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與拜登政府的衝突,可能比人們想像的更早發生

北京與拜登政府的衝突,可能比人們想像的更早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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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評論人鄧聿文認為,華盛頓在對華關係上,不可能也無力擺脫川普政府的影響。美中在民主和人權問題方面遲早會發生激烈交鋒。

文:鄧聿文(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對拜登(Joe Biden)時期的美中關係,普遍預期比川普(Donald Trump)時期要樂觀一點。

鑑於拜登本人的溫和民主黨人的建制派色彩,行事具有可預測性,以及雙邊關係在川普時期已跌入谷底,再壞也莫過如此,人們預期的稍稍樂觀是可以理解的。中國政府在拜登上台前後也多次遞橄欖枝,向美國新政府表達了改善兩國關係的願望。

但拜登的就職演說幾乎沒提對外關係,更沒涉及中國。他入主白宮後簽發的行政命令多是同疫情有關的內政問題。這表明拜登至少在初期將像他在競選中主張的,會把施政重點放在國內。事實也使他不得不如此。因為只有盡快控制疫情,重振經濟,才能放手去做其他事情。

然而,這並不表示中國就被華盛頓忽略了。雖然拜登沒有公開談及他的中國政策,但在華盛頓,中國就是一個隱形的存在。在參議院日前的聽證會上,拜登政府準備走馬上任的內閣官員,如國務卿、國家情報總監、國防部長、財政部長等,均表達了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態度。

尤其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不僅認可川普政府譴責北京在新疆的行為是「種族滅絕」,還贊同川普過往對中國採取的較強硬立場。他對前任國安團隊不滿的是認為他們對中國只一味施壓,而沒有採取強硬的預防外交去威懾北京。拜登自己在競選中也把中國在新疆的行為稱為「種族滅絕」。

這是否意味著拜登政府會馬上對北京在新疆的做法,出台比前任更嚴厲的制裁,有待觀察,但也說明一個事實,即華盛頓在對華關係上,不可能也無力擺脫川普政府的影響。

和四年前的川普比起來,拜登時代的美中關係將明顯受到兩方面的強有力約束。一是前面提到的美國內政問題,疫情和經濟重振、黨爭和政治極化、種族矛盾和社會撕裂,都將嚴重牽制拜登的對外政策,讓他不得不花更多時間和資源去處理,它們的解決程度影響拜登政府處理對外關係的能力,包括對華關係。

二是川普的對華遺產。川普四年最大的外交改變是重置了美中關係,這種重置不僅針對兩國的邦交,也在美國社會內部改造了對華關係的基礎和氛圍。今天的美國對華強硬不只是兩黨和精英層的共識,也成為多數美國民眾的認知,美國社會已經接受了川普塑造的中國是美國最大競爭對手乃至敵人的觀念。

這種情景下,拜登注定無法再重置美中關係,只能在川普搭下的對華政策框架內尋求改變或修復。

也許有人會把拜登的內閣官員,特別是國安團隊在參議院聽證會上的對華強硬表態不要看得太嚴重,認為應該更多關注他們的實際行動。因為美國歷屆政府上台伊始一般對中國都會表現得很強硬,很大程度上這是他們要向美國人民表達不會對共產政權妥協。但在過一階段後不管出於何種原因,會緩慢或快速地軟化其強硬立場,甚至有可能和中國走向「蜜月」。

川普政府幾乎是唯一的例外,然而即使是川普,也在初期強硬後有所緩和,後來就算打貿易戰,也和習近平「惺惺相惜」,不願對後者惡語相向。從這個角度說,拜登政府現在表現出的對華強硬言辭不讓人奇怪,特別在考慮美中關係的情形下。

可問題或許正出在這個強硬抗中的共識上。拜登政府的對華強硬不只是像歷屆政府一樣,簡單為顯示立場,因為拜登本人做過歐巴馬(Barack Obama)時期的副總統,且長期在參議院從事外交工作,對中國事務熟悉,不像川普這樣的政壇素人不瞭解政府的運作和外交事務,上台後有一個熟悉過程;他的多數內閣成員也是歐巴馬時期的閣僚,和中國打過交道,甚至是美國重返亞太的政策設計者。

因此,在目前的大氣候下,拜登政府的對華強硬,不能僅僅以新政府上台之初慣有的表現來認知。鑑於拜登政府對民主和人權的立場及堅守價值觀外交,北京和拜登政府的衝突,可能比人們想像的要提早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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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的對華外交有務實一面,它推行人權和價值觀外交也不會像川普政府後期,將矛頭公然對準中共和習近平政權,要切割中國人民和中共的關係,改造(實際是)顛覆中共。

但拜登政府會進一步強化對中國的人權和價值觀外交,打民主和人權牌,其人權外交會更具韌性。布林肯已公開表示,拜登當政後,會將民主和人權擺在對華政策的關鍵位置,並在這些問題上更有力地回擊北京。

因為如果美國要「站在強勢地位上與中國接觸」,那麼除了實力之強,就是價值觀之強。拜登在勝選演說並在就職演說中兩次提到,美國要以榜樣為力量,而非僅僅用力量的榜樣。

這個榜樣的力量落實在對華關係上,莫過於推行人權和價值觀外交,讓中國民眾重拾美國民主的信心。雖然美國在政府交接期出現了國會騷亂一幕,讓美國的民主燈塔之光在全世界有些暗淡,然而民主和人權外交依然是美國對待專制國家特別是中國的最好「武器」,有如布林肯所言,拜登政府會在人權和價值觀外交上對北京實行「強硬的預防性外交」,如聯手民主國家制定國際貿易的人權規則和規範,同北京公開討論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問題,加大對受迫害人權的個案救濟等。

對中共言,以它現在的實力,是不太擔憂美國在民族國家的地緣政治層面對中國的圍堵和遏制的,因為這樣反而會強化它在中國民眾中的民族利益維護者的形象,提升其合法性,從而掩蓋政權本質的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權。這也是川普政府聲稱切割中共和民眾關係,然由於它實際打擊的是中國而未達到該目的的原因。

但民主人權和價值觀外交點中的正是中共的死穴,後者最害怕的就是給人民自由的政治權利。人權和價值觀外交會喚醒大眾被中共殘酷鎮壓,以及因表面的抗疫成功對官方宣揚的極權體制的「優越性」的某種認同,而蟄伏的對民主和自由的嚮往。

可想而知,雖然拜登政府明言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但北京會無法容忍華盛頓對中國民主和人權的強硬要求,在這方面將遲早產生激烈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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