第一編收錄了魯迅為《吶喊》這本小說集所寫的〈自序〉。〈自序〉中最有名的段落,就是「鐵屋」這個意象了: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 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

我認為第一段文字是理解魯迅的一把鑰匙。一般人從高中國文課本裡接觸到的魯迅, 是一名批判性強、勇猛改革的作家。但正如這段「鐵屋」所隱喻的,魯迅對於改革之能夠成功,基本上是不抱任何希望的——他根本就覺得中國是一座打不穿的鐵屋,所有人都只能漸漸窒息而死。

只要抓住這個概念,我們幾乎就能理解他大多數小說裡面的陰鬱與絕望。那是一種知識份子獨有的無力感:因為知識,你知道社會應該往哪個方向前進。但知識份子再怎麼樣都只是一個人,無法逆轉沉重的社會結構,終究只能眼睜睜看著整個社會沉淪。

所以就算〈孔乙己〉的小孩同情孔乙己,孔乙己還是會死;〈阿Q正傳〉一方面同情鄉下人,一方面又以尖酸刻薄的風格描寫鄉下人無從啟蒙的無知;〈祝福〉裡的敘事者對祥林嫂從同情到厭煩,是因為祥林嫂提醒了敘事者,自己根本無力扭轉悲劇;而〈藥〉則寫得更加淒絕, 革命黨人試圖拯救迷信的人民,最終卻因此斷頭,血還被迷信的人民蘸了饅頭,當補藥吞下去。

不過,魯迅並沒有停在純粹的絕望。在後面的兩段,朋友反駁他的絕望,用一種不可知的希望來說服魯迅。魯迅的回應非常精微:他還是不抱有任何希望(我自有我的確信), 但既然朋友願意抱著希望拼,那我就捨命陪君子吧。因此,「鐵屋」段落闡明了魯迅政治思想的複雜層次:既不是完全絕望,也不是完全樂觀——而是在明知絕望的情況下,假作樂觀姑且一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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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663highland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5
魯迅像(仙台市博物館)

由魯迅的作品回頭印證賴和的小說,我們會讀到驚人的相似。我們會在〈不如意的過年〉裡面找到尖酸刻薄,在〈蛇先生〉裡找到無從啟蒙的無知,在〈惹事〉和〈赴會〉裡面讀到青年知識份子力求改革社會,但社會冷酷以對。沒有人在乎你在乎的,知識只保證你知,而不保證你能行。同樣作為社會改革先鋒的賴和,其底蘊也有和魯迅一樣的「明知絕望,假作樂觀」的陰鬱色彩。在賴和未完成的遺稿〈阿四〉中,他描寫了一名知識份子要對群眾演講前的複雜心情,簡直與魯迅的「鐵屋」是異地孿生:

阿四看這種狀況,心裡真不能自安,他想大眾這樣崇仰著信賴著期待著,要是不能使他們實際上得點幸福,只使曉得痛苦的由來,增長不平的憤恨,而又不給與他們解決的方法,準會使他們失望,結果只有加添他們的悲哀,這不是轉成罪過?所以他這晚立在講台上,靜肅的會場,只看見萬頭仰向,個個的眼裡皆射出熱烈希望的視線,集注在他的臉上, 使他心裡燃起火一樣的同情,想盡他舌的能力,講些他們所要聽的話,使各個人得些眼前的慰安,留著未來的希望,把著歡喜的心情給他們做歸遺家人的贈品。

賴和所說的:「只使曉得痛苦的由來,增長不平的憤恨,而又不給與他們解決的方法」,和魯迅所說的:「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不正是同一件事?而兩人的結論也驚人地相似,魯迅說「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賴和則是「他心裡燃起火一樣的同情,想盡他舌的能力,講些他們所要聽的話,使各個人得些眼前的慰安,留著未來的希望」。

如此強烈的內在連結,除了證明作家之間影響的痕跡之外,也或是因為他們面對了很類似的處境吧。不只他們,往後每一個世代的社會運動者,都將被同樣的心境拷打著。

時間推進到國民政府時期。這是魯迅小說在台灣傳播最受打壓的時期。

一開始並不是這樣的。一九四六年,有兩位與魯迅淵源甚深的中國文人來到台灣,一是許壽裳,一是臺靜農。許壽裳早年曾在東京留學,結識了兩名至交,一名就是魯迅,另一名則是後來成為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許壽裳之所以來到台灣,就是應陳儀的邀請, 來「台灣省編譯館」任職。臺靜農則是魯迅的學生,不但在學問上親炙魯迅,更寫出了深受魯迅影響的《地之子》、《建塔者》兩本小說集。臺靜農也在一九四六年被許壽裳邀來台灣。他們一個牽一個,兩人後來都轉任台大中文系的教授,許壽裳成為台大中文系的第一任系主任。

