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住者有其屋」政策(上):同樣措施放到台灣,大部份人會覺得是共產黨鬥地主

新加坡「住者有其屋」政策(上):同樣措施放到台灣,大部份人會覺得是共產黨鬥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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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1960年代李光耀提出的「住者有其屋」的大旗下,公有土地的比例高速擴張下,新加坡也跟著大規模興建組屋。雖然公民還是有地方住,從住自宅改到住組屋,土地的關係就不一樣了,新加坡除了成為全國最大的地主,也成為了大家的「大房東」。

位處台北市大同區的明倫社會住宅,於去(2020)年11月26日開放申請,離捷運圓山站只要幾分鐘的路程。名字雖然叫「社會住宅」,當中的3房型公設44坪,實際坪數約26坪,每戶月租金竟然高達40500元。

常理來說,一般的租屋建議是「房租/月收入」不要超過30%,以這算式回推的話,一個能合理負擔明倫社宅租金的家庭,月收入至少要高達13萬5000元。有這般的荷包深度的家庭,還需要社會住宅嗎?明倫社宅的租金,讓人搞不清楚台北市在辦「社會住宅」還是「社會豪宅」。

針對此一情況,台北市長柯文哲起先的說法是「不希望整棟社宅裡面都住窮人」,後來則進一步說明「不希望社會住宅變成貧民窟」,所以希望能夠找高所得的人來入住,達成「混居」,更希望台北市政府能在一邊維持財政紀律之,一邊辦理社會住宅(簡單說,台北市希望辦社宅不要虧太多錢)。

也有人認為台灣可以學習「新加坡模式」,因為一方面,新加坡興建的公共組屋,從最陽春的款式,到有錢人願意入住的豪宅,應有盡有。另一方面,新加坡是針對社宅申請人的財力,而非社宅所處地區的市價租金來作補貼,比較能夠幫助到個案。李光耀曾經提出了「住者有其屋」的政策,今天,新加坡大部份的國民都住在政府興建的公共組屋裡頭,被國際間讚許為「新加坡模式」。

究竟什麼是新加坡模式?有什麼是出於新加坡的歷史機遇,台灣難以學習?又有什麼獨到之處,台灣能夠借鏡?雖然有不少文章談到此一議題,但都沒有辦法很深入的解釋「住者有其屋」政策的源起,也沒有說明這套機制如何運作,我便希望能藉這系列的文章把新加坡的「住者有其屋」的起源、運作解釋清楚。

上篇將從新加坡模式的誕生——尤其是跟他們的殖民政府有關的部份,一路講到新加坡獨立之後人人有組屋住的發展。一旦理解了新加坡的歷史脈絡,我們便能明白台灣為何難以模仿新加坡廣建組屋的政策。至於下篇,我將集中解釋新加坡組屋制度之下的房產金融,說明新加坡政府如何結合公積金鼓勵青年首購,還有台灣可能怎樣借鏡這套房產金融的運作。本系列文的參考文獻,則一併集中在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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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新加坡之父」的萊佛士

新加坡模式的誕生

要討論新加坡的土地制度,不得不先回頭講新加坡的早期歷史發展,因為殖民政府早期的幾項措施,幾乎把新加坡後來的發展定了調。

有兩個英國人對早期新加坡影響甚大,一個便是俗稱「新加坡之父」的萊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作為出生在牙買加的港口小孩,萊佛士長大後被東印度公司派駐到檳城,萊佛士曾任代理爪哇總督、蘇門達臘總督,但因為英國歸還爪哇給荷蘭,萊佛士仕途中斷,於是提議英國應該要在麻六甲海峽開發一個新港口,萊佛士後來也成為第一任新加坡總督。

另一個對新加坡很重要的人則是法夸爾(William Farquhar),在萊佛士前往麻六甲尋找新港口的時候,法夸爾便是他的得力助手,後來擔任第一任新加坡駐紮官。新加坡剛創立之時,因為萊佛士大部份的時間都沒有待在新加坡,當時的通訊技術還很糟,身為駐紮官的法夸爾,在新加坡剛創立的頭4年,成了實際上的經營者。兩個人初期合作的算是愉快,但在土地利用上面,兩人的想法有很大的歧異,也成為兩人後來鬧翻的原因之一。

