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過即丟的女性與非典型勞工:COVID-19讓日本勞動與社福漏洞再度浮上檯面

用過即丟的女性與非典型勞工:COVID-19讓日本勞動與社福漏洞再度浮上檯面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相較於男性非典型勞動者主要是製造業,在這次疫情下不同性別面對的問題有很大的差異。藤田甚至大膽預估,去年上半年至今之所以沒有出現大量的貧困問題,主要是因為還有就業保險的失業給付,在失業給付領完之後,年底可能會有大量的女性貧困者。

文:周于萱(婦女新知基金會倡議部主任)

前言

2020年12月1日下午,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公共政策大学院)舉辦了一場線上論壇「新冠肺炎時代的勞動、福利、社會共聲:非典型勞動者、外國人勞動者、性少數(コロナ時代の労働・福祉・社会共生:非正規労働者、外国人労働者、性的マイノリティ)」,邀請大學老師及非營利組織工作者來分享日本在COVID-19的衝擊之下,勞動條件以及社會福利所遇到的困難及現況。

首先由日本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的老師Hyunjoo Naomi Chi(池 直美 ヒョン周)開場,介紹參與論壇的3名講者,分別是現為北海道大學講師及HOTPLUS非營利組織理事的藤田孝典、POSSE非營利組織的代表今野晴貴、POSSE外國人勞動支援中心的岩橋誠。三人曾經在2019年來台,參加由台灣勞動者協會舉辦的「勞動彈性化下的工人運動:東亞經驗交流」國際研討會,分享日本非典型勞動者的處境並且與台灣、韓國、香港的勞工團體交流。

本文主要為論壇活動紀錄,筆者亦分享在台灣的觀察。

女性受影響甚鉅 社會問題浮現

藤田孝典首先說明,這次的疫情使得日本原本就有的社會問題更加嚴峻:包括勞動問題、貧窮、騷擾、歧視等等。為了因應這樣的狀況,日本的工會、非營利組織、學者、記者自發組成網絡進行倡議及個案協助,一方面是組織及地區間的訊息互通有無,另一方面也希望貢獻自己的力量來協助處理個案問題,並且據此提出具體政策建言。

他們發起免費電話諮詢服務,接住焦慮的情緒、轉介資源給民眾,協助解決居住問題、緊急危難問題、勞動問題、借貸問題等。這個免費的電話諮詢服務從2020年6月開始,馬上接到許多民眾的求助電話,希望能夠盡快恢復原本的生活。他們發現,絕大部分的日本人面對的問題,是勞動問題引起的生活貧困:因為失去工作而失去收入,原本的生活狀況就缺乏儲蓄,因而陷入貧窮的狀態,又再因為疫情的關係找不到工作而陷入惡性循環。這次疫情的爆發,使得過去人們未能看見的勞動與社會福利的漏洞,因此浮上檯面。

女性非典型勞動者的困境

從諮詢電話的統計數字來看,會發現女性諮詢者非常多,主要是以餐飲業、零售業、旅宿業、觀光業的這些女性參與的非典型勞動產業[1]為主。相較於男性非典型勞動者主要是製造業,在這次疫情下不同性別面對的問題有很大的差異。藤田甚至大膽預估,去年上半年至今之所以沒有出現大量的貧困問題,主要是因為還有就業保險的失業給付,在失業給付領完之後,年底可能會有大量的女性貧困者。

他舉例,一名20歲左右的A女是派遣工,在汽車工廠工作10個月,但去年6月底卻發生派遣契約到期未能續約的狀況。她的派遣公司單方面把原本一年的契約改成三個月一簽的短期契約,而且自從6月日本疫情更嚴重之後,她就沒有再獲得新的派遣工作;一名30歲左右的B女是派遣工,在旅行社工作,因為導遊工作受到疫情影響被禁止活動,沒有工作而失去收入;70歲左右的C女是計時的清潔人員,因為疫情要求企業暫時休業,從3月開始沒有收入,丈夫又在住院中,不確定自己是否可以申請政府的「生活保護」,對生活充滿了不安。這些都是身在日本確實面對的狀況。

低薪、零儲蓄、單親的女性可能陷入貧困

從政府的統計數據來看,2018年日本的平均薪資是年薪441萬日圓,但若分別以男女來看,就會發現其中男性年平均薪資545萬日圓,而女性年平均薪資只有293萬日圓(日本國稅廳2019年資料)。此外,若以儲蓄來看,兩人以上的日本家戶沒有儲蓄的比例,從1995年的7.9%、2005年的23.8%、2010年的22.3%,成長到2017年31.2%,零儲蓄的家戶比率越來越高,顯示家庭若遭遇變故能夠因應的能力越來越薄弱。

