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台北雙年展(後記):「接近實地、認識蓋婭」,透過植物與城市了解你我與環境的關係

2020台北雙年展(後記):「接近實地、認識蓋婭」,透過植物與城市了解你我與環境的關係
Photo Credit: 藝術家及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此篇文章將透過舉出在《植物城市》一書中所提到的案例,討論與你我直接相關的城市設施、空間、植物與歷史。

‘‘There were no weeds before man.’’(在人類出現以前,並沒有所謂雜草這回事)[1]—Jack R.Harlan &J.M.J.de Wet

2020的台北雙年展《你與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用不同的星球討論你我在地球上的觀念分歧所導致的地球負擔。從資源消耗的全球化星球到面對現實的實地星球,展覽在多處使用了許多環境地質原始的區域作為檢視與發揮的主體,如太魯閣國家公園或變動的台灣海域皆在此列。

2020台北雙年展參展藝術家合影
Photo Credit: 中央社
2020台北雙年展以「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為主題, 前北美館長林平 (2排右7)、策展人馬汀.圭納(Martin Guinard)( 2排右6)、公眾計畫策展人林怡華(2排右5)出席,與 參展藝術家等合影。

在2020年出版的《植物城市》(The Botanical City) ,由英國地理學家Matthew Gandy與德國地理學家Sandra Jasper共同編輯,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討論植物與城市的共存關係,以植物的生活作為環境放大鏡,跳脫人類主宰城市的一般結構想像,進而提醒都市植物學的重要,也透過植物脈絡借鏡城市歷史。

作為展覽後記,此篇文章將透過舉出在《植物城市》一書中所提到的案例,討論與你我直接相關的城市設施、空間、植物與歷史,不但作為一種「接近實地」(approaching the terrestrial) 的思想練習,更作為一種帶入自己身處環境、城市棲息、靠近實地的觀察樣本。

都市、機場、聲音與雲雀

「當我們在柏林夏季聽見雲雀(Skylark) 歌聲時,有極大可能是、我們正位於一個看得到地平線的空曠大地:可能是一個雜草叢生廢棄空間;可能是位在城市邊緣、賀布希式(Hobrechtian)[2]的汙水處理區;也可能是一個在城市中間的飛機場。在城市中與周圍的機場,成為了雲雀與其他地面育種(ground breeding) 鳥類重要的避難所。」

德國地理學家Sandra Jasper在她書裡的文章中《聲音植物學:在過往的機場聽見自然》(Acoustic Botany:Listening to Nature in a Former Airfield) [3]寫道,講述在柏林舊機場所留下來的空地—滕珀爾霍夫公園(Tempelhofer Feld) 中,現有的草地、隨意生長的植栽,與在結束機場身分、為公民所使用後的空間,如何成為許多鳥類物種生活的地方。

雲雀在2019年,獲德國保育組織選為年度之鳥,被視為是旗艦物種(flagship species) 。只要是旗艦物種,皆代表了牠具有作為環境生態保護要點的象徵。 隨著柏林人口移入以及快速都市化,雲雀的聲音慢慢在都市中消逝,卻又在2010之後隨著藤珀霍夫機場的關閉、機場荒廢後公園內所生長的特有種植栽出現,雲雀跟著牠的歌聲漸漸地返回城市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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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滕珀爾霍夫公園

因此,雲雀不但具有生態指標性,更因為牠獨特的聲音,讓科學家與學者得以透過聲音測量的方式,了解城市中空間的變化。在滕珀霍夫公園少了飛機的噪音後,公園與它的自然環境不但成為雲雀生活的地方,也成為居民的休閒集散地,而在附近的席勒街區(Schillerkiez),也開始因為降噪後的生態與自然環境,房價水漲船高,成為一種城市仕紳化的變形,稱之「聲音仕紳化」(acoustic gentrification)。

Jasper將雲雀在荒廢後機場內的聲音作為測量工具,透過聽著雲雀的聲音,將自然生態與雲雀棲息地的必要條件串起,都市空間變化與樣態儼然表現出一種生態網絡。「在過往的機場聽著雲雀的聲音,我們被提醒著,鄉野與城市的變化在本質上是透過土地投機(land speculation) 與候鳥相互相連的。」雲雀成為講述都市變化的故事主人翁。

