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府智庫建議切割中共與習近平，這種錯誤認知凸顯建構「中共學」之必要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篇長電報基本承認美中出現結構性對峙，但也認為中共的適應能力較蘇共更強，因此過去分析共黨那套對中共無法適用，不認為冷戰時代的抗蘇經驗能夠提供一個對中國挑戰的有效參照。
文：賴怡忠（讀錯書，入錯行，生錯時代的政治邊緣人）
這幾天網路廣傳一份由「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出版的對中戰略報告，〈The Longer Telegram, Toward a New American China Strategy〉。
固然「大西洋理事會」是華府重要智庫，但過去的重點多關注於美國與歐洲的關係。這次會以中國為研究主題，反映了跨大西洋兩岸國家所感受到中國挑戰的嚴峻，以及對此議題展開兩岸合作（大西洋）的必要，特別是拜登（Joe Biden）政府把結合歐洲盟邦以面對中國，視為優先的政治議程之一。
過去在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時代也曾存在所謂的D-10的戰略討論機制（與英國提議的D-10成員類似，但專注議題不同），就是由「大西洋理事會」擔任美方的智庫承辦人，這層歷史使這篇報告更引起政策圈的注目，即便這篇報告是已經退下的前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官員以匿名方式主筆。
這篇報告仿照當年凱南（George Kennan）有關蘇聯本質分析以及美國對蘇戰略建議的「長電報」（The Long Telegram）寫作，顯見作者希望能比照當年冷戰時代設計對蘇戰略的方式，在今天建構一個對中戰略。
大西洋理事會總裁坎普（Frederick Kempe）特別對此提到，「大西洋理事會從未發表過匿名報告或是文章，但因為作者所展現與眾不同的識見而為此破例」（The Council has not taken such a measure before but it made the decision to do so given the extraordinary significance of the author’s insights and recommendation…），還說這篇報告是大西洋理事會有史以來所發布最重要的報告之一。
很少會有華府主流智庫會對自家出版的報告給予這麼高的評價。
這篇報告主張是美國對中戰略要有長程規劃，不會受到短期的任期限制，也要明確界定出美國絕不允許中國跨越的紅線、主要國安關切領域、次要但屬於戰略競爭性的議題區、與中國可有戰略合作的地帶等。強調理念在對中競爭的必要性，與盟友在對中競爭的重要性等。
這篇報告認為習近平將中國帶回原先的馬列主義國家，但認為中國吸取蘇聯解體教訓，中國也積極利用新高科技把自己打造為科技極權國家。中國的經濟力量更是遠非當年蘇聯可比。因此這篇報告認為，當年凱南主張蘇聯會因自己的意識形態而被自己壓垮的內在邏輯，並不適用於中國，也因此認為如果將對中政策建構在促進中共垮台，會是個不切實際的危險幻想。
進一步說，這篇報告希望美國對中政策的主要任務，是讓中國的行為舉止可以回到2013年以前，在習近平上台前的思考與作為。報告提到美國（川普政府）將中共與中國分開，將中國人民與中國政府分開的舉動是不夠的，認為美國需要更精準與細緻的劃分，應將區分直接進入共黨內部，切入習近平勢力與反習力量的分歧，利用習近平所引發中共內部的不滿情緒，沿著這個軸線處理，以促進中共內部出現反習的自我路線修正。
不主張中共垮台，並希望讓中國回到習近平上台前的狀態，是這篇戰略建議最主要的特色。既然可與中共共存，華府就不需要做出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國政府不等於中國人民的區分。
如果希望中國的作為可以回到「前習」時代，華府就應該集中力量讓習近平受到箝制，不論這是否要導致習近平垮台，或是迫使習近平自我調整，基本上希望以美國的政策作為，利用中共內部的權力對峙，促發其自我平衡以帶來抑習的結果。認為捨此之外的其他方式都不夠務實。
這篇長電報基本承認美中出現結構性對峙，但也認為中共的適應能力較蘇共更強，因此過去分析共黨那套對中共無法適用，不認為冷戰時代的抗蘇經驗能夠提供一個對中國挑戰的有效參照。
這篇報告再度痛擊了美國建制派過去對中國那套「以經促變」的論調，但也同樣批評川普政府的對中政策，認為提出正確問題，但沒有提供正確的解決方案，因為對共黨的分析不夠細緻，把中共視為鐵板一塊，無視於習近平對中共內部形成的重大分裂現象。
中共不是鐵板一塊，但操作策略是什麼呢？
可是這篇報告還是呈現了兩個問題。首先，假設我們同意這篇報告的假設，即前習時代的中共比較理性，而且中國也可以回到前習時代的作為，我們也同意可以把中共沿著擁習與反習的軸線區分，但我們要透過什麼政策工具來運用這個對立軸，達到促使中共行為回到前習時代的水準呢？很可惜的，這篇報告並沒有提出與此相應的策略目標與政策工具。
