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婚姻與「貞節」的結構和變化

《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婚姻與「貞節」的結構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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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本章中,著重從和婚姻相關的、以及在家庭中的女性角度,來探討貞節觀念的變遷。其中闡明了男性對於自己的妻妾是否忠誠,在道德上、在公共領域上,都完全不成為問題,相對來說,女性是否具有貞操卻可以成為婚姻的基礎,不論是在法律規定還是王朝旌表制度中都被相當的重視。

文:五味知子|譯:梁雯

第七章 婚姻與「貞節」的結構和變化

前言

在前近代的中國,女性的「貞節」是婚姻中最重要的基礎。在中國家族制度中非常重視男方的血緣,而保證男方家族血緣純粹性的前提就是嫁入這個家族的女性是否貞節,因此婚姻與貞節緊緊地連繫在了一起。

女性的「貞節」是早在古代中國就已經被重視的。《周易》中提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周易.恆》)。除此以外,男性可以和妻子離婚的七個條件裡,就包括妻子淫蕩在內。由此而知,在中國,從古代以來女性的貞操就一直被重視。雖然如此,所謂「貞節」的形式卻不是單一的。雖說已婚女性和丈夫以外的男性發生關係從古代以來就是被批判的對象,但是在中國對貞操的重視並不只停留在這一點上。所以到底是如何定義貞操,或者說是在何種程度上定義貞操和重視貞操,正是本論的重要問題所在。

不只是在中國,當我們將這個問題放在更廣的背景下進行思考的時候,比如說在伊斯蘭世界、日本、基督教世界等眾多不同地域和時代中,寡婦的再婚並不認為是抵觸「貞節」規範的事,然而,我們卻可以在魯迅(1881-1936)的小說〈祝福〉中看到,在中國,再婚的寡婦會受到來自周圍的人的誹謗,會被認為是沒有守住貞節的女人,但是在中國也會因為時代不同有很大的差異。在唐代,連公主再婚都是極為普通的事情(高1999: 318)。

寡婦的再婚成為忌諱這樣嚴格的貞節觀念雖然被認為是到宋代以後才出現的,但是研究表明在宋代還不是被廣泛普及的觀念(湯淺 1981: 150-156)。除此以外,對未婚女性貞操的標準也會因為時代不同差別很大。未婚女性如果違抗父母的意志,為了死去的訂婚對象而堅持一輩子獨身,也會被認為是不孝的行為,為死去的訂婚對象殉身會被認為是輕生的行為,所以並不能單純地被作為旌表的對象。因此,本章將針對不同時代的差別將貞節和婚姻結合在一起進行考察。

一、貞操觀念和旌表的變遷

北宋的程頤所說的「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象徵著忌諱寡婦再婚的觀念的出現。然而對於程頤的這一發言在貞節觀念的滲透過程中如何定位,卻大致可以分為兩種說法。第一種是程頤、朱熹等人反對女性的再嫁,將其作為一種社會道德逐漸推進加強,到明清時代到達了最高峰(合山 2006: 166)。第二種說法則是認為,程頤的發言只是在當時容忍再嫁的社會現實中,對「標榜的規範」和「原理」的一個再確認(佐佐木 2000: 127-1128)。

貞節觀念之所以得到推廣的原動力其實是旌表制度(仙石 2011: 141)。特別是和元代節婦旌表制度的轉變有關,作為獲取免除傜役特權的手段,旌表制度開始被關注(酒井 2006: 49-50)。到了明代,被旌表的女性的數字急劇增長,一直到清代這一趨勢都沒有停止。總而言之,可以說比起那些為訂婚對象殉身或者獨守貞節一生的未婚女性來說,對於那些不尋短見,只是守貞的寡婦(節婦)的旌表是毫無疑問的。

其次,我們再來看一下,對那些為了訂婚對象發誓一生守節的未婚女性(「貞女」)的觀念和旌表是如何變化的。在南宋,對於為了死去的訂婚對象守節一生的未婚女性是非常肯定的(Lu 2008: 27)。為了訂婚對象殉身則是到元代才看到,政府對於民間為此請求進行旌表的態度也非常謹慎(Lu 2008: 28-29)。對為了死去的訂婚對象獨自守節一生的未婚女子和為此自殺的未婚女子進行旌表,是到明代以後才出現的(Lu 2008: 32-33)。

