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臉的緬甸》（下）：民主是發展經濟的「工具」，軍政府選擇民主化只是為了不被清算

文：黎胖

• 《變臉的緬甸》（上）：為什麼緬甸會走向民主化？想了解原因，必須理解1962年後衰敗的經濟

按：本文曾發表於2017年，因緬甸政變，遂略為修改並增補後記，以饗與我一樣對緬甸有興趣的朋友。

羅興亞人在緬甸的困境，引起了大家對緬甸局勢的關注，以及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緬甸實際的領導者翁山蘇姬的批評。令人不禁好奇，羅興亞人為何有此困境？翁山蘇姬掌握實權後，為何仍不敢採取行動？是不是緬甸內部有什麼問題呢？那我該怎麼理解緬甸呢？

在這本《變臉的緬甸》中，作者理查．考科特（Richard Cockett）將親身的訪談，放入以歷史為經，國內政治、少數族群、地緣政治、社會變遷各層面狀況為緯的脈絡中，帶領讀者全面性地進入並理解緬甸。他指出，形塑當代緬甸的三股力量：英國殖民主義、大緬族主義與少數族群爭取自治的抗爭。而他認為，如果這三股力量被調和，緬甸才會有真正的和平。

然而，2000年後科技發達，軍政府無法再掩蓋暴行，消息迅即傳送出去，引發人們的公憤，佛教信仰更使人們相信惡有惡報，因此2008年納吉斯風災被視作天罰。而軍政府對此束手無策，不僅突顯其無能，他們更嘗試掩蓋災難，並因恐懼遭到推翻而阻止、拒絕西方國家的援助。

然而，緬甸人民決心幫助那些遭到軍政府捨棄的同胞，並把所有緬甸的落後貧困揭露給世人，戳破了官方粉飾的太平印象與數據，軍政府威信大幅掃地。軍政府遂採取阻擋人民自發的救災活動。然而，行動已經無法遏止，間接證明了緬甸人民具有為自己國家負責的能力，並建設一個自助互助的公民社會。

內外交迫困境下，軍政府只能加快步伐，進行已經允諾的改革。2004年起，按照軍政府「七步路線圖」的規劃，逐步推動政治改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實行「有紀律的民主」、起草並透過公投落實新憲法、辦理立委選舉、召開新國會，最後成立新政府和其他憲法機構。

但是在穩健的改革幕後，規劃了大量的措施鞏固軍方在民主化以後持續保有權力，例如國會中四分之三同意的修憲高門檻、在國會下議院（人民院）為軍方保留四分之一席次、規定有外籍配偶者不得擔任總統等條款，對翁山蘇姬設下重重阻礙。

因此全民盟拒絕參與2010年選舉。但是也有部分全民盟人士認為應該利用各種機會參政，從事改革。這導致了全民盟的分裂。許多少數種族的政黨也在此時透過選舉進入人民院，企圖做出更多嘗試。

而另一重要的改革組織「緬甸出路」為軍政府提供改革藍圖。創立者奈溫茂的雙親曾為緬甸國防大學講師，許多軍政府成員為其學生，因此瑞曼將軍等軍政府改革人物均私底下向他們尋求改革方案。奈溫茂亦運動大量在海外的緬甸人才，為緬甸的改革提供資源。而奈茂溫並非與全民盟對立，乃是相輔相成。

這個做法相當成功，因此緬甸統治階層大幅度惡補了民主政治的課程，並在2011年登盛總統上台後，加速改革，並促使丹瑞政府和平下台，翁山蘇姬獲得釋放。

而登盛、瑞曼、翁敏等軍政府的頭幾號人物，他們彼此之間的競爭加速了民主化進程，例如瑞曼出任下院議長，徹底顛覆了死氣沉沉的國會，不管是反對黨全民盟還是執政黨聯邦鞏固與發展黨，議員們發現可以擺脫過去，努力問政，而不用擔心遭到威脅甚至死亡，緬甸的國會運作確實起來了。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地緣要角

緬甸也謀求外來資源協助改革。軍政府明白，與翁山蘇姬和解將帶來外援。因此軍政府透過「緬甸出路」和全民盟合作，促成首腦的會面與和解。而美國此時推動「重返亞洲」戰略，意圖合圍中國、應對挑戰，遂與緬甸政府一拍即合。這帶動西方國家與緬甸合作。

中國亦未放過大好機會，其資金大舉進入緬甸，購買大量的木材、石油等原料，以及寶石等奢侈品，更希望能夠建造由緬甸進入中國的輸油管，避開危險的麻六甲海峽。中國更企圖以合作之名，大量開發水壩和發電廠。然而他們卻在克欽邦的密松大壩建案上踢到鐵板。

此源於中國只與上層打交道，相信與政府打好交道一切就沒有問題的處事邏輯。然而緬甸複雜的族群問題，卻使中國踢到鐵板。克欽族認為中緬掠奪克欽人的資源，密松大壩更意圖破壞他們的生存環境與傳統文化，加上緬甸政府的開發案從未使其獲利，因此他們誓死反對，最終逼使密松大壩案擱置。[3]這也使中國開始注意投資國的地方民意，改變了他們未來與他國相處的方式。

未解衝突

在改革過程背後的種族衝突陰影仍未散去。少數民族雖得到相較過去寬鬆的自由，然而仍不時爆發衝突，由於緬甸政府仍屬中央集權，加上經濟利益的衝突未歇，全民盟亦未提出更好的方案，或者重提過去的彬龍協議。因此少數種族仍然認為，保有武裝仍有必要。[4]

最慘烈者莫若羅興亞穆斯林與緬甸當地人的衝突。殖民時代，穆斯林與緬族、若開族就已有所衝突，軍政府更推動緬族化教育，並塑造少數民族為敵人，用以轉移對統治的無能，灌輸緬甸人們敵視穆斯林，認定是穆斯林奪走了一切，更陰謀毀滅佛教和緬甸，再加以佔領，因此需要軍政府鐵腕建立穩定。人們自幼吸收且相信這些言論，加上歷史情仇而深信不疑。僧侶間更出現極端派，帶頭煽動言論和攻擊穆斯林。

這種想法從未消失，更隨著科技的發達，透過電腦和智慧型手機上網到社群網站大幅散佈。2012年，緬甸更出現了「九六九運動」，由阿欣威拉杜（Ashin Wirathu）等極端派民族主義僧侶領導，並與精武幫、軍方和政府有著密切的聯繫。

許多人相信，這背後是登盛政府和軍方在幕後支持操作，用以打擊翁山蘇姬。因為翁山蘇姬進入國會問政後，執政黨鞏發黨備受威脅。繼承軍方的鞏發黨遂透過仇恨動員，塑造自身才是保護緬甸的政黨，藉此削弱翁山蘇姬和全民盟的政治力量，謀求持續掌握政權。他們將翁山蘇姬強調的普世人權與法治，說成是要保護穆斯林，並與佛教為敵，以此離間、破壞她和人民的互信基礎。很不幸的，在緬族佛教徒中，特別是使用社群網站的年輕人或多或少地受到影響和接受。這股輿論更使登盛總統建議國會，接受激進團體的建議來立法隔絕穆斯林和緬甸佛教徒。

為此翁山蘇姬與全民盟的領導者們陷入兩難：他們私底下同情穆斯林的處境，但是如果直言不諱，勢將阻擋全民盟在2015年取得執政。他們除了盡力調解，也只能消極地相信緬族佛教徒裡面「沉默的多數」是明智的，將會選擇站在激進派的對立面。但很遺憾，緬甸社會並沒有如他們所想，去抵制「種族與信仰」的仇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