台大中文系是當時台灣最高的文學學術單位,而它的三名正教授中,就有許、臺兩位與魯迅淵源極深者。由此來看,就算魯迅的作品在台灣不是「風行草偃」,也起碼不可能受到壓制吧?但事情的發展正好相反。由於國共內戰越來越熾烈,國民黨對左派文人的猜疑日漸嚴重,魯迅便成為國民黨亟欲打壓的敵營作家。

一九四八年,許壽裳在自己的家中被殺。江湖盛傳,就是因為許壽裳與魯迅過於親厚, 所以被國民黨派人暗殺了。

同年,臺靜農接任台大中文系主任,主掌該系二十年。無論許壽裳是不是被國民黨暗殺的,這一事件和後續的政治紛擾,顯然給了臺靜農很大的打擊。臺靜農不再寫作,縱情於書法與酒杯之中。他從一個頗富潛力、有望傳承魯迅的鄉土派作家,成為一個「開創中文系教授必得飲酒之傳統」的學者。我就曾聽一位前輩學者冷嗤:臺靜農沉湎於酒,是為了避禍;後面某些教授,不過是邯鄲學步而已。

時代變了。在日治時期,殖民政府雖然也鎮壓左派,但尚能勉強允許魯迅的小說傳播。到了國府時期,這一點空間也完全消失了。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敗退來台,開始反省何以在國共內戰如此挫敗時,其中一個說法就是:一九三○年代以降的作家幾乎都左傾,所以在宣傳戰上一敗塗地。因此,國民黨構思的解決方案,就是推行「反共文學」以對抗。既然文學要反共,則過往左傾的作家自然通通都不能讀了,於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累積的大批作品一夕成為禁書。魯迅自然是禁中之禁:他可是頭號戰犯。

有趣的是,從國民黨極力封殺魯迅的說詞來看,反而證明了魯迅的小說魅力無遠弗屆, 讓黨國作家頭痛不已。忠於黨國的作家蘇雪林就曾說道:

台灣文壇十餘年來尚能保持清淨,即因魯迅偶像尚未能進來之故。但共匪對於他這一劑多年鍊製成功的萬靈萬應的赤化丹,念念不忘,總想強迫我們吞服。(……)魯迅偶像一入台灣,我敢保證:半年內文風丕變,一二年內,全台的知識階級的心靈,均將屈服在共產主義之下。

蘇雪林說得聲色俱厲,但卻意外透露了黨國文人的心虛:這段話豈不是在說,他們自知沒有任何站在國民黨一邊的作家,能寫出與魯迅小說之魅力相抗衡的作品?

事實上,擁護「反共文學」的黨國作家,也難以繞過魯迅所立下的小說標桿。「反共文學」佳作不多,其中比較優秀的作品,有一部是陳紀瀅的《荻村傳》。陳紀瀅來頭不小, 不但是官方文學組織「中國文藝協會」的實質領袖,同時也是立法委員,在一九五○年代的文壇舉足輕重,黨國關係良好。然而即便是這麼根正苗藍的作家,其《荻村傳》的寫法也顯然師法魯迅的〈阿Q正傳〉——《荻村傳》描寫鄉土小人物「傻常順兒」的一生,〈阿Q正傳〉描寫鄉土小人物「阿Q」的一生,手法猶如對鏡。

更諷刺的是,在《荻村傳》的序言裡,陳紀瀅也承認「傻常順兒」的靈感來自「阿Q」。以其根正苗藍的程度,這麼說當不至於惹上什麼麻煩;他會在序言中坦然說出,也或許是有在創作上一較高下、超越前作的志氣吧。《荻村傳》確實寫得不錯,足堪成為「反共文學」的代表作品之一。之所以有這樣的水準,我認為是因為:《荻村傳》其實就是學了八成像的〈阿Q正傳〉;反共文學的高標成就,終究還是必須模仿他們最害怕的魯迅,才得以觸及。

整個戒嚴時代,魯迅的小說都在政府的禁書名單之中。然而,他的小說仍然在一批精英的知識份子之中少量流傳。不管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讀過魯迅的知識份子並未全部凋零。他們只是被噤聲,但文學的記憶沒有抹除;被好小說撼動的感覺,是難以忘懷的。透過舊書攤和文人之間的暗地傳抄,魯迅的小說還是成為數個世代作家的基本教養。

而在戰後小說之中,最鮮明繼承魯迅精神的,當屬陳映真。根據陳映真的自述,他在年幼時閱讀了父親藏書中的《吶喊》,從而啟蒙了他的文學創作(以及政治認同)。陳映真的小說從最粗淺到最深微的層次,都可以看出魯迅的遺痕。如果你讀完本書,再去讀陳映真一九六○年代的第一批作品,一定會注意到無所不在的「以『罷』代替『吧』」之用法。一個句末助詞無關小說宏旨,只是極為粗淺的雷同,但連這種語氣的習癖都要模仿,陳映真的「入戲」之深可以想像。