如果看明清時代的社會對於貞節進行讚美的史料,就可以看到,到明代後期,開始讚揚未婚女性殉身那種富有戲劇性的貞節行為,而對於這種女子的旌表數字也增加了(Lu 2008: 32-36)。清朝的康熙帝和雍正帝將殉身作為輕生的行為進行了禁止,但是卻無法得到貫徹,實際上還是屢屢有殉身的女性得到旌表,到乾隆年間殉身女性的旌表得以規定(山崎1967: 50-51, 58-60; Lu 2008: 71)。

無論是寡婦還是未婚的女性,對守貞的女性進行大量的旌表這一情況可以說是明代以後的事情。王朝對善行的旌表是從漢代開始的,到元代時,旌表的重點從以前的孝子,轉移到了節婦烈女(守貞的女性),特別是對不再結婚守貞餘生的節婦進行旌表成為了重點(酒井2006)。到明代和清代時這個傾向更加強化,旌表的數量劇增。

而對為了守貞而輕生的行為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會得到讚賞,但是到底在什麼程度上守貞卻也是問題所在。1753 年,在山西發生了一個事件,一個男人為了懲罰一個調戲了他兄弟之妻的男人,持刀前往對方家裡殺死了那家的女人(Theiss 2004: 167-175)。被調戲的女人的過度敏感和周圍的人對此表現的冷漠,知縣都予以批判。雖然女性在面臨強姦時為保節而自殺的行為會得到讚賞,但只是被調戲就鬧著要自殺的行為是沒有必要的論調,因此得以根深蒂固。因為這與保命這個道德名目有所衝突。但是到了乾隆年間,被調戲或者是被引誘後的自殺卻成為了旌表的對象。對輕生行為的批判,就此轉為了讚賞。

二、對越軌的懲罰——關於性犯罪規定的變遷

到了清代,對於性犯罪,出現了很多比明代還要更為詳細的規定。美國研究者認為這具有重大的意義而專門對此進行了針對性的研究(Ng 1984; ソマー 1997; Sommer 2000; Theiss 2004),其中的代表學者就是蘇成捷(Matthew Sommer)。美國學者之所以持有這樣的視角,是因為他們認為法律可以體現出不同王朝的政策變化。

蘇成捷將重點放在了清代法律上,針對關於性的規制進行了分析。根據他的研究分析,清代以雍正朝作為分水嶺,關於性的規範方針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是從根據身分不同對性的行為進行規制的、承襲唐代以來的「身分表現」(status performance),轉變成不管身分如何、根據性別不同來規制性道德的「性別表現」(gender performance)。因為成為唐代社會問題的案件是奴僕會侵犯男主人的妻子的情況,但是清代則最害怕那些游離於家庭秩序以外的男性(光棍)侵犯從屬於家庭內的女性和年輕男性。

清朝的繁榮導致人口的增加,加上溺女嬰以及買賣女性的情況,更加擴大了男女性別比例的不平衡,使得無法獲得結婚對象的男性數量增加。18到19世紀之所以會極度獎勵女性的貞節,正是希望將女性打造成「道德的警察」,為了防止在社會底層不斷增加的光棍男性們的侵犯,而做出的保護家族秩序的一種努力的表現,為此要求所有的女性都應該做出「像妻子一樣」的行動。

而對此應該做何評價呢?筆者對此目前考慮如下:試比較唐代的法律和明代的法律,確實有很大的差異。可是筆者認為,雍正年間和乾隆年間所頒布的一系列法律規定所造成的影響,並不像蘇成捷所強調的那麼大。其實想法的變化,從明代開始就慢慢進行,而社會觀念的變化應該早就會在實際的審判現場作為被考慮的因素,只是剛好是到了那個時期,可以將其作為法律規範而進行明文化了。當然將其作為法律規範這一舉動確實意義不小。

此外,雍正年間、乾隆年間,對性犯罪相關的規定和旌表制度的改訂也確實是非常積極地在進行。當時的清朝統治者希望自己的統治看起來更為「文明」,而積極地對守貞的女性進行旌表,並處罰侵犯貞節的男性以及淫蕩的女性。事實上對於滿族女性的旌表也很多。

在考慮到底如何的狀況才是「失貞」的時候,我們可以明顯看到關於「貞節」的多樣性和因為時代不同而產生的差異性。亦即,在判定什麼是「不守貞」的行為的時候,仍有程度上的差異。如上文所述,在明清時代,寡婦再婚也被看作是失貞,當然寡婦姦通的行為會受到更為嚴厲的批判。而能如此確切地表現出「失貞」行為程度差異的一個基準正是法律。

