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中國哲學的分手信:談「台灣哲學」,是我學著讓自己的思索貼近需求

給中國哲學的分手信:談「台灣哲學」,是我學著讓自己的思索貼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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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茶水間遇見海德格》是哲學新媒體團隊的初步嘗試,展現了哲媒致力於讓哲學與日常生活相連的理念。《給哲學家的分手信》則透過分手隱喻,將哲學轉譯給一般人,同時呈現出哲學辨證的目標——對智慧的熱愛。

文:蘇子媖(哲學博士,服務於清大厚德書院,專長於儒家哲學研究,致力於儒家哲學的普及推廣。於哲學新媒體草創期即加入,創業的經驗同步回饋到我在學術工作上的創新想法)

〈談台灣哲學,是我學著讓自己的思索貼近需求——給中國哲學的分手信〉

我所認為的台灣哲學?

台灣哲學的討論,是因為中研院洪子偉先生的計畫而帶起的,近三年討論風潮。

但,什麼是「台灣哲學」?是關乎台灣在地現象的哲學研究?還是台灣人研究的哲學呢?或是洪子偉先生提出的在「台灣」研究「哲學」的人?

這三者的分別是,台灣在地現象的哲學研究,是只在意研究方向與領域(與在地關聯的哲學研究),而不在意研究者身分;台灣人研究的哲學,是在意研究者身分,但不在意研究方向;則最後,在「台灣」研究「哲學」的人,是同時在意身分與研究領域,但不見得與在地相關。

對我來說,洪子偉先生提出的「台灣哲學」是指在「台灣」研究「哲學」的人,關於這樣的解釋我並不認同。在他所主編的兩本書關於台灣哲學的書中,〈日治時期台灣哲學系譜與分期〉提到:「本文對台灣哲學家的定義可分別從『台灣』與『哲學家』加以說明:一方面,台灣「哲學家」是指以(上述定義之)哲學為工具從事相關論述與改革運動者。另一方面,對『台灣』哲學家是採取屬人而非屬地認定。故並非所有居住在『台灣』的『哲學家』都是台灣哲學家,而是將台灣總督府戶籍五大族別中的日本人排除在台籍之外。

是故,長年在台北帝國大學哲學科任教,戰後更一度留任台灣大學的淡野安太郎不符此範圍,但大半輩子在外飄泊,終致客死異鄉的廖文奎確屬之。」因為這樣的分法,以至於所謂的台灣哲學其實包含了:歐陸-日本哲學、美國實用主義、基督宗教哲學與漢學等四大派。

在我看來,這四大派並不能整體形構出台灣哲學的識別度,頂多算是「在台灣,然後研究這些領域的學者」。台灣哲學之所以要有可以獨立於中國哲學價值而存在,就必須有他強烈的識別度,這識別度就像提到中國哲學你會直覺聯想「儒、釋、道」三領域的研究。

因此台灣哲學應該要在「內容上」提出可是識別的研究元素,只要是具備此研究元素,都可稱之為對台灣哲學的研究。

什麼是台灣哲學的識別元素?

因此,什麼是台灣哲學的識別元素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

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副教授,廖仁義表示:「台灣哲學一開始就不是一種囿於學院籓籬的觀念推演,而是源自於民間尋找反支配思想的需求。」換句話說,「民間趨向」是形塑台灣哲學的重要關鍵點。

因此,要研究台灣哲學,我認為其中必須帶有很強的「地域性」反思特質。地域性特質比較明顯是在對文學的表現上,譬如《詩經》是中國黃河流域的平民文學,其文風特色是「質樸寫實,溫柔敦厚」;《楚辭》則是長江流域士大夫文學,其文風特色是「浪漫神祕;熱烈奔放」。

而在思想上地域性的分別,就儒學而言,南宋時期可以說是發展到了一個明確的頂峰,而有「儒分為八」的說法;認為儒家思想因為所處地的不同,而在同一概念的解釋下形成「同中有異」的詮釋。但後來由於科舉制度的普及與程朱之學緊密扣連科舉考試的關係,致使儒學思想的地域性逐漸淡化。