陳映真小說的兩大關鍵字,或可歸納為「憂悒」與「罪咎」。憂悒者,總是心情陰鬱, 不知如何面對這個世界;罪咎者,總是自傷乃至自毀,覺得己身一落地就背負了不可挽回的原罪。由此,瀰漫在陳映真小說中的「知識份子知而不能行」的絕望感,便與魯迅的「鐵屋」極為類似了,差別的不過是時代背景——陳映真的絕望來自戒嚴,魯迅的絕望來自愚騃到救不起來的廣大同胞——和作家的個人氣質。

陳映真的成名作〈麵攤〉就隱現了這種絕望,從主題、腔調、結構到象徵手法,都有魯迅的氣息。而後〈故鄉〉不但與魯迅的〈故鄉〉同名,連情節結構都類似:青年離家多時, 回到家鄉,震驚於家鄉的閉塞與腐敗,爾後又束手無策地逃離。(說得快一點,我甚至隱隱覺得,這種精神結構影響了一整個世代的鄉土文學作家;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浪潮, 某種意義上都是「青年返鄉」的懺悔之旅)到了〈我的弟弟康雄〉,更是構造出極端憤世、不斷放大罪疚感的角色,為後來的高峰之作〈山路〉埋下伏筆。雖然情節毫不相干,但陳映真小說裡喃喃內疚的角色,總是令我想起魯迅的〈祝福〉和〈傷逝〉。

作為讀者,我們看到的其實是小說家自我鞭笞的現場:是的,我有罪,因為我面對人間的苦難而不曾施以援手……

陳映真對魯迅的私淑,在戒嚴時期是不能明言的。然而陳映真和魯迅所共感的「知識份子知而不能行」的痛苦,終於催使陳映真投入了政治活動——他和一群朋友組成讀書會, 偷讀左派禁書,甚至策劃了小型的反抗運動。一九六八年,陳映真就因為這些政治活動而被逮捕入獄,他所牽涉的「民主台灣聯盟案」是台灣文學史上最大的白色恐怖案件。

而差不多就在這段時期,有一名與他年齡相仿的青年郭松棻到美國留學了。郭松棻這時候還沒有全心投入寫作,在美國期間,他更是被捲入「保釣運動」,成為運動的中堅份子,而沒有在文壇上活躍。也因為參加保釣運動,郭松棻被列入「黑名單」,永久滯留在美國,不能回到他日思夜夢的故鄉大稻埕。到了一九八○年代,經歷了政治風雨,同時對兩岸的國民黨與共產黨政權失望的郭松棻提筆寫作,很快就寫出了震驚文壇的經典名作〈月印〉。

郭松棻涉獵淵博,我們不太可能用「魯迅的影響」來含括他的寫作。然而,〈月印〉 對「左派何以殞落」的思考與哀悼,應可讀作對魯迅精神的批判性繼承。小說裡沒有明白出現魯迅,卻有一群「來自大陸的左派」;而當病弱的「台灣」「知識份子」在他們的激勵下重新振作之時,等在前面的卻是白色恐怖的殺身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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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魯迅紀念館 Public Domain

此處,我們就接回了本文一開頭所引述的〈雪盲〉。「回到你的國家,你也教不了你的魯迅」就是郭松棻在上述背景下,所寫出的自嘲自傷之言。魯迅對〈雪盲〉的影響,是只要搜尋文內關鍵字就能發現的程度。在故事裡,台灣少年從敬愛的小學校長手中,獲贈了一本「台灣總督府監印」的《魯迅文集》。小學校長是日治時期的知識份子,在戰後對本省人普遍的打壓下鬱鬱不得志;少年從校長手中接過的不僅僅是一本舊書,也是一個世代的父兄的左派理想,及其殞落。但少年接過這份傳承又如何呢?當他深深體會了父兄的理想,也成為耽讀魯迅的左派時,最終也只能(被)放逐到美國的沙漠學校裡,教一群賭場警衛中文。

因此,〈雪盲〉的小說進行中,不斷穿插〈孔乙己〉的片段,也就把魯迅創造的這個經典人物做成了鮮明的象徵:孔乙己是舊時代的落拓知識份子,映照了在威權體制下,「知而不能行」的校長與少年;孔乙己被打斷了腿,在地上爬行的形象,正是台灣戰後「被打殘」的知識份子。郭松棻跟陳映真一樣移植了魯迅的脈絡,橋接到台灣戰後的處境裡。