首先,對被看作「和姦」(亦即姦通)行為的處罰到底有何不同?在明清時代的中國,未婚女性在其同意的前提下和男性發生關係也被定義為姦通,但是對其的刑罰和已婚女性與丈夫以外的男性發生關係的情況相比要更輕。如果是未婚女性,刑罰為杖八十,已婚女性則為杖九十。這裡應當注意的是,男性是已婚還是未婚卻不會成為左右處罰的要素。男性的罪是在向別人家的女兒或是妻妾出手,卻不會和女性一樣考慮他們是否背叛了自己的妻妾。如果是丈夫所縱容的姦通,則丈夫、姦夫以及妻妾都要被判杖九十的刑罰。如果丈夫強迫妻妾進行姦通,丈夫被判杖一百,妻妾不被問罪。這些刑罰的規定在明代和清代都是共通的。

對於強姦的罪名刑罰非常重,在明代會被判處絞首刑,女性則不會被問罪。在清代,強姦者的刑罰為絞監候,女性還是不會被問罪。但是,在清代法律明記必須要考慮施暴的情形以及婦人是否有無法逃脫的情形,此外還要有在場看到或者聽到的證人,皮膚或者身體上是否有傷痕,衣服是否有撕裂等證據才能判絞首刑。而明代也有萬曆15年時候規定的,從此以後強姦犯要有手持凶器進行威脅、捆綁、被強姦者欲逃脫無法逃脫的情況,要有很明確的證據才能判處絞首刑,可見從明代起已經有了變化。

配偶之間殺人罪的情況,會因為加害者男女性別的不同而影響到處罰。因為妻妾有姦通的行為,和姦夫共謀殺害丈夫,妻妾會被判凌遲處死,姦通對象的男性會被判處斬(監候)。但是如果有丈夫縱容妻妾姦通的情節,對妻子的處罰會得到減輕。姦夫殺害丈夫的話,即使妻妾對此並不知情、沒有參與,也會被判絞(監候)。而如果是丈夫因為自己有姦通的行為殺害了妻妾,姦通對象的女性將妻子殺害的情況並沒有特別的法律規定,而對於這樣的情況,明代和清代的規定是一樣的。

在明代,如果有強迫寡婦再婚的情況,女性的祖父母及父母、丈夫的祖父母及父母不會被問罪,除此以外的人則被問罪處罰杖八十,如果是期親的話則減二等。到了清代,對強迫寡婦再婚的行為進行的處罰加重。女性的祖父母及父母、丈夫的祖父母及父母會受到杖八十的處罰,期親的話會再加一等,大功以下的親等還會再加一等處罰。如果沒有成婚的話,寡婦要回到前夫家裡,允許她守節一生,並返還財禮。和明代相比,清代對於強迫寡婦再婚的處罰更為嚴厲。

清代末期,為了收回治外法權開始修改刑法典,在這一過程中引發了一場關於「無夫姦」(未婚女子或者是未再婚的寡婦的性行為)的論戰。《大清刑律》草案以及第二次草案中,沒有採用無夫姦的罪名,由此引發了反對的聲音,為此在第二次草案所附的暫行章程中,重新採用了無夫姦的罪名(小野 1992)。除此之外,無夫姦本來是對姦通雙方男女都要問罪的,卻在審議的過程中變成了只對無夫的「婦人」進行問罪,對姦通的男性不問罪(小野 1992: 40)。

而到了中華民國袁世凱政權時所提出的《暫行新刑律補充條例》中,除了有條件的重新採用無夫姦罪名,還給予了妾與妻子相同的位置。對於妾不僅不會被問重婚的罪名,也不問無夫姦的罪名(小野 1992: 58)。綜上所述,可以說到了清末,即使對於無夫姦的規定有了變化,只對女性要求貞操,允許男性置妾這些規定,也反映出了根本的觀念並沒有發生變化。

三、女性的嫁妝財產

接下來筆者想對法制上關於女性嫁妝規定的變化進行一些討論。在唐代和宋代的規定中,妻子從娘家獲得的財產不能算做和其他兄弟進行財產均分的對象。嫁妝規定為夫妻共同所有的財產。

到了元代,對於再婚時的嫁妝做了明確的規定。 在《元典章》卷十八,戶部卷四,夫亡,「奩田聽夫家為主」中有規定:「今後應嫁婦人,不問生前離異,夫死寡居,但欲再適他人,其元隨嫁妝奩財產,一聽前夫家為主,並不許似前般隨身」。

此規定中禁止妻子再婚時擅自帶走妝奩,改為應當將妝奩留在前夫家。到了明代更加規定了「其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聽前夫之家為主」(《大明令》戶令),這個規定一直沿用到清代。