而台灣鄰近福建省,在學術發展上,受到當時明清時期科舉考試的影響,致使朱子學說對台灣儒學的教育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而這影響一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還是歷久不衰。朱子儒學融入於台灣民間的影響可由台灣文廟、書院祭祀的朱子像與碑文中看出。但有趣的是,原本單純學理的程朱思想,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加入了信仰與文昌帝君的道教色彩。

台灣大學中文學系教授,陳昭瑛指出:「十三篇碑文中另一值得注意的重點是表現崇祀文昌帝君和崇祀正統儒學之間的緊張性。」我們可以推測,這樣的緊張可能來自於在科舉制度的功利主義下,百姓在心態上信仰的寄託;以至於在理論學習之餘,因為有所求(科考),讓信仰彌補了人性面對慾望時的懦弱。

換句話說,台灣哲學的研究元素或許必須把地域性的文化特質納入;以儒學來說,所彰顯出來的特質應是朱子學、文昌信仰、儒家道統意識相混雜而生出的某種草根性關懷。而英美哲學、歐陸哲學、日本哲學若要放入台灣場域的脈絡下討論,也不應該是純然的英美、歐陸、日本哲學思想,而是會混雜台灣具有實踐反思、在地關懷的本土反思性色彩而帶出來的理論闡述。

在思想上,這樣的「本土轉化」,是同時也將中國哲學視為與西方哲學一樣的異於己,而所產生出來的在地性思想特色,換句話說,它的討論起始點是很全面的包含或是借用各個現有哲學派別的養分,回頭扣連回台灣所處環境與地域現況,所進行思索的討論。

對台灣來說,具體所處的外在處境,其實必須與所處太平洋戰略位子,所延伸出的中美關係與東亞文化、南島文化相扣連。這些理解除了是討論台灣哲學必須要有的先備知識外,就其內在軟性精神而言,「重農」所帶出的草根性特質,卻也是我們所不能忽略的。

台灣地處於亞熱帶,稻米一年可三獲,稻米成為台灣最主要的飲食與來源,故在家庭型制與社會結構上很自然的符合以農為重的生活模式。而台灣重農的思想剛好可以發揮儒家孟子所提倡,恢復井田制度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親睦」的儒家精神;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潘朝陽表示:「在孔孟朱子一脈相承的儒家養教一體雙彰的農耕思想和體制下,明鄭及清代渡台儒吏、儒士都是以相同的儒家重農理想而施作其在台農耕。此種重農的儒家農本主義,在日據時代的台灣儒者思想中是一個重要的成分。」

而農耕精神特別可以由中國儒家思想中「孝」、「仁」、「愛」、「敬」的原則來理解;「敬」天地——因為很踏實的付出(農耕),所以能很真切的敬重天地對於這片土地的照護。「愛」家——耕作不可能由一個完成,透過家族群聚的方式共同經營,更珍惜血緣的互助關係。「孝」父母——看著上一輩農耕的過程,到了自己承擔工作時,會更體恤上一輩的辛勞。「仁」——推擴血緣的互助關係到鄰里間,相互扶持,發展出一個有著共同農耕語言的小社會。

所以,潘朝陽認為「誠以利其志」(「誠」對心志培養是很好的;用對自己真誠、對他人真誠態度,來鍛鍊心志)的儒門常道慧命,在台灣重農的情況下,逐漸成為台灣文化主體的傳統。

故在農業文化的環境中,間接使得「誠」成為台灣在地文化的思考基;帶出了在台灣,人際相扣連的重要特色。相較於中國大陸因為共產主義所延伸出去的競爭型教育對照,台灣人的確以一種更樂天知命,相容互惠的方式來看待人生。

想跟中國哲學分手

作為一個喜歡儒家,且受夠專業儒家經典訓練的我來說,想跟中國哲學分手並不容易。

回想博士後半期的思想轉折,我其實一直在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到底在意什麼?」是想跳入中國哲學的研究大坑,兢兢業業的研究,為謀求一教職;還是擁抱我所在意但為人關注甚少的,台灣在地所延伸議題的研究,然後用自己的儒學專業與其相扣連,不抱任何人大腿,舒舒坦坦的做自己。

我到底在意什麼呢?

