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婚姻與「貞節」的結構和變化

《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婚姻與「貞節」的結構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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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本章中,著重從和婚姻相關的、以及在家庭中的女性角度,來探討貞節觀念的變遷。其中闡明了男性對於自己的妻妾是否忠誠,在道德上、在公共領域上,都完全不成為問題,相對來說,女性是否具有貞操卻可以成為婚姻的基礎,不論是在法律規定還是王朝旌表制度中都被相當的重視。

文:五味知子|譯:梁雯

第七章 婚姻與「貞節」的結構和變化

前言

在前近代的中國,女性的「貞節」是婚姻中最重要的基礎。在中國家族制度中非常重視男方的血緣,而保證男方家族血緣純粹性的前提就是嫁入這個家族的女性是否貞節,因此婚姻與貞節緊緊地連繫在了一起。

女性的「貞節」是早在古代中國就已經被重視的。《周易》中提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周易.恆》)。除此以外,男性可以和妻子離婚的七個條件裡,就包括妻子淫蕩在內。由此而知,在中國,從古代以來女性的貞操就一直被重視。雖然如此,所謂「貞節」的形式卻不是單一的。雖說已婚女性和丈夫以外的男性發生關係從古代以來就是被批判的對象,但是在中國對貞操的重視並不只停留在這一點上。所以到底是如何定義貞操,或者說是在何種程度上定義貞操和重視貞操,正是本論的重要問題所在。

不只是在中國,當我們將這個問題放在更廣的背景下進行思考的時候,比如說在伊斯蘭世界、日本、基督教世界等眾多不同地域和時代中,寡婦的再婚並不認為是抵觸「貞節」規範的事,然而,我們卻可以在魯迅(1881-1936)的小說〈祝福〉中看到,在中國,再婚的寡婦會受到來自周圍的人的誹謗,會被認為是沒有守住貞節的女人,但是在中國也會因為時代不同有很大的差異。在唐代,連公主再婚都是極為普通的事情(高1999: 318)。

寡婦的再婚成為忌諱這樣嚴格的貞節觀念雖然被認為是到宋代以後才出現的,但是研究表明在宋代還不是被廣泛普及的觀念(湯淺 1981: 150-156)。除此以外,對未婚女性貞操的標準也會因為時代不同差別很大。未婚女性如果違抗父母的意志,為了死去的訂婚對象而堅持一輩子獨身,也會被認為是不孝的行為,為死去的訂婚對象殉身會被認為是輕生的行為,所以並不能單純地被作為旌表的對象。因此,本章將針對不同時代的差別將貞節和婚姻結合在一起進行考察。

一、貞操觀念和旌表的變遷

北宋的程頤所說的「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象徵著忌諱寡婦再婚的觀念的出現。然而對於程頤的這一發言在貞節觀念的滲透過程中如何定位,卻大致可以分為兩種說法。第一種是程頤、朱熹等人反對女性的再嫁,將其作為一種社會道德逐漸推進加強,到明清時代到達了最高峰(合山 2006: 166)。第二種說法則是認為,程頤的發言只是在當時容忍再嫁的社會現實中,對「標榜的規範」和「原理」的一個再確認(佐佐木 2000: 127-1128)。

貞節觀念之所以得到推廣的原動力其實是旌表制度(仙石 2011: 141)。特別是和元代節婦旌表制度的轉變有關,作為獲取免除傜役特權的手段,旌表制度開始被關注(酒井 2006: 49-50)。到了明代,被旌表的女性的數字急劇增長,一直到清代這一趨勢都沒有停止。總而言之,可以說比起那些為訂婚對象殉身或者獨守貞節一生的未婚女性來說,對於那些不尋短見,只是守貞的寡婦(節婦)的旌表是毫無疑問的。

其次,我們再來看一下,對那些為了訂婚對象發誓一生守節的未婚女性(「貞女」)的觀念和旌表是如何變化的。在南宋,對於為了死去的訂婚對象守節一生的未婚女性是非常肯定的(Lu 2008: 27)。為了訂婚對象殉身則是到元代才看到,政府對於民間為此請求進行旌表的態度也非常謹慎(Lu 2008: 28-29)。對為了死去的訂婚對象獨自守節一生的未婚女子和為此自殺的未婚女子進行旌表,是到明代以後才出現的(Lu 2008: 32-33)。

如果看明清時代的社會對於貞節進行讚美的史料,就可以看到,到明代後期,開始讚揚未婚女性殉身那種富有戲劇性的貞節行為,而對於這種女子的旌表數字也增加了(Lu 2008: 32-36)。清朝的康熙帝和雍正帝將殉身作為輕生的行為進行了禁止,但是卻無法得到貫徹,實際上還是屢屢有殉身的女性得到旌表,到乾隆年間殉身女性的旌表得以規定(山崎1967: 50-51, 58-60; Lu 2008: 71)。

無論是寡婦還是未婚的女性,對守貞的女性進行大量的旌表這一情況可以說是明代以後的事情。王朝對善行的旌表是從漢代開始的,到元代時,旌表的重點從以前的孝子,轉移到了節婦烈女(守貞的女性),特別是對不再結婚守貞餘生的節婦進行旌表成為了重點(酒井2006)。到明代和清代時這個傾向更加強化,旌表的數量劇增。

而對為了守貞而輕生的行為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會得到讚賞,但是到底在什麼程度上守貞卻也是問題所在。1753 年,在山西發生了一個事件,一個男人為了懲罰一個調戲了他兄弟之妻的男人,持刀前往對方家裡殺死了那家的女人(Theiss 2004: 167-175)。被調戲的女人的過度敏感和周圍的人對此表現的冷漠,知縣都予以批判。雖然女性在面臨強姦時為保節而自殺的行為會得到讚賞,但只是被調戲就鬧著要自殺的行為是沒有必要的論調,因此得以根深蒂固。因為這與保命這個道德名目有所衝突。但是到了乾隆年間,被調戲或者是被引誘後的自殺卻成為了旌表的對象。對輕生行為的批判,就此轉為了讚賞。

二、對越軌的懲罰——關於性犯罪規定的變遷

到了清代,對於性犯罪,出現了很多比明代還要更為詳細的規定。美國研究者認為這具有重大的意義而專門對此進行了針對性的研究(Ng 1984; ソマー 1997; Sommer 2000; Theiss 2004),其中的代表學者就是蘇成捷(Matthew Sommer)。美國學者之所以持有這樣的視角,是因為他們認為法律可以體現出不同王朝的政策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