城市擴張、曬衣場、雜草與勞工歷史

布萊克希斯(Blackheath) 是位於倫敦東南部的邊緣地,在歷史上曾以莊園的形式自居。隨著倫敦快速的都市化、交通建設的增加,布萊克希斯區的自然莊園生活也慢慢被都市快速的工業步伐吞噬。布萊克希斯區內的空地,在如此的地區擴張的催促下,使用開始產生變化。

自維多利亞時代開始,英國就有圍起空地作為曬衣場的傳統,這樣的空地稱為「曬衣綠地」(drying greens)。歷經都市化後的布萊克希斯,非公共空間的戶外空間被平民(commoners) 直接使用,經常為地主詬病。

但卻也如此,布萊克希斯的公共空間開始被開發多功能用途,洗衣晾衣這樣的基本需求,也在曬衣場的傳統中成為一種女性「接案」的產業。洗衣婦列(washerwoman’s row) 則成為在這樣曬衣場漂白、洗衣婦女的工作職稱。在地理學的探討中,洗衣與晾衣也成為日常生活動作、身體、空間、家庭與衛生等具有社會文化政治性的延伸討論。

使用橫貫取樣法(transect),劍橋大學地理博士生Marcus Nyman走過在布萊克希斯曬衣綠地,檢視在都市生活設施縫隙的植物蘊蓄。橫貫取樣法作為一種在空間用感官衡量環境細節的研究方法,研究取材除了是視覺中的直接取樣,更是從在行走間巡查具「點對點」特性的歷史內涵、相對故事。

在Nyman的《曬衣綠地、共地與植物的可能性(於一靜謐的倫敦角落)》(Drying Greens,Commons,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Botanical(in One Quiet Corner of London)) [4],他透過對遺棄地植物的觀察,像是在布萊克希斯的常見花種金雀花(Gorse),進而探討遺棄地對當地植栽空間背後的歷史。由植物作為主體,布萊克希斯的曬衣綠地間接地成為研究故事。而由曬衣綠地帶出的,又是背後的女性職業探討。

十九世紀後期,科技演化生產了烘衣機,器物的變化直接影響了女性具經濟價值的勞務角色,也將布萊克希斯的曬衣綠地引進歷史。在時代、空間與都市樣貌變化其中,曬衣綠地與人類互動的停止循環慢慢地改變了土地的植栽樣貌。漆樹(genus Rhus) 、醉魚草(genus Buddleja) 、荊棘(Rubus futicosus) 零星依偎著土壤,也將過去的記憶靜靜地覆蓋於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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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布萊克希斯

墓園、多樣性、重生與都市共生

在歐洲的許多城市裡,經常可以在行走間見到鑲嵌於市中央的墓園用地。墓園除了是具有紀念意涵的建設、重要的文化遺產,墓園的建築設計也經常成為回溯文化進程的實體紀錄。不僅如此,墓園在許多層次上,隨著時間星移,更成為城市中數一數二的生物多樣性大本營。

德國植物學家Ingo Kowarik透過探索城市中的墓園植栽與歷史[5],規列出生物多樣性與墓園環境關聯有以下三點:

  • 一、墓園的特殊環境造就了許多生物與植物的棲息樣態。高大的樹木、樹叢、林下灌木營造了許多不同植物物種的生存環境。墓園中年老的樹木正在腐壞的樹幹、腐木中的小洞更是鳥類、蝙蝠、蕈類與無脊椎動物的活動天堂。墓園中的人造堆石:堆砌出的牆面、墓碑與陵墓也提供蕨類、青苔與地衣最佳的附著地。
  • 二、墓園中的植栽使用與野生花草的生長循環。裝飾用的植物像是象徵永生的長青樹,或是象徵哀悼的叢冠低垂的植物,漸漸因為人工種植成為墓園中具有份量的植栽組成。在柏林的魏森塞(Weißensee) 墓園,光是以老裝飾性植物衍生為野生花草的種類就有42種。
  • 三、墓園中的不同區塊的維護程度也造就了其生態的多樣性。在近幾十年,許多歐洲的墓園除了漸漸地沒有埋葬空間,也因為埋葬文化改變,開始有更多人選擇火化與移置其他地方。墓園除了逐漸被(人類) 遺棄,上述的環境條件更造就生態多樣生長。墓園因此成為處於城市中間的野生生態集散地。

