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中國哲學的分手信：談「台灣哲學」，是我學著讓自己的思索貼近需求

文：蘇子媖（哲學博士，服務於清大厚德書院，專長於儒家哲學研究，致力於儒家哲學的普及推廣。於哲學新媒體草創期即加入，創業的經驗同步回饋到我在學術工作上的創新想法）

〈談台灣哲學，是我學著讓自己的思索貼近需求——給中國哲學的分手信〉

我所認為的台灣哲學？

台灣哲學的討論，是因為中研院洪子偉先生的計畫而帶起的，近三年討論風潮。

但，什麼是「台灣哲學」？是關乎台灣在地現象的哲學研究？還是台灣人研究的哲學呢？或是洪子偉先生提出的在「台灣」研究「哲學」的人？

這三者的分別是，台灣在地現象的哲學研究，是只在意研究方向與領域（與在地關聯的哲學研究），而不在意研究者身分；台灣人研究的哲學，是在意研究者身分，但不在意研究方向；則最後，在「台灣」研究「哲學」的人，是同時在意身分與研究領域，但不見得與在地相關。

對我來說，洪子偉先生提出的「台灣哲學」是指在「台灣」研究「哲學」的人，關於這樣的解釋我並不認同。在他所主編的兩本書關於台灣哲學的書中，〈日治時期台灣哲學系譜與分期〉提到：「本文對台灣哲學家的定義可分別從『台灣』與『哲學家』加以說明：一方面，台灣「哲學家」是指以(上述定義之)哲學為工具從事相關論述與改革運動者。另一方面，對『台灣』哲學家是採取屬人而非屬地認定。故並非所有居住在『台灣』的『哲學家』都是台灣哲學家，而是將台灣總督府戶籍五大族別中的日本人排除在台籍之外。

是故，長年在台北帝國大學哲學科任教，戰後更一度留任台灣大學的淡野安太郎不符此範圍，但大半輩子在外飄泊，終致客死異鄉的廖文奎確屬之。」因為這樣的分法，以至於所謂的台灣哲學其實包含了：歐陸－日本哲學、美國實用主義、基督宗教哲學與漢學等四大派。

在我看來，這四大派並不能整體形構出台灣哲學的識別度，頂多算是「在台灣，然後研究這些領域的學者」。台灣哲學之所以要有可以獨立於中國哲學價值而存在，就必須有他強烈的識別度，這識別度就像提到中國哲學你會直覺聯想「儒、釋、道」三領域的研究。

因此台灣哲學應該要在「內容上」提出可是識別的研究元素，只要是具備此研究元素，都可稱之為對台灣哲學的研究。

什麼是台灣哲學的識別元素？

因此，什麼是台灣哲學的識別元素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

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副教授，廖仁義表示：「台灣哲學一開始就不是一種囿於學院籓籬的觀念推演，而是源自於民間尋找反支配思想的需求。」換句話說，「民間趨向」是形塑台灣哲學的重要關鍵點。

因此，要研究台灣哲學，我認為其中必須帶有很強的「地域性」反思特質。地域性特質比較明顯是在對文學的表現上，譬如《詩經》是中國黃河流域的平民文學，其文風特色是「質樸寫實，溫柔敦厚」；《楚辭》則是長江流域士大夫文學，其文風特色是「浪漫神祕；熱烈奔放」。

而在思想上地域性的分別，就儒學而言，南宋時期可以說是發展到了一個明確的頂峰，而有「儒分為八」的說法；認為儒家思想因為所處地的不同，而在同一概念的解釋下形成「同中有異」的詮釋。但後來由於科舉制度的普及與程朱之學緊密扣連科舉考試的關係，致使儒學思想的地域性逐漸淡化。

而台灣鄰近福建省，在學術發展上，受到當時明清時期科舉考試的影響，致使朱子學說對台灣儒學的教育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而這影響一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還是歷久不衰。朱子儒學融入於台灣民間的影響可由台灣文廟、書院祭祀的朱子像與碑文中看出。但有趣的是，原本單純學理的程朱思想，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加入了信仰與文昌帝君的道教色彩。

台灣大學中文學系教授，陳昭瑛指出：「十三篇碑文中另一值得注意的重點是表現崇祀文昌帝君和崇祀正統儒學之間的緊張性。」我們可以推測，這樣的緊張可能來自於在科舉制度的功利主義下，百姓在心態上信仰的寄託；以至於在理論學習之餘，因為有所求（科考），讓信仰彌補了人性面對慾望時的懦弱。

換句話說，台灣哲學的研究元素或許必須把地域性的文化特質納入；以儒學來說，所彰顯出來的特質應是朱子學、文昌信仰、儒家道統意識相混雜而生出的某種草根性關懷。而英美哲學、歐陸哲學、日本哲學若要放入台灣場域的脈絡下討論，也不應該是純然的英美、歐陸、日本哲學思想，而是會混雜台灣具有實踐反思、在地關懷的本土反思性色彩而帶出來的理論闡述。

在思想上，這樣的「本土轉化」，是同時也將中國哲學視為與西方哲學一樣的異於己，而所產生出來的在地性思想特色，換句話說，它的討論起始點是很全面的包含或是借用各個現有哲學派別的養分，回頭扣連回台灣所處環境與地域現況，所進行思索的討論。

對台灣來說，具體所處的外在處境，其實必須與所處太平洋戰略位子，所延伸出的中美關係與東亞文化、南島文化相扣連。這些理解除了是討論台灣哲學必須要有的先備知識外，就其內在軟性精神而言，「重農」所帶出的草根性特質，卻也是我們所不能忽略的。

台灣地處於亞熱帶，稻米一年可三獲，稻米成為台灣最主要的飲食與來源，故在家庭型制與社會結構上很自然的符合以農為重的生活模式。而台灣重農的思想剛好可以發揮儒家孟子所提倡，恢復井田制度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親睦」的儒家精神；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潘朝陽表示：「在孔孟朱子一脈相承的儒家養教一體雙彰的農耕思想和體制下，明鄭及清代渡台儒吏、儒士都是以相同的儒家重農理想而施作其在台農耕。此種重農的儒家農本主義，在日據時代的台灣儒者思想中是一個重要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