當兩個英國人來到新加坡島的時候,大部份的地方都還是叢林跟濕地,河口則住著許多原住民,被稱作海人(Orange Laut),有的原住民在岸邊搭棚子,或就近睡在船上。也有上百名的馬來人住在新加坡島上,效忠的是當地的馬來天猛公(Tumongong)阿布都爾拉曼(Abdu’l Rahman),當時也有少數的華人在天猛公的允許下,在乾燥的地方種少許的甘蔗。

要在當時的東南亞一帶搞外交、蓋港口,必須小心翼翼處理當地的十分複雜的權力關係。當時新的新加坡島,名義上的統治者應該是被權臣架空權力的柔佛蘇丹,真的住在島上有實權的是則是天猛公,如果萊佛士要找一個「老闆」簽約蓋港口,究竟該找誰當對口?

住在當地的天猛公想到了一個辦法,就是利用當時柔佛宮鬥的情勢。這一段陳鴻瑜老師的《新加坡史》有相當完整的交待:在英國人來到新加坡島的前幾年,在位55年的老柔佛蘇丹馬穆德沙(Mahmud Shah)剛過世,過世時,留下了兩名王子,由不同妃子所生,偏偏老蘇丹死的時候沒有明確的指定誰是繼承人,這劇情熟悉宮庭劇的讀者應該頗熟悉。

接下來,如同清宮劇一樣的發展,柔佛朝中有按照族裔分派系的傳統。許多武吉斯人結成一幫,武吉斯人的大老,副王(Raja Muda)嘉化拉惹(Raja Ja’far)支持年紀較小的阿布都拉曼(Abdul Rahman)繼位,這名蘇丹上台後自然淪為武吉斯人的魁儡。長子東姑隆(Tunku Long)為避宮中凶險,躲到了布朗島(Bulang),遠離政事(陳鴻瑜,頁14)。

萊佛士跟法夸爾來到新加坡後於情於禮,自然先通知了控制蘇丹的嘉化拉惹,但跟英國競爭的荷蘭人,早已跟嘉化拉惹簽約,欲開放柔佛的港口,嘉化拉惹怕開罪於荷蘭,自然拒絕了英國人的提案。正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的時候,新加坡島上的天猛公想到一個辦法,就是「恭迎王師」,將長子東姑隆迎來新加坡島上,要英國承認東姑隆才是正港的「柔佛蘇丹」。

這樣一來一往,英國人可以繞過跟荷蘭人結盟的權臣嘉化拉惹,而天猛公則推舉了一個可以跟自己密切合作的新蘇丹。所以1819年1月30日,萊佛士便跟天猛公先簽訂條約,設立貿易站,新蘇丹跟天猛公本人都會收到東印度公司的高額年奉。2月1日,東姑隆便到了新加坡,正式成為了英國承認的柔佛蘇丹(陳鴻瑜,頁15–16)。當代的新加坡,便這一筆條約中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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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地權的由來

相較於萊佛士,實際經營新加坡的法夸爾,傾向去尊重當地的習俗(他自己甚至有娶馬來人當太太)。法夸爾認為在條約中,天猛公同意蓋貿易站,按馬來習俗,並不代表當地政權有讓渡土地產權跟司法權給東印度公司(Turnbull,1982, A History of Sinapore, 頁23)。

然而,萊佛士卻認為,簽了條約後,新加坡島的土地應該都是東印度公司的財產。在萊佛士1819年離開新加坡時,他特別交待駐紮當地的法夸爾兩件事:

一是不能允許當地人有私人的土地產權,全部土地保留作公家地,二是從新加坡河到Rechor Street這一塊的土地應該都要淨空,以利未來的軍事使用,當時英荷在柔佛一帶開戰的氣氛濃厚,華萊士心裡有把新加坡要塞化的準備。另一方面,華萊士卻也支持法夸爾將新加坡發展成一個貿易港口。華萊士給法夸爾的命令,有其矛盾之處。