台灣哲學與中國哲學的差異?

中國文化研究學者,沈清松先生由連雅堂所著的《台灣通史》總結台灣精神為:1. 追遠報本之精神與多元開放之對比;2. 既能保存又能進取的務實精神;3. 敦厚的禮俗與不足藝文之對比(文史哲之不足)。我認為在沈清松的說明中,關於追遠報本的觀點是源於儒家「孝、悌」的精神與對祖先的敬重,在此之上他還點出了台灣人包容的心態;第二點凸顯出台灣農家的堅忍精神與刻苦務實的做事風格;第三點同樣源自於儒家對於傳統的保存,但卻也同時說明了台灣不管是在殖民時期或光復後,以經濟為導向發展所帶出來的文化缺失。而這總結在台灣文化的形塑脈絡下是有跡可循的。

相較於地域性特質濃厚的台灣哲學,中國哲學則大範圍的涵括「儒、釋、道」三大區塊。由於我本身是研究儒家哲學,我就單以儒家哲學做比較說明。

搜尋論說傳統儒家的精神的文章何其繁多,我基本上認同中國哲學研究學者,吳汝鈞給出「一以貫之」的統整性的說明,他認為:「當代新儒學甚至儒學本身的理論立場是實體主義,其核心觀念是絕對的有,但個人說法不同:孔子說仁,孟子說心性天(盡心知性知天),周濂溪說誠體,張橫渠說太虛,程明道說天理,朱子說理,陸象山說本心,王陽明說良知,劉蕺山說誠意,以至於熊十力說本體,唐君毅說道德理性,牟宗三說知體明覺。這些不同點只是在分際、入路、所強調的重點的脈絡下不同而已,個人所提出的觀念,都可以概括於實體或絕對有這一個基源的觀念之中。」

雖然說此段文字的脈絡是把儒家思想與京都學派的「絕對的有」的脈絡進行對比論說,但在此仍有可參考價值,特別是歸結出由孔子思想一貫至牟宗三先生思想的「基源」的把握,讓我們能清楚理解中國儒學的脈絡。由此反觀台灣儒學,可以看到的是,相對於台灣強調的「孝、悌」與實務的精神,中國哲學在研究上,面對人與天地、人與人的反思還是較為「抽象」的。

分手理由

在各方面發展成熟的中國哲學,經過漫長時間的陶冶精煉,已經發展到對於「全體精神性」的關懷與討論。相較才剛發展,帶有重農文化所發展出的台灣哲學,台灣哲學是相對「庶民」的,但也因為它「庶民」,所以它所關懷的往往非常貼近人性;就像比起國家大事,或許隔壁鄰居的婆媽事更能勾起你的興趣與在意。而這樣貼近人性的關注,往往能帶出深刻的思索。

而「哲學」就是一種「思索」的態度;是你在面對各類物種、事物所延伸出來方方面面的好奇與探求。

因此我想跟中國哲學分手的最重要原因,必須回到「我所在意是什麼?」的思考;我所在意的是,如何讓自己的思索貼近需求。想要貼近需求就不能沒有物件附著的憑空談起,而這樣的物件連結必須符合我的時代、場域樣態。

當代談中國哲學的連結點太抽象,即便試圖連結現今科技、民主樣貌,都顯得「隔空搔癢」。這樣的缺失,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當今中國哲學研究者都不是那個跨領域專家,不是那個跨領域的專家卻想試圖給出那個領域的倫理建議;這些建議若要被接受其實不是時間的問題,而是領域專業的能力問題。