今日柏林的魏森塞墓園總計將近有7000棵樹,其中有2000棵為位於墓園中大道與陵墓邊的景觀樹。墓園中的樹因為土壤的養分而繁榮,而在茂密樹冠下的生物也得以獲得樹的保護。除此之外,魏森塞墓園的植物新式荒野(novel wilderness) 更述說了國家傷痕。

於1880年啟用,魏森塞墓園是歐洲最大的猶太墓園之一。因為猶太大屠殺,原本會到墓園中探訪的人群、親友產生了斷代,導致魏森塞墓園在長時間內的無人探訪、造就今日墓園中的多樣生態模式:人工、經過保養的植栽與古老的樹種、植物種一起組織成的新式荒野。墓園成為自然與文化的歷史文獻室。

墓園在城市裡變成混凝土堆中的綠島,植物成為記載城市歷史足跡的線索。作為哀悼、紀念、一種看似蕭索的都市建設,墓園,相反的,充滿了生機與契機、儲備環境養分與過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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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魏森塞墓園

人類活動、生態、建設、城市與非人

城市或大都市(Großstadt) 在你我的心中可能存留著某種類似的形象:交通、明燈、霓虹、自由、喧囂。當城市進入文學、電影或各式創意媒材,鳥瞰道路上與摩天大樓色彩繽紛的四散亮點,成為腦中最直接投射出的遠景。

從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在20世紀初對柏林科技(技術) 與道路快速變化的讚嘆;60年代巴西對首都城市的想像,與憑空建設出來的摩登城市巴西利亞(Brasilia);紐約在90年代電視劇慾望城市裡時尚明媚;尤沃金提爾(Joachim Trier)2011年的電影《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裡在變化中的奧斯陸;或成為鮮明台北記憶的台北101。這些人類的建設建構了我們對城市的印象。

建設中所剷除的荒地、土地、綠地成為我們在文明(civilisation) 進程上所謂的創建故事(foundational story) ,將文化與自然二分。自然、非人生命則為荒、野、不馴、蠻。下水道的老鼠被視為是侵略[6]人類生活地區的惡敵,而灰鴿則成為鳥類中的過街老鼠、髒、亂、染疫成為標籤。老鼠、鴿子,甚至是蟑螂早已適應人類「優化」城市環境,與之共存。

101跨年煙火秀登場  照亮夜空
Photo Credit: 中央社

事實上文化、自然的二分,一直是一件不明所以的事。都市與城市的定義隨著建設樣貌的變化、工程的進步而改變。「會有工業時期前、工業時期、工業時期後(pre-industrial,industrial,post-industrial) 也表示著城市意涵與設施的俱進[7]。」灌溉系統與下水道的建設在今日看似平凡,在許多地區卻是從村落成為城市的開始、形成水利秩序[8]。自然與城市密不可分。

在近幾年,被作為人類自然與生態交惡的警示的人類世前、於全新世時期(Holocene) 被記載的「都市」變化之一,即是美索布達米亞平原的居民生活。位於沖積平原,美索不達米亞透過沖積所得到養分種植作物(穀類),沖積作用的快速環境變化成為滋養作物的最大功臣。

跟著這樣的循環生態,英國地理學家Nigel Clark寫道:「沉積作用明顯的地區,開始出現一種平凡的規律—巨大的建築與邊界強化、社會階級、勞務分責、國王為中心的政治體與中心體制的行政紀錄及稅務體制開始出現。[9]」水文與泥沙在此的交會奠基人類所謂的「文明」,非作物的植物更因此成為城市化與文明制度的鷹架、城市的形成,因此,則可以被視為與星球式的動態(planetary dynamics)親密結合的「變遷」。

實地思索

回到2020台北雙年所提出的接近實地、認識蓋婭的邀請:「所有的元素—不論是岩石、氣體、礦物、水、大氣或土壤,都因生命型態的作用而改變。」我們的一舉一動,不論任何後果或形式,都為非人的存在而調節著。展覽帶著觀者直搗黃龍、透過張永達的作品看地質變化;透過領土仲介所(Territorial Agency)作品看海洋生態;透過劉窗的作品看鋰礦開採。