留守當地的法夸爾認為,新加坡最終的潛力還是成為一座自由港,而不是軍事要塞。他於是在華商之間搞口碑行銷,一傳十、十傳百,有不少華商來到新加坡當作轉口站,但很快問題就出來了:人要睡哪裡?貨要放哪裡?哪裡有吃的東西?貨出不去,錢就進不來。

公家提供的空間遠為不足,於是華商要求新加坡當局,讓他們付錢找勞工在河岸附近清理濕地,興建自己的倉庫跟住處。法夸爾知道若不答應他們的要求,這些第一批跑來新加坡的商人可能就遠走其他港口,法夸爾於是同意這些商人的請見,只是有附帶條件:未來要興建公共設施時,私人建物可能會被拆除。

華人商人定下來了,新加坡好不熱鬧。法夸爾又進一步鼓勵移民,大量的華人,有些是商人,有些是苦工,或兩者都是,來到新加坡,新加坡的商業很快就辦得有聲有色。

過了幾年,當華萊士1822年10月回到新加坡時,看到河岸上立著的那些華人蓋的矮房,便氣炸了,跟法夸爾大吵起來。法夸爾發誓自己「沒有永久割一塊土地給任何中國人」但華萊士仍然決心將法夸爾解職,並親自重新歸劃新加坡的土地利用。

新加坡作為自由貿易港的事實已成,難以放棄該港,又不可能禁止移民,於是華萊士便發展了一套「強管制」的土地制度,這土地利用的模式,便是今日新加坡地權制度的起源。為了要兼顧「所有的土地都是公家地」跟「自由港開發需要的土地需求」兩種可能有衝突的原則,華萊士做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進行村鎮計劃,成立了土地分配委員會跟市鎮委員會,從1823年開始,進行通盤市鎮規劃,被認為無權蓋房的人,房子就會被強拆,而得到權限蓋房的人,房子照樣會被強拆,但會得到補償金,並重新被分配到適合建設的地區去蓋房(第一個新加坡的市鎮計劃叫Jackson Plan,約實施在1827年)。

第二件事情,就是公開拍賣土地的使用權。萊佛士的第一筆拍賣,便是拍賣了當時的商業廣場用地,一小時內就派出,價格高達了1200英磅,跟東印度公司要支付給蘇丹的年俸差不多。

在萊佛士於隔年離開新加坡前,他總共拍賣了574筆,不少地是租期999年。東印度公司也零星售出一些Freehold(無限期使用)的土地。在1840–1860年左右,拍賣的土地有許多則是今天常見的租期99年的Leasehold。這拍賣Leasehold以作商用、產業用途的模式在今天的新加坡,仍然是重要的財政收入。

第三件事情,便是在1823年跟英國承認的蘇丹還有天猛公換約(換約完成是1824年,當時萊佛士又離開新加坡島了),確認了蘇丹將交出新加坡島「完整的主權跟地權」給東印度公司,地權轉移乾乾淨淨,新加坡於是變成了鄰近地區唯一一個有「乾淨地權」的地方。

附近的馬來西亞、印尼,都有一套相對複雜的土地制度,像是馬來的地方酋長(如新加坡島的天猛公)可以向開發土地的人抽稅,形成類似清代台灣「一田多主」的情況,又或是印尼的原住民被荷蘭政府承認村落的共有土地,並非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私產等等。

萊佛士曾經在爪哇跟蘇門達臘當過總督,曾進行過挫敗的土地改革,或許出於這經驗,萊佛士跟新加坡本土政權的簽約,旨在從一開始就排除了複雜地權的可能性。比方說,那些住在海邊的新加坡原住民,在條約的認定之下,對新加坡河口沒有任何的地權,他們後來便被英國東印度公司趕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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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組屋政策的起源

隨著新加坡港口發展得越來好,大量的移民來到新加坡。當人口擴出超出了村鎮計劃所能及之處,市鎮發展趨向混亂,當時有許多非法的移工(華人苦力)被盜賣到新加坡,華人黑道橫行,幫派會對許多商業運作收取保護費,貧民窟跟著形成,甚至還有各種台灣同時期常見的以方言分團械鬥。

當時印度的殖民地,講話比新加坡所處的「海峽殖民地」大聲,常要求海峽殖民地,吸納印度的過剩勞工。在新加坡人口還沒那麼多的時候,還不成問題,但當新加坡自身也有人滿為患的情況時,新加坡當地的菁英就有不一樣的聲音了。

