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臺灣人》:台灣人形成民族意識,是為了有別於兩種國族主義——日本和中國

《成為臺灣人》:台灣人形成民族意識,是為了有別於兩種國族主義——日本和中國
十九世紀時從獅球嶺俯瞰基隆及港區,1860年至1880年間。Photo Credit: 黎芳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清治末期到戰後初期,基隆城一直有著無限可能,作為實體和想像邊境的一部分,在帝國和民族國家的交界處占有重要位置。作者從在地認同、社會團體、宗教文化、福利領域等面向,以可謂首當其衝站在臺灣現代變遷最前線的港都基隆為中心,檢視一段台灣人民族起源的歷史。

文:戴維理(Evan Dawley)

在殖民地基隆成為台灣人

一個名字裡會有什麼呢?這座城市的名字有多種表現方式——它有兩種不同寫法(1885年之前是「雞籠」,之後則成了「基隆」;發音一樣,但意思不同,「雞籠」表示「關雞的籠子」,「基隆」則表示「基地昌隆」)。對於像是約翰.陶德這樣的西方人來說,這個城市叫作「Keelung」或是「Kelung」。對於日本人(例如寫了〈市歌〉歌詞的加藤春城)而言,那裡是「Kiirun」。而對於台灣人(例如當地的記者簡萬火)和中國人(像是戰後初期的旅遊指南作者)來說,則稱「Ke-lâng」(閩南語發音)或「Jilong」(中國官話發音)。

這種種稱呼顯示這個地方對於當地人而言有著不同意義,也有助於顯示這個地方從某些人眼中破敗的小村莊,轉變成人群集散的活躍港口,已足以讓居民引以為傲。也就是說,這個名稱表達了台灣人、日本人和中國人——不包括西方人——在建設城市時輸入及建立的認同。因此,這座城市的稱呼有其意義。雖然在本書橫跨的年分中,大多以日語為官方語言,但台灣人意識的出現才是我們故事的核心,因此「Kiirun」的稱法就沒有那麼適當了。

同樣地,雖然在十九世紀晚期之後「Keelung」就是最常用的羅馬拼音,但是「Keelung」也不算恰當。當地大部分的居民長久以來都是講閩南話的,因此這座城市最常用的讀音是「Ke-lâng」。不過,不屬於這個語言社群的人大概不知道這種稱呼,所以不便於溝通。相較之下,所有菁英守門人——本島人、日本人和中國人都熟諳中文書寫,許多也能講一口流利的中文。

在日本統治期間和結束初期,基隆出現了台灣人民族意識。實際上,也正是在這樣的地方脈絡中,居民間的關係和居民與政府政策間的互動才能產生民族。當日本於1895年從清朝手中取得台灣主權時,大部分基隆居民都可視為(而且也的確是)中國人,他們也認為自己與位在中國東南方的家鄉關係密切,雖然其內部也存在差異,有時候還分屬於極為不同的群體。董玥(Madeleine Yue Dong)對民國時期北京城所作的研究認為,這種中國文化的背景可以重複使用,形成他們未來的意識。

統治權和主權的更替在台灣島和中國大陸之間建立起政治壁壘,在中國裔島民(本島人)、原住民(蕃人)、日本人(內地人)和中國人民(清國人,1911年之後則是「支那人」)之間,也被日本殖民政府強加或強化新的界線。雖然總督府的早期政策已創造社會分類,不過並未使得本島人成為台灣人,就如同日後的同化政策也沒有讓台灣人成為日本人。毋寧說是國家行為讓固定地域的特定人口適用共通的政策,其中涵蓋(但並未消除)先前對出身地、福佬或漢人、客家人的區分。

1890年代到1930年代之間,由外部和地理上定義的本島人自行轉變成社會和文化上定義的台灣人民族,這種新的意識和其他認同會互相重疊,或棲居於其他認同之中。殖民政策和本島人並不認為原住民族屬於這個社會群體,因為本島人將自身認同牢牢扎根於一整套行為、習俗、制度和歷史脈絡裡。一旦建立之後,台灣人民族就強大到足以抵抗來自外部(日本人和中國人統治者)在1930年代之後的侵犯。這種明顯非國族的認同,妙處在於它沒有與哪個民族國家(不論是真實還是想像的)存在連結,因此不論台灣人居住的領土是由哪個國家政府所統治,它都能夠存留下來。

台灣人形成民族意識,是為了有別於兩種國族主義——日本和中國,兩者都打著現代化、文明開化,將地方與人民去領域化或再領域化的有意計畫,而強加到台灣。這兩者的努力都因為國家在台灣的能力有限、各方協商過於複雜而未竟全功,不過這樣的嘗試也沒有因為無法達成目標而減少。當日本人官員和移民來到台灣時,他們對於自己是誰有個定義明確的概念,即使絕非固定不變——他們是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臣民或市民,這個概念是在建立國家、擴張領土的過程中發展出來,而且也取決於明治初年的日本與中國及朝鮮關係。

