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奸不成商」,講到李光耀就會讓我想到的4件事

「無奸不成商」,講到李光耀就會讓我想到的4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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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李光耀就是這樣的一個大商人,他處在英國和馬來人的鬥爭中,處在資本家和共產主義的鬥爭中,處在馬來人和印尼人的鬥爭中。他處處想著自己,又處處遞出條件,口袋裡裝著新加坡這個航運要衝,頭上頂著「新加坡人」、「華人」、「馬來亞聯邦一份子」的各種招牌,從北京吃到東京,從倫敦吃到紐約。

講到李光耀,就會讓我想到李光輝

1974年,印尼的一個偏遠島嶼「摩羅泰」島上的居民,發現叢林裡有一個全身赤裸的「野人」,偶爾會到村里偷取農作物。村民向當局報告後,官方組織了一隻搜索隊,找到了這個人。這個人不會講當地語言,但是會講日語,經過連絡日本駐印尼大使館後,確認了他就是在1944年被日本軍方因失蹤過久而認定「戰死」除籍的軍人「中村輝夫」。

但是其實他本名「史尼育唔」,是台東阿美族人,是被派到南洋的「高砂義勇軍」的成員,我們現在叫做「原住民日本兵」。1944年盟軍登陸摩羅泰島之後,日軍退入叢林裡從事游擊戰,史尼育唔和同僚失散後,一個人待在叢林裡生活了三十年。最後史尼育唔回到了台東家鄉,得到另一個自己都不認識的名字,在台灣的官方資料裡,他叫做「李光輝」,四年後以這個名字死去。

名字重要嗎?很重要對不對?但名字不能改變事物的本質。不管他叫做「史尼育唔」、「中村輝夫」還是「李光輝」,都不能改變這個人的本質。要認識這個人,不能只從名字去看,對吧?

講到李光耀,就會讓我想到蘭芳共和國

中國清朝時期,有許多沿海省分的貧戶移民東南亞,其中一支客家人在婆羅洲定居下來。當時的歐洲各國正在進行全球性的「武力貿易」,也就是以槍炮為後盾的通商。東南亞因為路途遙遠,地理環境複雜,尚未完全納入殖民政權統治範圍,但裝備著大砲的商船四處「貿易」,帶給當地居民極大的困擾。

東南亞原住民對軍事並不熟悉,華人則多少有點「國內關係」可以有管道組織武裝部隊。於是華僑和原住民也效法西方國家成立了「公司」,引進中國傭兵和軍事技術,負責維護治安和對外交涉,但當地事務還是由原本的酋長管理。可以說是一種華僑經濟和原住民政治的同盟。

在這樣的背景下,西元1770年代蘭芳共和國成立了。公司總部(首都?)在今日印尼加里曼丹的坤甸。由於當時中國(乾隆時期)尚稱強盛,西方各國在東南亞行走闖蕩時,多會顧忌當地的「中國關係」。蘭芳共和國運用這種情勢,藉由「入貢」得到中國藩屬國的地位,也得到西方殖民者的「尊重」。極盛時期,整個婆羅洲都是蘭芳的勢力範圍。

十八世紀中期以後,中國敗象顯現,鴉片戰爭戳破了外強中乾的假象,西方各國終於了解到中國只是紙老虎,於是開始大肆進駐東南亞,蘭芳公司當然抵擋不住東印度公司,1880年代中期,建國一百年,前後十二任「總長」的蘭芳也就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蘭芳垮台後,部份華人移居馬來半島,也許就是李光耀的祖先。

講到李光耀,就會讓我想到東印度公司

歐洲對東南亞地區的殖民,主要是透過「公司」的形式,例如統治過台灣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另外英國、法國、丹麥、葡萄牙等國也有成立各自的「東印度公司」,負責各國在東南亞的一切「經濟開發」。這些公司,其實是統合了軍事、政治和經濟的準國家機器,公司有自己的軍隊,自己的「公司管理規則」也就是法律,當然也有自己的經濟體制。

荷蘭海事博物館中展示的東印度公司商船「阿姆斯特丹號」原寸模型。Photo Credit:Wikimedia Commons

荷蘭海事博物館中展示的東印度公司商船「阿姆斯特丹號」原寸模型。Photo Credit:Wikimedia Commons

這些公司在東南亞留下深遠的影響,其中之一就是李光耀建立的「李氏新加坡公司」,官方名稱叫做「新加坡共和國」,但實質上他就是一間公司,和幾百年前治理台灣四十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一樣,「佔領一塊地方,管理一群人民,擁有法律權力」,差別只在於名字而已。

趕走荷蘭人(為什麼要趕走荷蘭人?)的鄭氏也是這樣的一間公司,鄭氏本是海盜幫派(另一種紛紛改名公司的組織),後來轉型成對抗其他海盜的「公有武力」,一種可以叫做海上鏢局(古名)的航運業保全公司(今名)。鄭氏有自己的軍隊,自己的法律,自己的地盤(海上)。最後以「奉大明正朔」的借殼手段,轉型成為定居台灣的陸上型公司。

說到底,國家也不過就是一種組織,一間公司。差別只在於有些公司的結構比較民主,所有人都平等,所以人民稱自己是「XX聯邦」、「XX共和國」。但有些國家的領導者永遠不換,或者世襲。

社會上分成許多階級,經營者和少數管理階級比其他人更加平等,更有機會,每到年底有更多分紅。這些國家的人民如果還傻傻的說自己是當代民主國家,那就真的是「洗腦洗到腦殘」了。而新加坡就是李氏公司,毋庸置疑。

最後當然要講一下台灣,戰後的台灣,就是蔣氏中國公司(大股東有宋家、孔家和國民黨)經營失敗宣佈破產後,在台灣收拾海內外剩餘資產重整組成的「蔣氏中國公司-台灣子公司」。

目前這個公司裡,蔣家和其他兩個大股東孔家、宋家都獲利了結退出經營了,剩下國民黨一個股東,種種原因導致了經營權不穩,也出現市場派民進黨聯合散戶小股東造反,改選董事長取得經營權的過程。但未來到底如何?公司還能經營多久?都還是未知數,而且前景不甚樂觀。

台獨,當然就是要徹底清算拆解這家公司,連名字都不要,否則永遠只是換湯不換藥,永遠只是一群「經營團隊」在作主,不管這個經營團隊是外來的國民黨還是本土的民進黨。而且永遠有股權牽扯不清的前股東的繼承人跳出來聲稱擁有公司所有權(但無意於經營權,這你信嗎?)

講到李光耀,就會讓我想到「無奸不成商」

離開家鄉到南洋打拼的中國人,大都不是抱著政治理想,為了追求自由的政治環境而離鄉背井的(廢話),大多是抱著發財夢出發上船的,不管是東南亞還是台灣都是如此。

既然要發財,經商是首選,沒有人是去南洋種田的,都是去做買賣的。既然要做買賣,就一定會住在貿易城市,不會到鄉下去找塊地來開墾。只有那些自知沒有生意頭腦的土牛型農民,才會選擇「地多人少離家近」的台灣,這也是台灣移民和東南亞華僑在本質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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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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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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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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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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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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