1867年代在當地歐美商人、地方菁英(包括不少華人)的支持下,新加坡所處的海峽殖民地,升格為皇家殖民地,由英國殖民部直接管轄,接連進行了一連串的制度改革,加強了國家扮演了角色。1887年通過了「鎮令(Muncipal Ordiance),並任命了專業的鎮長,進行了都市規劃,設立飲用水池、建立消防隊、在熱帶醫學的帶領下提升公衛,進而展開了許多水利、電力、瓦斯、鐵路工程。

跟其他發展中國家不一樣,從法夸爾開始,新加坡從不擔心自己沒生意,而是擔心來這裡的人沒地方住。1917年,殖民地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檢視新加坡的居住環境,1928年殖民政府成立了新加坡改良信託局(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簡稱SIT,SIT就是今天新加坡專門蓋組屋的機構House and Development Board(HDB)的前身。

起先信託局的工作就是調查哪裡有人無家可歸、拓寬巷弄,但成效不彰。要到了1936年時,殖民政府才認為應該要由政府強行介入,由政府親自建造房屋,否則新加坡永遠有沒房子住的人口與衍生出來的貧民窟(這一點本身跟台灣的發展就有很大的不同)。

從1936年到1950年,雖然中間一度因為日本佔領而中斷,但是信託局在這段時間蓋了4908戶房子(容納了約33730人),礙於經費的關係,這些早期的組屋並沒有辦法根除貧民窟的問題,但從1950年開始,就有一些比較大形的組屋計劃,像Queenstone,但這些計劃延續到了新加坡獨立的1960年代才完成。在1960年代,聯合國曾有專家率團來新加坡考察,貧民窟仍然是新加坡第一等的經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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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的土地國有化政策

長年擔任新加坡首相的李光耀,曾提出一個說法叫「亞洲價值」,公開稱讚東亞的威權主義有助於經濟成長,高舉儒家文化、集體主義、家父長領導、菁英官僚等等。但新加坡模式本身,究竟有多少是亞洲的產物?

從上面梳理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史一路看起來,或許敏銳的讀者已經發覺到,以新加坡土地制度跟組屋政策為例,根本不是什麼亞洲的產物,而是英國殖民政府的制度。在戰後,李光耀進一步將這些舊制度發揚光大,其關鍵便是,「土地國有化」,讓新加坡政府變成新加坡最大的地主。

當李光耀在倫敦政經學院(LSE)留學時,跟許多殖民地留學英國的學生一樣,李光耀受到了政治理論大師拉斯基的影響。作為英國費邊社的成員,拉斯基是英國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曾擔任過工黨主席。

我個人曾在課堂上讀過拉斯基介紹共產主義的書,拉斯基主張為了減少貧富差距,要把「經濟資料國有化」,白話一點就是要把土地一類的生產要素國有化。而為了達成目標,他甚至認為暴力(革命)可取,所以拉斯基比同時代歐洲許多溫和的「議會馬克思主義者」還要激進;不過,拉斯基否定共產黨專政,認為應該實施「計劃經濟式的民主制度」。這一套聽起來是不是有點熟悉?

李光耀認曾回憶道,正是拉斯基在課堂解釋這套理論,引起了自己對社會主義的興趣,但他篩選了掉這套思想遺產當中不利人民累積財富的一面。曾在新加坡任教的芬蘭學者Anne Haila,2015年出版了一本探討新加坡土地制度的專書《Urban Land Rent: Singapore as a Property State》,書中便認為拉斯基的思想影響了李光耀(也影響了被稱作新加坡的經濟總設計師的吳慶瑞)戰後的土地政策。

為了保持經濟發展,李光耀開放了「大部份」的產業作為自由市場,吸引外資,但在「少部份」的關鍵產業,由國家徹底把持,比方說房地產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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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紹鈺
圖一:新加坡公共土地比例。統計數字來源:Haila(2015)的Table 4.1。本圖由作者繪製

