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獨立第一年,執政的國大黨面臨史上最大賭局

《印度》:獨立第一年,執政的國大黨面臨史上最大賭局
圖片上方最右邊兩位分別為尼赫魯與帕特爾|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尼赫魯而言,帕特爾是同志也是對手,但是對印度同胞而言,他是「一位無可匹敵、追求自由理想的戰士,也是熱愛印度之人、為人民服務的偉大公僕,以及深具智慧與崇高成就的政治家」。

文:古哈(Ramachandra Guha)

第七章:史上最大的賭局

我們是為崇高理想服務的平凡人,正因理想之崇高,成了我們必須肩負的責任。——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一九四六

對我們而言,印度只代表兩件事:饑荒與尼赫魯。——某位美國記者,一九五一

I

獨立第一年,執政的國大黨面臨內憂外患。作為反抗英國統治的抵抗者,民族主義者是勇於犧牲的理想主義者,但作為統治者,他們卻有些坐享執政成果。如同一位資深的馬德拉斯記者所說:「甘地過世後的權力鬥爭中,正直是第一個受害者。」《時代週刊》評論道,取得獨立後的國大黨「發現自己喪失一致的目標,淪為懶散的肥貓,如今窩藏許多等著退休的公務員與為數眾多的黑市商人」。一份具影響力的孟買週刊評論道:「從西孟加拉到北方邦(Uttar Pradesh),國大黨正沿著恆河河谷分裂。印度第一個政治組織的昔日光環逐漸暗淡,派系間愈趨尖銳,該黨也愈來愈不受歡迎。」

由區至省,國大黨都存在派系問題,但影響未來最巨的分裂則存在於兩名最堅定的忠實成員:尼赫魯與帕特爾之間。分別擔任總理與副總理的兩人,在獨立後數月即出現重大分歧。甘地逝世讓兩人再度聯手,但一九四九與一九五○年,歧異再度浮上檯面。

尼赫魯與帕特爾的特質及性情截然不同。總理來自上層婆羅門階級,父親也是民族運動中的顯要人物。另一方面,他的副手來自農民階級,是參與一八五七年兵變的印度土兵(sepoy)後裔[1]。尼赫魯喜愛美食與酒、欣賞藝術與文學,並且周遊各國。帕特爾不吸菸、茹素、滴酒不沾,總體而言是位「肩負重任而無暇玩樂的能者」。他每天早上四點起床,專注於書信往返一小時,接著在昏暗的路燈下散步巡視新德里。除此之外,「嚴肅的外表、冷酷且犬儒的表情,都讓帕特爾看起來性格強悍」,以《紐約時報》的話來形容,就是「鐵石心腸」。

兩人也有相似之處。尼赫魯與帕特爾都有一位身兼管家、夥伴與紅粉知己的女兒,兩人也都是相當正直的政治家與熱情的愛國者。但兩人的想法並非總是一致。如同一位觀察家的精妙評論:「帕特爾對國內左派人士的反對,是印度政治改革時的主要問題之一。」他的意思是,帕特爾對資本家友善,而尼赫魯相信經濟應由國家掌控;冷戰初期,帕特爾傾向支持西方;他也對印度教極端主義較為寬容,對巴基斯坦卻較為嚴苛。

一九四九年末,尼赫魯與帕特爾有了嚴重的意見不合。印度在即將到來的新年後,將從英國國王統治的「領地」全面轉型為共和國。尼赫魯認為,由總督過渡至總統治理之際,時任總督的拉賈戈巴拉查理應繼續出任總統。「拉賈吉」(Rajaji)是一位彬彬有禮的學者,尼赫魯與他相處愉快。但是帕特爾偏好與自己親近、同時也在國大黨內擁有廣泛接受度的普拉薩德。尼赫魯已向拉賈吉承諾,後者將成為總統,但是帕特爾在國大黨各階層的支持下提名普拉薩德,此舉令尼赫魯感到不悅與尷尬。

