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大師的漏網鏡頭》:「白色恐怖」下的中研院——從費正清的「紅帽子」說起

《學術大師的漏網鏡頭》:「白色恐怖」下的中研院——從費正清的「紅帽子」說起
費正清。Photo Credit: Harvard University, Radcliffe Archive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走過近百年歲月的中研院,一路上風風雨雨,積蘊了無數的逸事篇章,足可啟迪後世。青史故蹤,深富意趣。作者以第一手的史料,層層解密中研院早期的學術糾葛及重大爭端。

文:潘光哲

「白色恐怖」下的中研院:從費正清的「紅帽子」說起

在「中國研究」的圈子裡,大概沒有人不知道費正清的大名。從英國牛津大學拿到博士學位,並長期任教於美國哈佛大學的他始終倡言,想要了解中國的現狀,就得要認識中國的歷史與傳統。他之全力推動「中國研究」這個學術領域的發展,無疑深具學術與現實相結合的意義。正是在如此的現實背景之下,一九五○年代的費正清,竟不免捲入了「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風暴。

美國參議院在一九五二年公布的《「太平洋學會」調查報告》裡「控訴」太平洋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PR)是共產黨的大本營,由於費正清與太平洋學會的密切關係,也由於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職於重慶時與某些中共人士的交往等等「事實」,他遂被戴上了「紅帽子」。《時代》週刊就稱費正清是「共產中國長久以來的辯護者」,而他想訪問受美軍占領的日本即被拒絕,甚至FBI對他的調查報告也厚達一千餘頁(參見:彭廣澤〔潘光哲〕,〈歷史本身就是啟示——費正清學案〉)。

在太平洋此岸的台灣,費正清也不是受歡迎的人物。特別是他以美國自身利益為出發點而提出的言論——例如,主張美國應該在外交上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他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強人威權體制的批判——例如,「雷震案」爆發時,他在《紐約時報》發表的公開批評——都讓他被台灣的極右派人士戴上「親匪媚共」、「中共文化特務」等等帽子。

在這種幫人戴上「紅帽子」的邏輯運作之下,凡是和費正清有所往來的人物,就統統上了「黑名單」,甚至於羅織成網,以「費正清集團」為名,欲入人於罪。像當時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正接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補助,全力推展研究事業,在右派的「想像」裡,費正清是福特基金會的「核心人物」,他又是中共的「同路人」,所以中央研究院裡與費正清有關係的學界人物,必然是與他「隔海唱和」的「同夥」。這樣的「血滴子」更來自廟堂之上,成為立法委員「質詢」的題目,隨後又有各種「輿論」批判。引發的風暴,讓當時的中研院院長王世杰與近史所所長郭廷以完全招架不住。

如立委徐中齊於一九六七年十月四日提出質詢,指稱「費某與中央研究院勾結」:

王世杰與郭廷以勾結費正清,應將接受福特補助的名單送立法院,調查他們目前的工作與費正清往來的情形,調查近代史研究所是否仍被費某控制住。

在立委的質詢裡,郭廷以還被控以「掩護匪諜」的「罪名」,只因為他聘用曾被治安機關以「匪諜」嫌疑傳訊的人員,也讓因「思想」問題坐過牢的人士來所裡擔任按日計酬的臨時鈔錄工作。至於近代史研究所計劃將所內保管的外交舊檔案編製成目錄,以供學者研究參閱,並想計劃與國外大學合作搜集檔案資料,進一步打算製成微捲以供研究,這些也變成了「出賣國家機密」的「勾當」。有如排山倒海而來的「控訴」,讓做為國家最高學術機構的中研院,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陰影裡。

當過教育部長、外交部長和總統府祕書長的王世杰,即便沉浮宦海多年,面對各式各樣的「抹紅」批判,終而興起「不如歸去」之念,而於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當面向總統府祕書長張群表示想要「退休」,辭去院長一職。不過,他要到一九七○年四月方才遂其所願,得卸仔肩,這時他已是年逾八十的老人了。

同處風暴核心的近史所所長郭廷以,日子一樣難過至極。當時身兼救國團主任等數項要職的李煥,是郭廷以過去的學生,他給這位當朝新貴的門生寫了一封信,稍稍透露了自己被攻擊的事。李煥立即回信安慰老師,並謂他已向蔣經國報告郭廷以的處境,蔣說「不加理會為宜」。然而,郭廷以還是難能釋懷,決定「乘桴浮於海」,放棄了他一手經營十餘年的近代史研究所,於一九六九年秋天前往美國,一去不回,最後在一九七五年客死異鄉。

一九六一年春天,甘迺迪(John F. Kennedy, 1917-1963)就任美國總統後不久,曾向幕僚表示,他希望在任內完成三個「心願」:一是平反物理學家、原子彈之父歐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 1904-1967);二是平反國務院的中國問題專家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1908-1999);三是平反世界著名諧星卓別林(Charlie Chaplin, 1889-1977)。因為這三名不同領域的超卓之士,都是「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都是冷戰年代「白色恐怖」下的犧牲品。

甘迺迪希望在「麥卡錫主義」的猙獰面目己完全被揭發的六○年代,重新肯定這三位菁英的貢獻。遺憾的是,甘迺迪遇刺猝逝,未能落實他的三個心願,而由繼任的詹森總統代其完成。只是,國家機器迫害知識分子這一頁醜陋的歷史,是再怎樣也洗刷不掉了。

王世杰與郭廷以至今還未碰到他們的「甘迺迪」。不過,他們的貢獻所在,完全不需要任何政治權威的「肯定」,已然銘刻在中研院的歷史上,是人們不能忘懷的。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已經遠離的此刻,「不容青史竟成灰」,我們重新反省與思考這段歷史,固然是對過往歲月的痛苦回憶,也是在精神上武裝自己對國家機器暴力的省悟。

即便已是民主化、自由化的今日,掌握國家機器的當權者依然隨時可能以各式各樣冠冕堂皇的理由,將非法轉為合法,以各種暴力行徑侵害人權,侮蔑人權。至於那些只問政治立場,不論是非,以意識形態做為臧否人物之判準,專門幫人戴「帽子」的政客,更是自恃權力在手,恣意踐踏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尊嚴。基本人權之不存,學術社群同樣也不可能擁有堅持追求真理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