圖一是新加坡的公有土地比例。1949年,新加坡有31%的土地,是英國殖民政府保留的公有土地。了1960年成長到44.0%,則是出於百年前拍賣的99年租期的土地到期的緣故。也就是說,光單純出於萊佛士當年設計的土地制度,新加坡在獨立的時候,政府擁有全國4成土地的完整地權。

1960獨立之後,新加坡持續收購土地,為了解決雜亂市容跟貧民窟的問題,新加坡把原本的住民從自己的房子趕出來,興建公共組屋,一來一回,徵收土地時被趕出來的人,又被收了回去,只是現在改成住在政府蓋的房子裡。

鑑於土地收購價格昂貴跟麻煩,1966年新加坡國會通過了的《土地徵收法案》(Land Acquisition Act),只要是出於「有利新加坡發展,無論是有利城市或產業的理由」(needed for any public purpose,by any person,corporation or statutory board…for any residential,commercial or industrial purposes),新加坡政便可以用「合理價格」收購任何私人的土地。

這有別於一般國家的土地徵收,須出於特定的項目才能徵收,1966年的法案賦予了新加坡政府的空前權力,通常只見於共產主義國家。到了1988年,前後總共有270,000個家庭從自己的房子裡被趕了出來。今天新加坡有了全國9成的完整土地所有權。拉斯基的幽靈,盤旋在萊佛士坊和新加坡河的上空。

新加坡土地徵購法案,最尖銳的地方在於怎麼補償。補償方式如果有兩種,如果是清除貧民窟舊房的話,便是直接「一房換一房」,政府會用新建組屋來交換。但如果是直接徵購新土地的話,1964年尚在國會辯論的階段,李光耀便主張:

  1. 沒有私人地主可以從政府開發得利。
  2. 政府收購土地的價格不應高於一塊地如果政府沒有開發的價格。

李光耀是什麼意思?就是假設政府準備在一個地方蓋MRT,預期附近價格未來上漲,新加坡政府會用「公布要蓋MRT」之前的便宜價格收購。1966年法案通過時,法務部長Barker重申了同一原則:

沒有任何私人地主可以從政府的支出中得到土地升值的好處(Haila,2015, Ch.4)。

有人說,李光耀是受到了亨利喬治的思想影響,但我個人覺得,新加坡為了要將土地國有化,在不訴諸暴力的情況下,這種低價收購是最快的方式。

隨著新加坡經濟發展,土地價值自然不斷飆漲,新加坡政府更加土地收購價格,定死在1973年,後來隔幾年才翻新一次(1986、1992、1995),直到2007年才廢除了固定收購價格,此時,新加坡早已有全國9成的土地了。同樣的措施,若放到台灣,我想大部份人都會覺得這是共產黨鬥地主的程度了。

新加坡的「住者有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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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紹鈺
圖二:新加坡居住組屋人口比例。統計數字來源,Haila(2015)的Table 5.1。本圖由作者繪製

在1960年代李光耀提出的「住者有其屋」的大旗下,公有土地的比例高速擴張下,新加坡也跟著大規模興建組屋。雖然公民還是有地方住,從住自宅改到住組屋,土地的關係就不一樣了,新加坡除了成為全國最大的地主,也成為了大家的「大房東」。

在新加坡負責蓋組屋的單位,先前已提過,叫Housing & Development Board (HDB),新加坡人通常也直接稱組屋叫HDB或HDB flats。

圖二顯示,新加坡據住組屋的人口比例,在1960年的9%,到了1975年已經接近50%,1990年代後就維持在80%附近。我們別忘記,在新加坡剛獨立的時候,人口成長速度也非常快,這代表新加坡政府蓋組屋的速度,還要比人口成長的速度更快更狂暴才行。

新加坡政府嚴格控制了購買組屋的資格。首先,你得是公民才能買預售組屋,永久居留戶只能買二手(但不是只有公民才會被徵收土地喔)。再來,夫妻可以優先購買,單身者要等到35年後才能排隊。

因為同志婚不被承認,同志家庭就一樣要等到35歲之後。新加坡不鼓勵離婚,如果購屋的夫妻,結婚後購屋後又離婚,政府規定要在限定時間之內把手上的組屋賣掉。如果你是離婚的媽媽,獨立帶著小朋友?抱歉,很多優惠不是給你的。如果你跟爸媽關係好,願意選購爸媽附近的組屋,可以再打折。