一月二十六日是印度獨立日,並被選定為共和國首日。普拉薩德在日後將成為每年例行公事且規模愈漸壯觀的遊行中接受眾人致敬。三千名士兵自總統面前遊行而過。當砲兵發射三十一響禮砲,印度空軍的解放者轟炸機也自頭上掠過。甘地的印度宣布成為了一個主權民族國家。

帕特爾獲得首勝。第二局幾個月後開始,這次是國大黨主席競選。帕特爾推出來自聯合省、黨內資歷豐富的丹頓。他來自總理的故鄉安拉阿巴德,與尼赫魯有私交,卻非意識型態相同的盟友,因為這位主席競選人是一位「蓄鬍、受人尊敬的正統印度教徒。備受推崇的他,代表國大黨內極端社群主義的勢力」。總之,他象徵「陳舊的政治與社會勢力」,也是一位「反穆斯林、支持種姓制度的印度教徒」,代表「消逝的文化與廢止已久的社會制度再度死灰復燃」。

尼赫魯過去曾就丹頓意圖於不諳印度語的地區施行印度語而批評他。當這位來自安拉阿巴德的同鄉在對難民的演說中表示將報復巴基斯坦時,他感到十分沮喪。尼赫魯相信印度需要多一些療傷並讓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和解的政策。推選丹頓作為第一大黨的主席,還是總理自己的政黨,將會釋放錯誤訊息。

一九五○年八月,國大黨舉辦黨主席選舉,丹頓輕鬆獲勝。尼赫魯致信拉賈吉表示,結果「清楚地顯示丹頓的勝出,比我在政府與黨內的存在還重要,直覺告訴我,我已經在黨內與政府喪失影響力」。隔天他再度致信拉賈吉表示:「我感到精疲力盡,身體與心靈皆然。我不認為未來能在自己滿意的情況下行使職責。」

拉賈吉試圖讓對立的兩方互相妥協。帕特爾願意修補關係,提議兩人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將堅持國大黨政策的部分綱領。然而總理決定一意孤行。經過兩週的沉思,他決定繼續鬥爭而非屈服辭職。一九五○年九月十三日,他發布一份聲明,抨擊「社群主義人士與反動勢力難掩(對於丹頓勝選的)喜悅」。他說自己對於「社群主義與宗教復興的精神正逐漸入侵國大黨,有時候甚至影響政府政策」的情形感到沮喪。但是,與巴基斯坦不同的是,印度是一個世俗國家。尼赫魯堅持「對待少數族群的方式必須與對待多數人的方式一樣」;「確實,平等對待並不足夠。我們還必須讓他們感同身受。」如今,「有鑑於普遍存在的困惑與荒謬信條的威脅,國大黨提出清楚、明確的回應政策就變得至關重要。」

尼赫魯認為國大黨與政府有責任讓印度的穆斯林感到安全。另一方面,帕特爾則傾向將責任拋回給少數族群。他曾告訴尼赫魯:「印度的穆斯林公民有責任消除多數人對於其忠誠度的疑慮與懷疑,因為他們過去曾支持巴基斯坦,其中一些人甚至從事不恰當的行動。」

一如其他哲學與政策議題,尼赫魯與帕特爾在少數族群問題上的觀點從未完全一致。然而如今,黨主席激烈競選之後留下的創傷,讓較年長的帕特爾不再堅持己見。他知道如果國大黨現在瓦解,也意味著印度的毀滅。因此,他告訴來訪的黨內成員「照尼赫魯的話做」,並且「無須在意兩人的爭執」。十月二日,他為一間位於印多爾(Indore)的婦女中心開幕,趁著甘地誕辰的機會,他強調自己對總理忠誠。演說中,他形容自己只不過是甘地底下其中一位遵奉非暴力原則的士兵,如今聖雄已逝,「尼赫魯是我們的領袖。」帕特爾如此說道。「國父(甘地)任命他繼承遺志並對他極度讚揚。作為國父的士兵,我們有責任貫徹他的遺志……而我並非是個不忠誠的士兵。」