舉例來說，如何區別黨內的擁習與反習勢力？他們是那些人？與太子黨的關係是什麼？這兩造在對外政策、經濟改革、以及對內政施為、及其對民主人權的立場與手段有無歧異？有何作為可以誘導出擁習與反習的對抗？
此外，固然這篇報告提到習近平還沒上來前的胡錦濤時代，美中關係也並非一帆風順，問題依舊多多，是因為習近平實在太糟，因此回到前習時代是比較好的選擇。
但回到前習時代是表示要運用黨內力量倒習，還是在權力平衡上形成對習近平的有效箝制，迫使習近平改變既有作為？如果是前者，為何反習勢力上台之後就會比習近平更「理性」，如果是後者，可以有效箝制習近平的權力平衡關係是什麼，這篇報告對這些問題都沒有觸及。
中共問題是習近平一個人嗎？
這篇報告最大的弱點，是「近乎」假定（因為它沒明說）中國問題是習近平一個人造成的。第二個，但也同樣巨大的弱點，是以為中國可以回到「前習時代」的行為模式。聯繫這兩個弱點的共通之處，是對於權力的結構面估計過輕，且缺乏對中國社會的分析。
回顧習近平的崛起過程，直到2012年底習上台的前一天，相信包括中共內部，沒有人會認為習近平可以集權到今天的程度。當時習近平多被認為是個過渡性人物，主流觀點還有所謂「胡規習隨」的講法，認為正是其資質平庸以及從政歷程缺乏個人色彩，才會讓習近平在派系的傾軋下，作為各派系均可接受，不具威脅性的人物來異軍突起，在沒有人看好下先是取得「皇儲」寶座，接著再成功登上總書記一職。
習近平既不屬於江澤民勢力，也不是共青團出身，在太子黨內的地位更不如身陷囹圄的薄熙來。他固然利用派系力量一拉一打，先是透過胡錦濤解決薄熙來，之後再全面對軍方施壓清除其內的江系勢力，再來對共青團開火。但也因為過程所產生的巨大分歧，也使習近平更仰賴民族主義與對外的冒進作為。如同共產主義正當性在冷戰結束初期瓦解，使中共更仰賴民族主義的現象一樣。
這篇報告看到習近平清算異己時所帶來黨內的重大分歧，但沒提到習近平的這些作為，也受到黨內相當程度的支持，不是他一個人的「聖裁」。
事實上，在胡錦濤時代「九龍治水」已經普受詬病，當時透過利益分配息爭止亂的黨內後果，連胡錦濤自己在卸任前都承認，貪腐問題已在從根瓦解中共的生存基礎。這篇報告沒解釋毫無個人班底的習平卻能幹掉百萬黨公職，其背後所存在的結構與支持力量。換句話說，就算當時不是習近平接班，其他人在今天是否也會做同樣的事呢？
此外，雖然胡錦濤相對於習近平在國際事務上似乎比較「理性」，可是兩者的社會基礎非常不同。胡錦濤時代的中國正處於上升階段，經濟是以兩位數的態勢快速成長，中國投入四兆人民幣搞貨幣寬鬆，固然使其國際威望在金融海嘯結束後水漲船高，但也帶來巨大後遺症，搞到習近平必須提出「新常態」，不僅要放棄兩位數的經濟增長目標，還要面對通膨問題。
這還連帶影響到共黨官員升遷的生態。但經濟成長引擎減速又危及共黨的正當性，迫使其在對外作為上更強調民族主義，也在對內更強調社會控制。
面對一個已經習慣於高速經濟成長，深信中國已經強大的千禧年新世代，習近平更有動機透過言詞與行動使這些人的注意力向外，而不是向內造成對習近平統治權威的挑戰。除非中國出現民主改革，可以透過定期的選舉與政權輪替，讓人群的不滿有個抒發的出口，並因此帶來共同承擔責任的社會共識，否則換了其他人來，可能其作為還是會與習近平大同小異。
但偏偏這份報告強調要與宣稱一黨專制的中共共存，更認為要透過黨內的權力鬥爭達到美國期待的目的。這樣做剛好扼殺了可以讓習近平有理性作為的制度因素，並強化了迫使習近平會訴諸對外侵略性的民族主義，與對內具控制性的極權體制的因素，很可能註定要失敗。
以為中國的決策行為與思維基礎可以回到習近平上台前的狀態，其不可能的程度不輸於這篇報告攻擊，所謂中國會出現政權輪替的期待。就算習近平得罪再多人，他代表的永遠不是自己，而是一股力量，一個結構，以及某種社會關係及認知的網絡。我們還沒提文革經驗對習近平這個世代的烙印。以為現在的中國問題是來自習近平一個人的因素，是這篇戰略分析最致命的弱點。
在克里姆林宮學的基礎上建構中共學之必要
雖然這篇「更長的電報」有將中國問題習近平個人化的分析弱點，但強調要精準掌握黨內沿著習與反習勢力的鴻溝，而不只是看到「中共 vs. 中國」、「中國共產黨 vs. 中國人民」，把中共當成鐵板一塊的識見，也是這篇報告的重要貢獻。
但如果要能精準做出這樣的區分，以習近平日漸將中共帶回馬列主義的方向及決策方式來看，冷戰時代為了分析蘇共內部權力遞嬗而建構的整套「克里姆林宮學」方法論就不能棄如敝屣。
固然我們無法將這一套方法照章全收，但在這個基礎上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克林姆林宮學」之中共權力學，不失為一條具可實驗性的方法學。
但就如同當年大家沒注意到蘇聯社會經濟面的警鐘，而錯失了預測冷戰結束一樣，專注於高層菁英權力競爭關係的克林姆林宮學沒有關照社會經濟結構的演變這個錯誤，更不能在今日出現。如要建立現代版「中共學」，這是重要教訓。
至於美國（或其他國家）對中策略的endgame／最終目標，是要與中共共存但希望中共的行為可以回到2013年以前，或是其他更具野心的期望，都要奠基在堅實的「中共學」基礎上才會有可能被提出。台灣的經驗與教訓，對此具有高附加價值的補充，也顯示與台灣對話的必要性。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