此外,單親貧困也是益發嚴重,在2018年,單親家庭的貧困率已經高達48.1%。以高齡單身者來看,單身高齡男性獨居佔36.4%,而單身高齡女性獨居的比例則高達56.2%。2012年日本經濟新聞社報導指出,20-64歲獨居的女性,每三人就有一人是貧困狀態,而相對貧困的單身女性比例則高達32%。

這些數字都顯示了日本的女性不論年齡、不論是否結婚,都在一個生存相對困難的位置,缺乏社會安全網、缺乏政府的協助,當家庭失去功能,這些女性就直接往下墜落。2020年10月日本自殺人數為2158人,其中因為疫情而過勞自殺的也有,也有因為疫情感到無法承受而選擇離開的人,其中男性相較於前年同月比起來增加21.3%,而女性相較於前年同月則大幅增加了82.6%。因為對未來感到不安,精神疾病的患者人數也持續增加,從1999年204.1萬人到2014年392.4萬人,在艱困的生活環境下使得人們的生理心理狀況都受到傷害。

保育員、照顧服務員也受影響

POSSE的理事長今野晴貴從COVID-19帶來的勞動問題分析開始談起,主要是非典型勞動者(派遣、約聘雇等)原本遇到的問題在疫情的影響更加惡化,而社會福利制度並未能組成社會安全網接住這些人。他們也提供了電話諮詢的服務,光是2月到7月總共就接到了超過2800通諮詢電話。

其中詢問最多的是關於政府要求暫時休業相關規定及作法的詢問,其次則是因為疫情而遭到解雇、取消錄用等狀況。來電尋求協助的人,以雇用型態來看,超過一半以上都是非典型勞動者居多(64.5%),以性別、年齡、職業來看,分別是女性60.7%、男性28.1%,最大宗是30-49歲,服務業(零售、餐飲)。

除了藤田孝典提到的非典型勞動者之外,也有相當高比例的保育士(對應台灣托兒所的「保育員」)來電詢問,主要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日本政府要求照顧機構包含托兒所都要暫時休業。然而,依照日本勞動基準法的規定[2],若是因為雇主方的問題而停工時,在休業期間雇主須支付平均工資的60% 以上作為停工的補貼(稱之為「休業手当」)。但是這些保育員並沒有拿到補償,也沒有獲得任何公司的說明,因此湧入大量的諮詢電話。

即使政府給津貼,也照樣開除員工

為了因應疫情帶來的企業衝擊,日本政府緊急放寬「雇用調整助成金」(雇用補助款),鼓勵企業繼續僱用,減少失業。在一般情況下,申請雇用補助款的中小企業可獲得休業津貼的80%;緊急應對期間若公司沒有解雇員工,補貼額可以再提高到90%。即使如此,許多企業仍然不申請雇用調整助成金,直接開除勞工。日本政府緊急推出的這項政策,無法有效穩固現有的雇用關係。

此外,日本厚生勞動省(相當於台灣的勞動部)不停宣導勞動基準法中的停工補貼60%,卻完全忽略了民法上可以求償100%的薪資所得,再加上公開表示「疫情爆發不可歸責於企業」(突然想起台灣勞工團體及工會在推動「防災假」時,勞動部的說法),以對企業比較有利的方式來詮釋疫情,溫情呼籲企業應繼續雇用勞工,完全沒看見現實中勞資關係的權力失衡。

例如日本的薩利亞沒有申請政府提供的雇用調整助成金,自己訂定了公司的特別休假制度,相較於政府給的休業支援金,薩利亞一律只給員工一天2000日圓(約合台幣540元),僅僅是政府提供補助的一半,藉此減少公司的支出。KONAMI集團下的運動中心,主要員工皆為時薪制工作人員,在政府要求全面臨時休業時,這些員工也完全沒有拿到任何補貼,其中有一位員工是扶養三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她在別無選擇的狀態下只好請自己的有薪休假,然而有薪休假兩週就用完了,她只好先挪出一個月的生活費來用,還有孩子的學費要繳,使得她陷入左支右絀的狀態。

企業不配合防疫,賺錢第一、依然故我

對員工來說,要拿到休業支援金困難的地方在於,勞工必須透過企業才能申請休業支援金,雖然後來政府也開放由勞工自行申請,但企業不一定願意配合勞工的申請來協助提出證明,政府的給付水準也有很大的落差。對勞工來說,支援金的申請很麻煩,也很難申請到足以度日的金額,再加上日本傳統文化對於「不要給人添麻煩」、「求助是弱者」的想法,使得申請的人更少。而且,企業是否誠實依照自己的需求,來申請使用政府補助,也沒有任何監督查核的機制,很有可能會發生濫用的情形。