這是為帕特爾撰寫傳記的作家拉傑莫漢.甘地(Rajmohan Gandhi)呈現在我們面前的證據。這也應證尼赫魯傳記作家戈帕爾(Sarvepalli Gopal)曾經表達的感受:阻止(兩人之間)公開決裂的是對於彼此的尊重,以及帕特爾的克制與正直。帕特爾惦記著自己曾對甘地承諾,將與尼赫魯攜手合作。此外,當國大黨主席競選發生爭議的時候,他已臥病在床。十一月十四日,他在床上送出一封恭賀尼赫魯生日的手寫信。一週後,當總理親自拜訪他時,帕特爾說:「我想趁氣力猶存時與你單獨談話……我認為你對我逐漸失去信心。」尼赫魯回答:「我是對自己失去信心。」

三週後帕特爾逝世。起草為帕特爾逝世致哀的內閣決議是總理之責。尼赫魯特別指出帕特爾為了建設「團結而強盛的印度」的貢獻,以及解決複雜的土邦問題時展現的智慧。對尼赫魯而言,帕特爾是同志也是對手,但是對印度同胞而言,他是「一位無可匹敵、追求自由理想的戰士,也是熱愛印度之人、為人民服務的偉大公僕,以及深具智慧與崇高成就的政治家」。

II

一九五○年十二月帕特爾逝世後,國大黨失去唯一能與尼赫魯平起平坐的政治家。印度執政黨再也沒有兩個權力中心。然而,總理仍須與兩個次要對手競爭。黨主席丹頓與共和國總統普拉薩德。尼赫魯的傳記作者稱普拉薩德「以中世紀層級來看相當傑出」,對於一位為印度獨立犧牲許多的愛國者而言,這樣的評論未免過於嚴苛。不過,總理與總統在某些重要議題,例如宗教在公眾生活中的重要性,確實有不同看法。

一九五一年春天,總統受邀為古吉拉特邦重新修復的索姆納特廟開幕時,兩人的分歧達到高峰。過去以富麗聞名的索姆納特廟,曾數度遭穆斯林首領夷為平地,包括十一世紀惡名昭彰的掠奪者:伽色尼的馬哈茂德(Mahmud of Ghazni)。索姆納特廟每次歷經夷平就會再度重建,直至蒙兀兒帝國的奧朗哲布下令完全摧毀。過去兩個半世紀以來,索姆納特廟一直呈現斷垣殘壁的狀態,直至帕特爾於一九四七年九月造訪後承諾重建。帕特爾的同事穆希於是開始負責重建任務。

當印度總統選擇出席索姆納特廟的祝聖儀式,尼赫魯大感震驚。他致信普拉薩德,建議他不要參與「索姆納特廟盛大的開幕儀式……(因為)這會讓人有負面的聯想。我個人認為目前無暇強調索姆納特廟的大規模建設工程。此事可在日後以循序漸進且更有效的方式進行。不過工程已經完成,即便如此我還是認為你不要主持這場重大聚會比較好」。

普拉薩德無視建議,執意前往索姆納特廟。不過我們仍須肯定他在演說中強調甘地對於不同信仰間維持和諧的理念。沒錯,他以緬懷的口吻提及昔日的黃金時代[2],當時印度廟宇內的黃金象徵巨大的財富與繁榮。然而之後索姆納特廟的歷史帶給我們的教訓是,「宗教上的不容異己只會挑起仇恨與不道德的行徑。」同樣地,重建蘊含的啟示並非「重揭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療癒的舊傷口」,而是「協助每個種姓階級與社群獲得完全的自由」。總統呼籲「對於不同宗教的完全寬容」,並鼓勵他的聽眾「試圖理解宗教的本質」,「並不是強迫人們遵循單一路徑來理解『真理』與『神』」,因為「就像所有河流終將交匯流入廣大的海洋,不同宗教也都能協助人們接近『神』」。

我們無從得知尼赫魯是否讀過這份演說。無論如何他都寧願普拉薩德不要出席。總理認為政府官員永遠不該與宗教及寺廟公開地有所關連。另一方面,總統則相信要對所有宗教抱持平等且公開的敬意。普拉薩德在索姆納特廟表示,雖然他是印度教徒,「造訪教堂、清真寺、穆斯林聖陵(dargah)以及錫克教謁師所時,我對所有宗教抱持敬意。」