如同史代芬.田中(Stefan Tanaka)的論證所顯示,隨著日本帝國在二十世紀日漸壯大,日本人也益發認為他們是向亞洲落後民族傳遞文明的人。但是,根據藤谷隆(Takashi Fujitani)所說,「日本有雄心要建立後殖民、多民族的民族國家和帝國」,他們還是包容甚至同意台灣人民族建構。隨著時間經過——部分是由於國內和國際的發展,以及台灣在1920年代的溫和同化政策失敗——日本人國族意識變得益發激烈,具有侵略性和偏執,甚至在太平洋戰爭年代的積極皇民化運動之前,台灣就出現想要掃除新台灣人意識的發展。一個基本人種共通性的強烈論述,便是這個同化進程的基礎。在如此環境下,台灣人雖然做不到追求分離的國族認同,他們依然能夠維持自己的民族。

戰後中華民國因為日本帝國解體而取得台灣,同時國共兩黨也展開新一輪的內戰。國民黨政府和人民受到自身強烈民族意識驅使,將其認同強加到台灣。經過五十年各走各的認同路之後,中國人和台灣人現在隔了一條鴻溝,新的殖民統治者想要透過再中國化(re-Sinicization)的計畫來彌補這個差距,即用現代化的語言表達,並由敢於粉碎公然反抗的鐵腕支持。或許是因為有共通的文化背景,使得國民黨相較於過去的日本人更願意接受台灣人加入其民族群體之中,但其強迫加入的做法一樣粗暴。即使國民黨的同化政策均視台灣人和原住民本質上同樣非中國人,不過這兩個群體並沒有聯合起來決定共同目標。

三種主要群體——本島人、日本人和中國人——在基隆這座城市互動,進一步形成新的基隆認同,其中體現出市民的自豪感,和想要改善這個城市及居民生活的願望。身為基隆人的意識其實早於台灣人民族的出現和兩者共同演進,這種自覺至少讓某些居民共有一個想像空間,合作完成幾項城市和社會的發展計畫。日本人移民堅持主張與殖民政權相左的自身利益之舉(這個動向在朝鮮和滿洲也很常見),有時也會加速這類當地社會內部的結盟。

日本統治前幾十年中,守門人對於界線的巡查相當寬鬆,容許社會菁英階層相對自由地交流。其結果就是基隆當地的認同發展興旺,尤其是1910年代晚期到1930年代早期之間。但此時此刻的城市團結和對於城市的共同擁護,最終帶來台灣人和日本人的巨大分歧,日後也造成台灣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分歧,因為不同族群對於何謂基隆人的想法截然相異。日本人和國民黨認為他們要將基隆這個地方創造或改造成能夠實現他們夢想的地方,包括現代化、文明開化和國族同化。本島人儘管共有一些現代化的目標,但認為基隆是他們進行宗教、社會福利和經濟活動最重要的地點。對於當地認同的不同理解,終究不可避免強化民族和國族之間的區隔。

本書所追蹤的時間軸,受到文化及政治同化的政策強度波動所界定。區間從晚清的「開山撫番」政策開始,也就是漢化原住民,把整座島嶼併入中國的領土;經由較溫和、相對包容的日本殖民統治(延續到1930年代);最後則是接之而來的積極日本化和再中國化。在這個時序架構之內,前兩章探索清朝和日治時期的基隆建城過程。既然基隆是形成城市和民族認同的重要據點,本書一開始會確認其位置和內部環境。

第一章是讓基隆和全島各地形成認同的社會和政治背景,當時脈絡包括帝國擴張、領土易手和殖民地建立。此外也會介紹日治時期帶領基隆發展的重要社會和商業菁英,有六名本島人和日本人建立或管理基隆所有最重要的社會、經濟和宗教機構。過程顯示這些菁英為之展演認同的不同社會及官方部門,以及他們如何做到。核心人物都是男性,表示雖然這些認同的構想和表現都具有包容性,但還是有性別差異,或許形成時也有排他性。

第二章從這一歷史和人物基礎出發,解釋這座正在成長的城市中,居民如何發展並表達他們的基隆認同,也描述某些分歧最終使得這個彼此競爭的想像空間產生斷裂。該章檢視社會建設、該地的政治活動、地方歷史運動以及認同的性別表現形式。

接下來三章,我會詳細說明哪些關鍵要素讓基隆本島人在1945年之前和之後形成並守護台灣人的民族認同:要素包括當地領導人為了構成及改造持續擴張的都市化社會而建立的組織、城市的宗教機構和慶典、以社會工作形式提供的社會福利。這些因素都以各具特色但彼此相關的方式幫助認同的建構。