為了防疫,日本政府提出防疫政策包括:三密禁止(密閉空間、密集人群、密切接觸)、遠距工作(テレワーク)、錯開上下班時間避免密集通勤接觸(時差通勤)。但同時也有企業趁著其他同業正在休業的時候搶客,使得非典型勞動者更陷入危險工作環境。例如大型連鎖咖啡店品牌Cafe Veloce,在絕大部分餐飲服務業休業的時候逆勢開業,以平常時期同樣數量的員工,接待大量的客人(因為其他同業正在暫時休業),甚至有加盟店的勞工抱怨「公司把利益看得比人還重要」。

然而也還是有企業完全不顧防疫措施,逕自要求員工繼續工作。像是知名集團KDDI旗下的服務外包中心Evolva,超過100名接線服務員被迫在大廈高樓層、無法開窗通風的辦公室工作,而且接線服務員座位距離僅1公尺,座位之間並沒有使用間隔板,也不強制要求配戴口罩及酒精消毒,再加上客服耳機是共用的器材,感染風險非常高。

用過即丟的女性與非典型勞工

這讓人想起在2017年及2018年台北的勞工影展中,日裔的深田志穗導演以鏡頭紀錄日本街頭《用過即丟的工人》。這些女性和非典型就業勞工同樣在職場上努力,付出同樣甚至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卻僅僅因為是女性、因為是非典型勞動者,而無法獲得相較於正職員工穩定工作的承諾(契約)、無法投保社會保險、無法掌握自己的人生,只能憑運氣在不同的職場輾轉流連、勉強糊口度日。

當然,在日本的正職員工也經常是高壓、高工時的狀態,也正是因為看到離開正職工作之後,害怕會成為更辛苦更不穩定的非典型勞工,因此在職場上只能拚上性命更佳努力、戒慎恐懼,因為這樣的想法導致日本因為工作而過勞、自殺、憂鬱症等狀況也不少。

日本過去的勞動制度以「終身僱用制」和「年功序列制」為原則,只要錄取某間公司,就宛如拿到一張成為人生勝利組的門票,公司會照顧你一輩子,按照年齡年資升職,只要不犯太大的錯誤,被公司開除的機率趨近於零,而勞工同時也會認同公司,以自己終生奉獻給公司而感到驕傲。然而,這樣的制度從90年代後期開始大幅鬆動,使得家中男性的收入逐漸無法支應家庭支出,女性也開始離開家庭進入職場,但是照顧重擔仍在女性身上,企業為了壓低成本而開始大量使用非典型勞動者,而這些人就是企業遇到困難時第一個捨棄的棄子。

台灣雖然受疫情影響小,仍有弱勢勞工被遺忘

台灣在政治解嚴(1989年)後,因為經過婦女新知基金會與其他婦女團體、勞工團體一起努力,女性的勞動權益在法律上有了飛躍式的前進:《性別工作平等法》規範職場性騷擾處理機制、雇主的防治責任及處理義務、保障工作權、不能因為年齡性別等因素有所歧視、生理假、產假、育嬰留職停薪……等等,經過了12年的倡議,終於在2001年立法三讀通過,隔年(2002)的3月8日母親節實施。然而,台灣並沒有因為立法通過,性別平等瞬間進步一百年。

當我們回頭看近幾年的職場性別問題,便會發現,相較於30年或50年前,我們可以很驕傲地說我們確實向前邁進了一些。以前遇到問題求助無門,現在則有《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可依法處理。但仔細看現在台灣女性勞工及多元性別/性傾向勞工的實際處境,婚育歧視、性騷擾、性別歧視仍在發生。

去年台灣雖然受疫情的影響較小,但是去年4月酒店、舞廳突然接到政府通知必須停業的通知,而且幾乎沒有配套措施,使得因停業而失去收入的工作人員也因此陷入經濟上的困境。從這點來看,台灣也有些地方似乎與日本情況相似。不過因為這一波的酒店舞廳停業,台灣政府也促成了一群年輕的從業人員站出來組織成立工會,很期待年輕的工會能夠善用法律工具來改善產業處境。

註釋

[1] 本文指的「非典型勞動」包含勞動派遣、勞務承攬、業務外包、部分時間工作、電傳勞工等。

[2] 第二十六条:使用者の責に帰すべき事由による休業の場合においては、使用者は、休業期間中当該労働者に、その平均賃金の百分の六十以上の手当を支払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本文經網氏/罔市女性電子報授權刊登
原文以〈COVID-19疫情促使日本貧窮、勞動、性別暴力問題白熱化〉為題發表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