絕望的理由或許各不相同,陰鬱難解的困結卻百年如一。

一九九九年,台灣中小學教科書的編審有了重大改革:從「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寫的「統編本」,改為開放民間廠商自編、送交國立編譯館審定的「審定本」。

而魯迅的〈孔乙己〉,也就在一九九九年之後,首度進入高中國文課本。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國立編譯館」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自然必須服從反共教條,完全不可能有收錄魯迅的空間(做為對照,它很早就開始協助黨國文人余光中的正典化)。然而,歷史本來有其他的可能性——這個「國立編譯館」,其實就是當年許壽裳任職的「台灣省編譯館」。如果許壽裳沒有被暗殺,作為台灣省編譯館館長、作為台大中文系系主任, 並且罕見地珍惜本省人才、沒有任意歧視的他,也許有機會更強力的引介魯迅,將之與日治時期《台灣民報》以降新文學傳統結合起來吧?

在那個平行時空裡,讀魯迅的作家不會入獄,讀魯迅的作家也不會被放逐到美國……

那時也許會像現在:一代代學生讀著〈孔乙己〉,並不去深究它後面的象徵,以及牽連下來的文學史波折。在他們眼中,這是一個頗為滑稽的角色,他們喜歡模仿他說:「讀書人的事,能算偷嗎?」然後笑成一團,就像一個渾然天成的迷因素材。不,別誤會,我一點也沒有責怪他們的意思,我覺得這樣很好。這代表魯迅的小說確實優秀,能在他們六年的中學生涯裡,留下罕見的鮮明印記。他們也許有些人,會在多年之後豁然貫通「斷腿」 之痛,連帶感受到「鐵屋」的牢固;而也許有些人永遠不會懂,那沒有關係。那或許代表,他們有足夠幸福的人生,無需理解這一切。

魯迅一定也不希望他小說中所描寫的一切現象,在一百年後仍「歷久彌新」的;雖然他始終明白希望衹是希望,如果世界真還就是一個鐵屋,那也只能報之以一抹犬儒的微笑了吧。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魯迅小說全集》,好優文化出版
作者: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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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最重要的作家
中國最推崇的文豪
他的文學,身為中國人必讀
他對中國人的洞悉,被中國奉為經典

但他的作品,也是現代中國最棘手的難題之一

要了解中國、中國人
怎麼能夠不讀魯迅!?

他是時代的異端,即便到今天都是

魯迅活躍的時間,約於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期。在那個傳統與現代、甚至是未來交錯碰撞的時代,他不但兼容並蓄、也從中看出矛盾與衝突,良善與醜惡。

他曾經受過古典教育,是章太炎的學生,也曾赴日求學,接觸當時最先進的各式思想。他不但兼容並蓄,也看出兩者之間的醜惡面與衝突面。中國古老的哲學、文學,在他筆下重生,重新獲得新時代的生命力。而在他毫不留情的筆鋒下,中國文明史上最醜惡的一面,也被他描寫入骨。一直到現在,他仍是近現代華文文學描寫人性的代表。

然而,為什麼我們要在這個時代讀魯迅?

因為在這個大外宣橫飛、中國夢滿溢的時代,魯迅的作品中,諸如:

「中國便永遠是這一樣的中國,絕不肯自己改變一隻毫毛!」
「造反是殺頭的罪名呵,我總要告一狀,看你抓進縣裏去殺頭」
「我決計要學文藝了,中國的呆子,壞呆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的麼?」

這類的嘲諷與針砭,卻像是重重地打在中國政府的臉頰上。魯迅文學中的反叛精神,當然不可能跟「跟黨走」「(媒體)得姓黨」和諧共處。於是在舊中國時期屬於異端的魯迅,即便在新中國的現代,也依然是最尖銳的異端。是否繼續推崇魯迅?也成為當代中國政府的難題。

要懂中國,就非得讀魯迅不可!

即便到現代,久受魯迅文學與思想薰陶的中國人,仍不忘拿這位國家推崇的重要作者,其重要作品中的元素來嘲諷政府。

好比說,著名的「阿Q精神」「人血饅頭」即出自魯迅文學。而在現代中國,出自《阿Q正傳》,看似平凡無奇的「趙家人」三個字,不但被中國官方下令媒體禁用,也在民間衍伸出「趙家日報」「趙府家奴」「你那(哪)裡配姓趙!」等數十種讓人摸不著頭緒的象徵式嘲諷。

換句話說,雖然魯迅活躍的時間是在十九、二十世紀,新舊中國的交界,但在廿一世紀的中國,中國人也依然透過這位國家也無法撼動的思想家,隱密卻也尖刻表達對政府的不滿,進行微小但整個中國都可以心領神會的細緻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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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好優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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