同時,國大黨的印度教色彩愈來愈濃厚,導致某些最熱誠的領導者選擇離開。早在一九四八年,就有一群傑出且年輕的國大黨成員離開並創立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到了一九五一年六月,受人尊敬的甘地主義者克里帕拉尼(J. B. Kripalani)離黨以建立自己的農工人民黨(Kisan Majdoor Praja Party, KMPP),一如其名,該黨代表農民、工人與其他勞苦大眾的利益。社會主義黨與克里帕拉尼都表示丹頓的國大黨已淪為極度保守的組織。

隨著農工人民黨的成立,尼赫魯加強對付丹頓的力道。他現在可以宣稱,國大黨必須拋棄近日的反動路線,重新奪回民主與包容的傳統。九月,全印度國大黨委員會(All-India Congress Committee)於邦加羅爾召開,尼赫魯決定與丹頓及其支持者正面對決。黨內各階層愈來愈關心即將到來的大選。如同一位南方記者指出,顯而易見的,「國大黨黨主席缺乏選票魅力」這點就足以讓全印度國大黨委員會支持總理對付丹頓。相較之下,「大學者囊括選票的能力出類拔萃。大選前夕,誰能贏得選票,誰說了算。大學者尼赫魯的價值是國大黨其他成員所缺乏的。」

這正是在邦加羅爾所發生的,丹頓辭去國大黨主席,並由尼赫魯當選接任。尼赫魯作為政府與黨的領導,「如今可以對國內所有的社群主義分子全面宣戰。」首場戰役就是一九五二年的大選。

III

此外,印度首次大選也是一場關乎信念的行動。一個剛獨立的國家選擇直接賦予所有成年人投票權,而非如西方國家那樣,先將投票權賦予有財產的男性,而將勞工階級與婦女排除在外,直至晚近才有所改善。印度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取得獨立,兩年之後成立選舉委員會。一九五○年三月,蘇庫馬.森(Sukumar Sen)被任命為選舉委員會主委。隔月,《人民代表法案》(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於國會通過。提案之際,總理尼赫魯表示希望選舉能盡早於一九五一年春天舉行。

尼赫魯的焦急情有可原,但是對於必須讓選舉成行的人來說,則以誠惶誠恐的心情看待這項任務。很可惜我們對蘇庫馬.森所知甚少。他沒有留下回憶錄或是任何文件。出生於一八九九年的他,就讀於管轄區學院(Presidency College)與倫敦大學(London University),並在倫敦大學獲得數學金牌。一九二一年,他進入印度文官體系,於許多地區任職過,並在被任命為西孟加拉主任祕書前擔任法官。在西孟加拉時,他被指派擔任選舉委員會主委。

或許是森的數學家性格使然,他要求總理等待。從未有國家官員,特別是印度官員,曾經肩負如此重責大任。首先試想選民規模之龐大:二十一歲以上人口達一億七千六百萬,當中的百分之八十五沒有閱讀或寫作能力。每位選民的身分與姓名都必須確認且登記。選民登記只是第一步。面對絕大部分都是文盲的選民,政黨標誌、選票以及投票箱該如何設計?接著還必須確認投票站地點,以及招募一批誠實且有效率的選務人員。此外,大選與邦議會選舉將同時舉行。蘇克瑪.森必須與來自各邦的選務人員一起工作,後者通常也是印度文官體系的成員。

投票日期最終訂於一九五二年頭幾個月,不過某些偏遠地區將提早舉辦投票。一位美國觀察員公允寫道,選舉機制「反應領土遼闊的問題」。我們可以透過下列數據了解森的龐大任務。選舉將產生四千五百個席次,其中五百個是國會議員,其餘則在地方議會。選舉建造二十二萬四千個投票站以及兩百萬個投票箱,相當於八千兩百噸的鋼鐵;為了輸入、校勘各選區的選民名冊,選舉以為期六個月的契約僱用一萬六千五百位職員;印製名冊消耗三十八萬令的紙,共有五萬六千名在職官員監督投票、二十八萬名助手在一旁協助。為了預防暴力與恐嚇,部署二十二萬四千名警察。