第三章透過研究他們建立的某些組織及其對於建立城市的貢獻,檢視日治時期核心人物的雙重角色。一方面,他們建立起以基隆為核心的短暫都市認同;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台灣人和日本人認同的守門人。本章也說明特別是本島人菁英如何向其他本島人、日本人移民和殖民母國提出訴求,再透過協商取得自己的立場。

第四章討論宗教這個主題,台灣人和日本人居民形成各自的認同時,生活中的宗教面向都發揮核心作用。他們在地方和區域層次都用宗教凝聚群體成員,並在日本人移民和殖民母國想要消滅台灣人的宗教傳統、以改變和教化台灣人時彼此衝突。形成台灣人民族的過程中,宗教占有核心地位,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直到今天,大眾宗教在台灣還是如此重要。就連最近,宗教信仰依然是區分台灣和中國社會的主要標誌。

社會工作——也就是第五章的主題——也有助於促進團體的凝聚(不論是基隆或全島各地),這對於表達和維持台灣人的民族認同是不可或缺的。它作為自覺的現代形式社會福利,也賦予台灣人意識一種現代感。本書這些章節中,我追溯認同展演的各個層面,本島人和日本人都是透過與不同對象的接觸形成他們的認同。在戰時1937至1945年間,作為活動及身分認同的場域,國家及全球事件凌駕在地事件,因此先前在台灣人民族形成的過程擔任重要角色的基隆,也隨之消失在歷史背景。

最後兩章討論中華民國統治的頭幾年——1945到1955年,其中描述在國民黨重建台灣,讓台灣再中國化和現代化的計畫中,城市認同和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再次得到聲張。我先探討發展主義國家的城市建設計畫,以及台灣人和中國人如何共同努力,以重建基隆為共通目標(不論是二二八事件之前或之後)。最後討論台灣人如何透過地方市議會,以及努力推動社會福利,特別是廟宇及宗教慶典,從新的國族同化計畫中守護他們的民族群體。

全書採用多種史料——政府文件、報紙、期刊、組織報告、地方史著作、市志和其他檔案及出版資料,將城市居民和國家中介者的行動拼湊在一起。這些資料的廣度和深度,讓我得以講述一段形成台灣認同的新歷史,並破解中國和日本國族歷史的目的論。這些建構國族計畫有時無法將統治對象完全納入,因此未必能形成一個天衣無縫的民族國家。

基隆站在台灣現代變遷的最前線。作為實體和想像邊境的一部分,其主權名稱更迭從大清帝國變成日本帝國,又成為中華民國,在中國和日本的文化圈、帝國和民族國家的交界處占有重要位置。這些情勢加上不同波的殖民原本就有不平等和權力差異,讓這座急速擴張的城市,經歷比島內其他大部分地方更快速的認同轉變。

「成為台灣人」的歷史過程中,基隆居民扮演先鋒角色,因此如果要完全理解現代台灣人的認同,仔細探討他們的經驗和活動至關重要。從1880年代到1950年代,基隆城一直有著無限可能,社會團體之間、社會團體與國家行為者在這裡都有過協商,最後得以構成預期之外的認同和意義。本書所討論的正是台灣人民族如何經由這些複雜多變的關係而誕生之這段歷史。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成為臺灣人:殖民城市基隆下的民族形成(1880s-1950s)》,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作者:戴維理(Evan Dawley)
譯者:堯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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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成為台灣人」到「身為台灣人」,
在殖民城市基隆喚醒被隱埋的在地認同與民族意識。

台灣接連受到清朝、日本和中國政府統治,每一個政權都對這座島嶼和居民的現代化、文明開化有各自的規劃藍圖,也根本上影響1880年代到1950年代台灣人意識的形成。

從清治末期到戰後初期,基隆城一直有著無限可能,作為實體和想像邊境的一部分,在帝國和民族國家的交界處占有重要位置。作者從在地認同、社會團體、宗教文化、福利領域等面向,以可謂首當其衝站在台灣現代變遷最前線的港都基隆為中心,檢視一段台灣人民族起源的歷史。

「成為台灣人」的過程中,基隆居民扮演先鋒角色,菁英士紳、組織機構、國家行為者在此地都有過協商與努力,最後得以獲得預期之外的成果和意義。因此如果要完全理解現代台灣人的認同,仔細探討他們的經驗和活動至關重要,本書所討論的正是如何經由這些複雜多變的關係而「身為台灣人」。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藍適齊|專文導讀
成為臺灣人_立體書封300dpi
Photo Credit: 台大出版中心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駔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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