新加坡宣稱購買組屋的人取得的是Home Ownership,但實際上以台灣人的眼光來看,不算是完整的所有權,最貼近的應該是99年的地上權。在台灣,長年期的地上權的價格,通常就是完整地權的6到7成。新加坡人買到的是99年租期(Leasehold)。在購入組屋五年後可以轉賣(二手組屋市場),也可以在限制下出租。

而99年租期到了,新加坡政府通常會收回去(通常其實撐不到99年,組屋50年就夠老了)。老舊組屋要如何保值?這又牽涉到新加坡土地制度另一個複雜的面向:「資產升值政策」,一種可能的情況是政府幫你裝修老組屋,複雜點就是政府購回舊組屋後再讓你換一棟新組屋,然而這計劃卻變成了「政黨競爭」的終極武器,執政黨傾向優先幫支持自己的選區來「資產升值」。

如果運氣不好,沒有政府可以主動幫忙「保值」的話,如何讓手上的HDB資產價值提升,便是新加坡人常見的投資問題。對於40歲左右的新加坡人來說,最常見的投資問題便是: How to upgrade my first HDB?

主要的方法,便是想辦法脫手手上的HDB,用這第一桶金,再換到比較好的不動產,可能是購買第二棟HDB,或管制比較少的Condo,新加坡人被允許同時持有一棟HDB跟一棟Condo,口袋夠深的玩家可以購買同時買房兼買地(但地權也是長年期Leasehold)的Landed Property。但除了人生第一棟的HDB,其實購買Condo或Landed Property對新加坡中產階級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其實許多人新加坡人,大不了也就是把舊HDB賣掉再換一棟新HDB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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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到下篇談新加坡的房產金融之前,不得不先回頭評論一下柯文哲所講的「不要看起來像貧民窟的高級社宅」。新加坡的確也有高級的HDB,也有政府興建的Condo(叫Executive Condo),這些的價格負擔的確比一般的HDB來得高。

但對新加坡的大眾來說,這是人生已經先取得了第一棟HDB後,人生邁入中年後,要進一步「Upgrade My first HDB to mutiple properties」才會考慮的標的。除非你生來家裡就很有錢,不然是不可能在首購族時,就考慮這些較名貴的資產。

讓我用遊戲的比喻,來說明柯市長搞錯了什麼。這比喻可能比較年輕,有玩過遊戲的人會比較好懂:

HDB在新加坡,就像是遊戲玩家剛登入帳號,進到新手村,乖乖解完任務後就會得到的第一份裝備,沒有那麼值錢,也沒那麼華麗,但至少任何一個新手玩家,都會有個你願意努力,就能得到的合理起點。

大部份新加坡人會等到出了新手村,有了第一棟HDB後,才會去試那些政府興建的高級HDB,或Executive Condo,對應到遊戲當中的話,就是新手玩家有了第一套裝後,便可以解更困難的任務,得到更好的裝備。

有人也選擇跳過解任務,覺得自己等級夠高了,就進到更高級的副本,去玩私人蓋的Condo等等。或是有克金後,直接進頂級玩家才能玩的副本去打王,像Landed Property。無論如何,循序漸進,新加坡的新手至少會得到第一套裝備。

台灣人的話,目前的狀況是,登入帳號進到新手村裡,許多新手就算好好解完任務(乖乖唸書、畢業、找第一份工作、努力工作),根本還是得不到第一套裝備,終究要空裝離開新手村。

相較之下,有錢的台灣克金玩家,像連勝文好了,不用解任務(成績很差),但克金就有學歷。甚至連等級也沒練,體力、技術等屬性都很差,出新手村後,克金還是有第一套裝備(房子),克金就有工作,未來持續用克金心法,還是爽爽虐怪。