選舉過程與選民散布在一個面積超過一百萬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舉行。領土廣大而繁雜──對即將到來的選舉而言──有時候成了棘手的問題。例如必須特別打造橫越河川的橋梁,才能抵達偏遠的山區村落,或是使用軍艦載運名冊至印度洋小島上的選票亭。第二個問題與地理無關,而是社會問題。印度北部許多婦女希望登記為甲男的母親或是乙男的妻子,而非使用本名。森對此大感光火,認為這是一個「古怪且荒謬的陋習」,他指示官員更正名冊,將這些婦女的名字填入「說明欄位」。即便如此,最終仍有二百八十萬名婦女自名冊中被刪除。這些婦女遭除名引發眾怒,森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它有助於在下次選舉之前消除偏見,屆時婦女將可使用本名重獲投票權。

西方民主國家中絕大部分選民都能藉由名字辨別各政黨,印度則使用圖像讓這份工作更輕鬆。圖像取自日常生活,因此能輕易被辨別:一對公牛代表這個政黨,一棟小屋代表第二個政黨,一隻大象代表第三個政黨,一盞陶燈則代表第四個政黨。第二個創新是使用多個投票箱。如果只使用一個投票箱,(大多數是文盲)的印度選民可能混淆;因此每個政黨都有專屬的投票箱,以及印有其圖像的投票站,幫助選民輕鬆投票。為避免冒名投票,印度科學家研發各式無法洗去的墨水,選民手指沾上後將維持一週不褪色。此次選舉共計使用三十八萬九千八百一十六瓶的墨水。

整個一九五一年,選舉委員會利用電影與廣播等媒體,教導大眾這項新的民主實踐。一部關於投票權與其功用,以及選民責任的紀錄片,在超過三千間戲院放映。全印廣播電台發送的節目,內容包括憲法、成人投票權的目的、選民名冊的準備工作以及投票流程等等,則觸及更多印度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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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注

[1] 十九世紀中期已經控制印度大陸大部分土地的東印度公司,為鞏固統治採用當地人擔任傭兵,是為「土兵」。一八五七年至一八五八年,因為不滿東印度公司使用的子彈潤滑油含有牛、豬油,引發信仰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土兵不滿,最後演變為反抗東印度公司的叛變。

[2] 指西元四至六世紀的笈多王朝,在科技、藝術、宗教與哲學都有許多成就。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印度:最大民主國家的榮耀與掙扎(上、下冊)》,聯經出版
作者:古哈(Ramachandra Guha)
譯者:周佳欣、陳韋綸、董文琳、趙盛慈、林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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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歷史的卓越記錄者」古哈,嘔心瀝血十年,煉成長篇鉅作。
完整呈現獨立印度的歷史,釐清印度霧裡看花的民主狀態。

《印度:最大民主國家的榮耀與掙扎》全面性地說明了印度自1947年獨立以來至21世紀初期的歷史,側重於政治與社會,尤其是與內部宗教問題及國際關係有關的政治變遷,以及現代化都市與原始部落地區的磨合衝突。

民主印度誕生於1947年,共產中國誕生於1949年,這兩個不同政體的相鄰國家,同樣在二十世紀經歷了從赤貧到富裕的發展歷程,其歷程的內涵卻截然不同。

印度與中國之間有著極為漫長的邊境線,因此,印度涉及的國際事務幾乎都與中國脫不了關係,在了解印度的國際政治策略的同時,也可以看到中國的南亞國際策略。古哈主張,中印邊界戰爭也促成了民主印度建國以來最重大的國策轉向。

進入21世紀之後,這兩個膨脹中的亞洲大國無可避免地將要發生碰撞。印度的人口(勞動力)即將超越中國,其基於民主政體的經濟發展也正在加速追趕,有許多分析家預言,即使中國可以在2040年之前維持亞洲第一,但21世紀的後半段絕對是屬於印度的。兩個超級大國正面交鋒,這是未來數十年內極度重要的世界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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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