若是不呼應當代需求,回頭對中國哲學家的個別理論進行深究,或是進行理論間的比較研究,我只想問你兩個問題,「你是跟王陽明吃過麵,很熟嗎?」還有「你研究這個除了自high跟升等,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因為我無法表示我跟孔子,或任何一個儒家學者吃過麵,能讓他們的理論在我的詮釋下妥當不失真;我也無法瞎搞的跨領域亂連結,開展出新的議題研究;更而甚者,自私的自high研究。故從我所在的土地,紮紮實實的觀察與思索是我認為我當前可以做,且能夠寫出對自己負責的文字。

因此,真誠的面對自己,在思想的研究上,反照內心需求與在意,對自己負責也對觀看我文字的人負責,是我之所以跟中國哲學分手,跟台灣哲學牽手的原因。

台灣哲學研究的學者有哪些?

如果依據我前面所認為,並非在「台灣」研究「哲學」的人,都可以歸於台灣哲學的研究,而是必須在「內容上」對台灣場域與處境進行反思的哲學研究者,其成果才能歸於台灣哲學的話,可以列出來的台灣哲學研究者並不多。

我認為:1903年出生,積極打造台灣主體性,撰寫〈以風土文化觀:和台灣風土之間的關聯〉的洪耀勳;同樣1903年出生,批判早期台灣佛教的林秋悟;1905年出生,處理台灣民族主義的廖文奎;1887年出生,台灣民主主義的教育提倡者林茂生;在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論文中就對台灣的教育的論說,扣連地域性給予台灣一體性的發展交代。1919年出生,以自由主義反對黨化教育的殷海光;1906年出生,將台灣作為中國社會文化研究室而進行反思的陳紹馨;

致力於台灣儒學研究的,現今台灣大學文學系教授,陳昭瑛;以客家文化進行儒學地域性反思,師大地理系教授,潘朝陽;致力於東亞文化與研究,近年轉入東亞儒學的台灣大學特聘講座教授,黃俊傑;致力於儒學與台灣民間信仰闡釋的元智大學中語系,鍾雲鶯教授;2012年由台灣大學文學院所成立的「知識/台灣研究群」等三十位研究學者,可以算是目前可列為台灣哲學研究者的行列之中。

為何要關注台灣哲學?

雖然我不同意洪子偉對於台灣哲學的界定,但我對他於〈日治時期台灣哲學系譜與分期〉提到的台灣哲學早期發展特質還是肯認的。在當時日本殖民影響、美國文化的崇拜、中國五四運動的反思、帝俄政權垮台……等等國際文化交織的情況下,早期台灣哲學家的確都帶有「對自身存有問題」的關注與「運動實踐」的特質,也是因為這特質,使得台灣哲學與中國哲學所關注的重點很不一樣,因此才有它開發與理解的價值。

台灣哲學的重視與討論,從1887年的林茂生先生至此時2020年,我依然覺得真正的台灣哲學樣貌還沒有清楚的被建立起來。在台灣有不少學者研究哲學,但也僅是「人在台灣」,研究英美、歐陸、中國、日韓哲學而已,就像我不會劃歸新儒家的牟宗三先生是台灣哲學研究者一樣;即便連同我自身,也只是在台灣,但研究中國哲學的哲學人而已。

從文章一開始我就提到,對於台灣哲學的研究者,有很強的標誌性劃分:必須以台灣地域性的文化特質與所面對的處境,透過其他的哲學學派的理論基礎,對於這片土地進行特有的反思才稱得上是研究台灣哲學的哲學家。

