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凍結川普撤走駐德美軍命令:軍費應佔GDP多少比例才合理?

拜登凍結川普撤走駐德美軍命令:軍費應佔GDP多少比例才合理?
2020年2月27日,1名駐德國哈格諾( Hagenow)的美國士兵向要去參加NATO聯合演習的部隊進行道路指揮。Photo Credit:AP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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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總統川普(港譯「特朗普」)多次指責德國軍費太低,不到GDP的2%,去年下令撤回9500名駐德美軍,新任總統拜登決定凍結此命令。智庫《大西洋理事會》一篇文章指出,用GDP佔比衡量一國國防支出,就像「一天一蘋果,醫生遠離我」,不是個非常完善的指標。

※封面圖為1名駐德國哈格諾( Hagenow)的美國士兵,向要去參加NATO聯合演習的部隊進行道路指揮。

美國前總統川普去(2020)年下令撤回駐德國的美軍,現任總統拜登昨(4)日宣布凍結此命令,暫時不對駐德部隊做任何調動,並指國防部會確保部隊動態符合美國外交政策和國安優先原則。德國過去被川普指責沒將國防支出提高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但以GDP佔比來衡量一國的軍費與地緣安全貢獻,不見得是最好的方式。

《美聯社》報導,拜登昨在國務院發表首次正式外交演說時表示,在新任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完成對美軍全球部署情況的檢視前,暫緩進行從德國撤軍的行動。

奧斯汀則聲明,國防部審查美軍的全球配置狀況,這將有助於他對總統提出基於國安利益的最佳部署建議;他並指出,拜登在提出美國重返國際舞台的演說中,傳達了以外交為首要工具的信念,這對美軍將士和人民都是一大寬慰。

國防部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提到,奧斯汀上週曾與德國國防部長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通話,奧斯汀向對方表示,美方要做任何決定之前,都會和德國溝通過後再進行。奧斯汀也明確向卡倫鮑爾傳達,他非常重視德國多年來的支持,德國國防部後續的回應也證實卡倫鮑爾確實接受到了這項訊息。

駐紮於德國的美軍約有3萬4500人,美軍在德國有數個重要軍事設施,包含拉姆斯泰因(Ramstein)空軍基地、以及附近的蘭德圖爾軍醫院(Landstuhl Regional Medical Center),前者是美國駐歐空軍總部,後者則是美軍在海外的最大軍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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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 / 達志影像
德國拉姆斯泰因的美軍基地。

美國前總統川普去年宣布,將從德國撤回9500名駐軍,受到部分國會成員和軍方反對,這項命令宣布後未曾實施。川普多次指責德國軍費太低,認為德國不願將國防支出提高到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

用GDP佔比看國防支出,宛如「一天一蘋果,醫生遠離我」迷思

據美國國防部《星條旗報》去年10月報導,北約組織(NATO)報告指出,2020年約有三分之一NATO成員軍費到達了川普要求的2%標準,除了美國,還有英、法、挪威、希臘、羅馬尼亞、波羅的海3國;NATO中的歐盟成員和加拿大國防開支去年共增加了4.3%,預計這個趨勢可能會持續。報導標題特別寫出,達標國家裡「沒有德國」(Ten NATO members now meet 2% defense spending benchmark, but not Germany)。

目前德國國防支出佔GDP的1.57%,不過德國先前曾表示會逐步增加,在2031年前到達2%的條件。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1篇文章指出,NATO軍費總支出在冷戰時期達到最高,之後逐步降低;美國是在2001年經歷911恐攻事件之後,軍費再度暴漲,而歐洲持續享受後冷戰的和平時光,縮編軍隊、刪減國防預算,這使美歐之間的國防費用出現差異。

文章指出,要求NATO成員增加國防支出是有意義,但美國政府想以強制要求、和站在道德制高點的羞辱盟友以刺激他們提高軍費,這是單方面的妄想。美國的國防費用確實高,因為和大多NATO成員相比,美國涉入了更多全球事務,涵蓋中東、印太、歐洲,美國龐大的軍費裡只有一部份是用於跨大西洋安全事務,而NATO歐洲成員大多數國防費用都全力支持NATO的事務。

歐洲盟友當然也從美國的全球戰略投資中獲益,具體獲益數字很難量化,但美國政壇若假裝所有美國國防支出都是為了歐洲安全,那聽起來不太合理。

此外,美歐還有金融體系與經濟成長不同的問題。拿川普政府經常抨擊的德國來說,德國不像美國有美元這個近乎全球流通的貨幣,必須達到收支平衡,無法像美國一樣不斷增加政府赤字;美國2019年的國防預算是6860億美元,而政府該年赤字達9840億美元,不是任何國家都扛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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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 / 達志影像
德國斯潘達勒姆(Spangdahlem)的美軍基地。

另一方面,國防支出多寡,不應該只用GDP佔比作為指標。例如德國自2014年以來,國防支出總額其實增加了35%,但由於德國GDP有所成長,這筆增額就被忽略了。反之,希臘2019年國防費用佔GDP的2.28%,那是因為希臘經濟沒什麼成長,國防支出裡有一大部份是行政人事費,不是研發或購買了新武器,與戰力沒有直接相關。

在經濟受疫情影響的2020年,以GDP佔比衡量國防支出,那麼可能會有更多國家可以達到2%的標準,但這並不代表有實質作用。

NATO歐洲成員國的國防支出近年來增加,與其說是要達到與美國的政治承諾,不如說歐洲也知道必須因應地緣政治而改變;2014年克里米亞併入俄國後、以及中國態度逐漸膨脹,都讓歐洲感到自危,因此受到俄國威脅的國家、如波羅的海3國等軍費大增,就不足為奇。

《大西洋理事會》這篇文章指出,NATO其他成員當然有必要增加軍費負擔,但這不一定要用GDP衡量,其他標準例如「3C」綜合指標:現金(cash)、能力(capabilities)、承諾(commitments);NATO內部也有評比,針對國防支出的成果去分析投資報酬率。用GDP 2%指標來衡量NATO的健康狀況,就像「一天一蘋果,醫生遠離我」,它不是一個壞標準,但也不是個好的衡量方式,更不是保持健康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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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