那社會豪宅是什麼呢?在新手空裝的問題還沒解決的情況下,就先推克金玩家才玩得起的社會豪宅,等同政府在新手村提供了只有克金玩家才能解的任務,解完後可以打折購入神裝。

我的比喻或許有點好笑,但我想是台灣、新加坡兩個社會最大的不同。柯市場推出的「社會豪宅」的怪現象,就是搞錯了問題,從新加坡的「住者有其屋」的觀點來說,社會住宅應該是要讓願意努力工作的年輕人取得「第一件裝備」,而不是補貼願意克金的玩家,可以打折住進「便宜豪宅」。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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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風味甜美的威士忌,深諳威士忌的酒友們,腦海中必然會浮現百富單一麥芽威士忌的名稱。百富的傳奇首席調酒師大衛史都華(David C. Stewart),運用將近60年的經驗和深厚的製酒工藝,讓標誌性的「香甜蜂蜜」風味在每一款百富威士忌中都有一致但又獨特的展現。而大衛史都華更令人讚賞不已的,是他於1980年代所發明的「過桶」(Cask Finish)工藝:先將威士忌置於傳統橡木桶中熟成若干年後,再移至另一種橡木桶進行第二次的熟成,而二次熟成的時間並非定數,全靠大衛史都華帶領團隊的耐心定期監控,直到風味達到標準之後方才進行裝瓶。40年來運用「過桶」工藝,百富將酒廠經典的蜂蜜、香草基調,變幻出多樣的迷人風貌,因而廣受全球消費者歡迎。

私聊聚會 最是品飲威士忌的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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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最適合享飲威士忌的生活情境,則有近七成(68.8%)受訪者鍾意於私人會所或家庭聚餐時,與三五好友共享黃金酒液,其次還有「商務應酬場合」(35.9%)及「餐廳等公開場合聚會」(35.6%)成為品飲威士忌的常見場景;也有超過三成(32.8%)受訪者鍾愛與另一伴在家中親密啜飲。

若要在私聚餐會上品飲明顯具有果香風味的威士忌,百富12年雙桶DoubleWood是威士忌愛好者的首選之一。百富首席調酒師大衛史都華精選首次裝桶之Oloroso雪莉桶,陳放9個月過桶的百富12年雙桶單一麥芽威士忌,從1993年販售迄今已近30年,為百富的最經典酒款。此外,百富酒廠歷史上推出的第二種過桶酒款:百富21年波特酒桶PortWood威士忌,經長時間窖藏熟成,醞釀極具深度的風味,是百富獲得首獎最多,也是首席調酒師大衛史都華個人最愛的酒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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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百富

最後,綜合分析威士忌市場的主流風味,果香、蜂蜜、煙燻和花香是台灣民眾鍾愛的四大風味。然而,想要品飲這四種風味,藉由百富首創的過桶工藝,體驗品牌經典的香甜蜂蜜風味之餘,如果想要體驗熱帶水果的果香,就可選擇百富14年加勒比海蘭姆桶單一麥芽威士忌。過桶加勒比海蘭姆酒桶(Rum)的金黃酒液,先帶來熱帶水果、熱帶香料及太妃糖的香氣,再引出香草、橡木桶甜味,口感濃厚圓潤,餘韻柔和且綿長。若是喜歡煙燻泥煤風味,百富故事系列14年泥煤週威士忌是個很好的選擇,溫和的煙燻泥煤融合著細緻奶油蜂蜜氣息與淡雅花香調,品飲時還能感受到些微的柑橘和橡木氣息,猶如天鵝絲絨般的滑順飽滿口感,加上引出水果香氣的尾韻層次變化,怎會不讓人念念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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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百富

近來領先全球、在台首發上市的百富16年法國皮諾甜酒桶單一麥芽威士忌,是百富首席調酒師大衛史都華的最新傑作,先在美國橡木桶陳年16年,再經由法國皮諾甜酒桶二次熟成,讓百富的蜂蜜甜香層疊出更多層次感,不僅讓品飲者能嗅聞到美妙平衡的蓮花與天竺葵花香,更有蜂蜜基調和細緻蜜餞、嫩薑辛香,加上清爽順口的尾韻,豐富感受、很是令人著迷。

一心一藝,百富持續以「過桶工藝」在標誌性的香甜蜂蜜風味之上,尋找新的可能。相信只要曾感受過桶工藝的魔幻般奧妙,肯定會為台灣日益增長的威士忌愛好者族群,開拓出更為寬廣多元的嗅味覺體驗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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