因此,台灣哲學還不成熟。

這種「近鄉情怯」,只想迴避離自己最近的問題,而去研究其他哲學理論的心情,有點像2009年黃信堯導演拍攝的《沉沒之島》紀錄片一樣;導演跑到與台灣關係不錯卻遙遠的吐瓦魯去拍關於地球暖化,海平面上升的紀錄片,以此來探討環境保育的重要。導演本以為這對一個因為地球暖化而受苦的小島,應該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卻在到了當地之後,看到了和平、不擔憂的島民時常常回想起台灣的狀況,回想起經歷88風災的家鄉。

在影片的最後,導演的結論令人印象深刻,他口白自敘:「像我大老遠跑到吐瓦魯說要拍一部有關海平面上升的記錄片,但自己家鄉面對每個月一次大潮的淹水情況時卻莫可奈何;88風災時,我的村莊也淹水了,但卻跑到別的縣市說要去拍記錄片。是不是當自己自身的問題大到沒辦法解決時,出去別的地方看看別人的困難,感覺好像會輕鬆些。」

像這樣「處理別人的問題比較輕鬆的心情」,在現實環境中常遇到,在文化反思中也一樣;當對自身存有沒辦法釐清的時候,我們何嘗不是把評論、探索眼光轉之於其他國家、其他時空,好像自己對世界還能做點什麼,疏不知這只是一種「近鄉情怯」的迴避。

我認為,台灣哲學還不成熟沒關係,研究者們「近鄉情怯」的心理狀態也可以理解。就像中國哲學,在先秦諸子百家之時,儒家也非明確獨大,是經過先秦至漢代約400多年的時間,因為政治推力有機會成為獨尊。台灣哲學以洪子偉劃分的啟蒙時期1896年起算,至今也不過200年不到;在我看來這自我肯認的路還很長。

也是因為如此,我才提出這分手文,並想藉此提出我對台灣哲學的定義看法:台灣哲學不是不能談英美、歐陸、中國、日韓哲學,而是如何在其他哲學的研究中回扣到台灣所面對場域、處境的思索,這才是台灣哲學的重點,也是讓台灣哲學在東亞這塊地區能夠形構出自己哲學價值的努力方向。

所以台灣哲學絕對不是一種政治立場的表態,而是我對出身地文化的肯認與關懷,最少真誠的讓自己的思索貼近場域需求。因此,我才想跟中國哲學分手,但帶著中國哲學給予我專業的養分,轉而投入台灣儒學的研究;我可能活不到百年之後,但這台灣哲學元素形塑過程中絕對不會少我一位。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給哲學家的分手信》,時報出版

作者:哲學新媒體

不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往都是耍流氓,
不以分手為前提的哲學研究都是墮落?!

牛頓說:「如果我能看得更遠, 那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巨人的肩膀上站久了,難免會發現更高的巨人。」愛因斯坦沒這麼說。

我以理性的眼光愛著你。
11篇與「哲學偶像」分手的真誠告白:

  • 有人因為自身存有的肯認,想與中國哲學分手;
  • 有人因為所處時代的關懷,想與西蒙東分手;
  • 有人因為深刻理解,想與羅素、鄂蘭分手;
  • 有人因為認同我們有關藝術創造的直覺,想與柏拉圖主義分手;
  • 有人因為孔子學說不能活用於世,想與孔子分手;
  • 有人在傅柯的論說中看到尼采的不足,想與尼采分手;
  • 有人因為不認同彌爾的國家理論,想與彌爾分手;
  • 有人希望更整全的理解儒家,想與牟宗三分手;
  • 有人因為關懷倫理學而反思康德道德學說的缺憾,想與康德分手;

哲學人與哲學大師最酷的分手闡釋。

哲學傳播企業「哲學新媒體」企圖突破哲學傳播之難題,希望能在提供給一般人貨真價實的哲學內容之餘,又能適合一般人的需求。《茶水間遇見海德格》是哲學新媒體團隊的初步嘗試,展現了哲媒致力於讓哲學與日常生活相連的理念。《給哲學家的分手信》則透過分手隱喻,將哲學轉譯給一般人,同時呈現出哲學辨證的目標——對智慧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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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