這些作品提供了一個大範圍的框架,不但記載、哀嘆環境浩劫,也是慶祝自然的力量。但在環視這些使觀者感到自己所居的地球,正在天崩地裂的作品時,「接近實地」正是走出展覽後的唯一定心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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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藝術家及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張永達,《scape.unseen_model-T》,2020,黑鐵、不鏽鋼、鋁、壓克力、玻璃、水、大理石岩心、大理石塊、酚酞、稀鹽酸、馬達、微電腦控制器、電腦、CMOS攝影機,尺寸視空間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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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土仲介所,《變化中的海洋》,2020,多頻道錄像裝置,4k LED平面螢幕、數據,循環播放,尺寸視空間而定。本作品原由TBA21學院委託製作,此次展出的版本為2020台北雙年展和德國卡爾斯魯厄藝術與媒體中心(ZKM)共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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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藝術家及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劉窗,《鋰礦湖與複音孤島》,2020,三頻道錄像,彩色、有聲,35分55秒。

實地將自然政治化、將文化與自然放在同等的天秤上。經過衡量後的自我環境理解,將理解過程視為研究方法,方可覓得走向實地的起點。在《植物城市》中,生態與自然成為梳理脈絡的主角,並將你我所居的城市,從混凝土疆界遷移至一個從來沒有停止呼吸過的環境。所有的雜草、荒地、非人背景都像複寫本般的,不斷在紀錄它們的生活、我們的歷史。

走進城市,坐在行人道上的板凳,低頭看—蒲公英如太陽般黃色的花瓣跟著路人行走過,帶起的風一起搖曳,跟著停著紅綠燈的車輛一起看著進入轉角就會到達的下一個街區,跟著落葉一起感受氣溫的變化,天色的濃淡。

你與我,與蒲公英,在感受城市之際,不知道的是,每一分每一秒,我們習以為常的蒲公英正在過濾我們的空氣,活化生態系統,隨著我們的呼吸擺動[10]。成為實地是種透過人類與非人類一起劃下的軌跡—以城市做為非人類生態之荒野溫室則是種學習

備註

[1]Harlan,J.R.,de Wet,J.M.J.(1965).Some thoughts about weeds.Econ Bot 19,(pp.16–24)

[2]賀布希(James Hobrecht) 是德國在普魯士時期的土地開發領導,為汙水系統現代化的功臣。

[3]Jasper,S.(2020).The Botanical City.In Gandy,M.&Jasper,M.(Eds.),Acoustic Botany:Listening to Nature in A Former Airfield(pp.221–228).JOVIS.

[4]整理自:Nyman,M.(2020).The Botanical City.In Gandy,M.&Jasper,S.(Eds.),Drying Greens,Commons,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Botanical(in One Quiet Corner of London)(pp.107–119).JOVIS.

[5]整理自:Kowarik,I.(2020).The Botanical City.In Gandy,M.&Jasper,S.(Eds.),Urban Cemeteries in Berlin and Beyond:Life in the Grounds of The Dead(pp.305–313).JOVIS.

[6]都市生態學中另有一支稱之為侵略生態學(Invasion Ecology)。都市中的侵略生態學所產生出的侵略語調(rhetoric)主要變因為人類定義—只要對人類生活產生影響則為侵略。參考文獻可見:Salomon Cavin,J.,Kull,C.A.Invasion ecology goes to town:from disdain to sympathy.Biol Invasions 19,3471–3487(2017).另外,非本土的植物(neophyte)在1920年代時被稱為外來植物(adventive plants),比起「neophyte」較無外來意識形態內涵。詳見與Susanne Hauser的對話:Gandy,M.,Jasper,S.,&Hauser,S.(2020).The Botanical City.In Framing Urban Landscapes:Interview with Susanne Hauser(pp.216–220).JOVIS.

[7]Hubbard,P.(2017).City(Key Ideas in Geography).In Technology and Post-Human Cities(2nd ed.,pp.181–204).Routledge.

[8]詳細可參考:Gandy,M.(2017).The Fabric of Space:Water,Modernity,and the Urban Imagination(Reprint ed.).The MIT Press.

[9]Clark,N.(2020).The Botanical City.In Gandy,M.&Jasper,S.(Eds.),Urban Granaries,Planetary Thresholds(pp.30–37).JOVIS.

[10]蒲公英與生態系統作用,詳細可參考:Toland,A.(2020).The Botanical City.In Gandy,M.&Jasper,S.(Eds.),Dandelions at Work:A Street Corner Tale of Ecosystem Services(pp.131–138).JOVIS.

2020台北雙年展《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

日期:即日起至2021年3月14日。
(星期二至星期日 9:30~17:30,星期六 9:30~20:30,星期一休館。)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