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對自己嫁妝的擁有權,從宋代以後出現慢慢減弱的趨勢。那麼為何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呢?如前文所述,宋代以後開始旌表那些不再婚、守寡一生的寡婦,而相對的,再婚的寡婦則漸漸淪為被批判的對象。對再婚時的嫁妝所擁有的權利,恐怕也是為了符合這個趨勢和步調而被逐漸削弱的。由此可以推斷,批判女性再婚的呼聲高漲,帶來了對女性權利的削弱。

當然除了分析法律規定內容的變化以外,這樣的法律規定在實際審判的現場是否被適用,是如何被適用的問題也有分析的必要。在明清時代,女性在再婚的時候,實際上是否可以拿走自己的嫁妝,關於這一問題,高橋芳郎是這樣回答的:「可以推測得出和南宋比起來,妻子拿走自己嫁妝的行為更加受到了限制,然而另一方面來說也可以推測人們對妝奩是妻子的所有物這一意識應該沒有太大的改變。雖說如此,明清時代對嫁妝是如何處置的這一問題相關的真實情況我們基本無從所知。希望寄予今後的研究進行探討」(高橋 2007: 34)。

賴城航平則透過運用小說和各種判讀中的事例,對該問題進行探討,但是都沒有找到這個法律規定在明代的審判現場發揮了實際作用的事例,甚至也沒有找到在妻子再婚和歸宗時將妝奩留在夫家的事例(賴城2013)。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即使有離婚返回娘家時要把嫁妝留在夫家的原理和原則,在現實中妻子基本上都會帶走自己的嫁妝。目前還沒有發現對清代這個問題的探討,而對於明代還需要更多的史料進行分析和佐證。但是這些研究也給我們提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即使禁止妻子擅自帶走自己嫁妝作為法律規定成立,卻也沒有成為人們所共有的社會觀念的這個可能性的存在。

結語

在本章中,著重從和婚姻相關的、以及在家庭中的女性角度,來探討貞節觀念的變遷。其中闡明了男性對於自己的妻妾是否忠誠,在道德上、在公共領域上,都完全不成為問題,相對來說,女性是否具有貞操卻可以成為婚姻的基礎,不論是在法律規定還是王朝旌表制度中都被相當的重視。而這個情況在宋代以後,隨著時代的推進更為加強,甚至影響到女性對於自己財產的權利。但是,從再婚的寡婦對自己嫁奩是否有處置權的事例也可以看到,法律規定的變化並沒有馬上就波及到社會觀念和風俗習慣的變化。

而有些所謂「貞節」的行動,有時也會和其他的道德名目相衝突。例如,和孝行相衝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仙石 2015)。除此以外,還有與要珍惜父母所授予的自己的身體,和與對丈夫的順從相衝突的例子。未婚女性違反父母的意志自殺殉身或者是守貞終生、受到侮辱而自殺、抵抗丈夫強迫的賣春等行為,都屬於這類型的例子。那麼放在王朝的旌表制度中,應該如何對待這些女性,是否旌表就變成了很棘手的問題?但是追蹤時代的進程,可以說出現了貞節逐漸超越其他道德名目的趨勢。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被埋沒的足跡:中國性別史研究入門》,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編者:小濱正子、下倉涉、佐佐木愛、高嶋航、江上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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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為止的中國史研究,往往有意無意地以男性————而且是用漢語讀寫的漢族知識男性————作為歷史的主體。一般情況下,依據漢語史料進行的中國史研究中,女性與男性相比,書寫與被書寫都占絕對少數,很少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挖掘歷史中被埋沒的女性的足跡,恢復其作為歷史主體的女性史研究,從1970年代開始大量出現,歷史中女性的多樣形態得到凸顯。同時,各社會的男、女性別被賦予何種意義以及是如何賦予的,這類的研究也取得進展,而對這類研究的深化,則有賴於超越女性史範疇的性別史研究。

本書第一編以家族/家庭結構為軸心,概括從先秦到現在的中國性別秩序變化的研究成果。當然,討論的不僅只限家族,更涉及到性別的各側面。第二編包含了對性別史來說非常重要的個別主題以及通史課題,例如王朝控制民眾關鍵之一的戶籍、中國「才女」的樣貌以及評價、LGBT在中國社會中是如何被認知、京劇和越劇等傳統戲劇中的性別越界和表象等等。希望讀者從這些論文中認識到,從多元領域關注性別,可以豐富歷史視野,也可以豐富生活在現在的我們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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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