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芷妤 X 瞿欣怡對談:光腳丫踩到碎玻璃,台灣的性平之路鋪到哪裡了?

劉芷妤 X 瞿欣怡對談:光腳丫踩到碎玻璃,台灣的性平之路鋪到哪裡了?
會後全體合照,瞿欣怡(前排中左)、劉芷妤(前排中右)|Photo Credit: 東華大學學生會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女性所遇到的那些很小但真切令人不舒服的事,無疑是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女神自助餐》作者劉芷妤認為,因為這些並非明顯的傷害,不是嚴重到必須驗傷、報警、上醫院或進行控訴,所以反倒更難處理。

文:沈眠

《女神自助餐》劉芷妤與《吃飽睡飽,人生不怕》瞿欣怡(小貓),日前於東華大學人社三館元瑾講堂​,以「誰的女神?誰在吃女權自助餐?」為題,進行關於性別的多方位討論,並探索女性如何做、如何行動,如何從自身出發,才能和這個社會、世界舒服地相處呢?​

身為女性就一定要書寫女性經驗嗎?但Why Not?

針對講座現場聚集眾多讀者的景況,劉芷妤眨眨眼,語氣裡滿滿的驚奇:「星期六晚上,又下著雨,你們跑來這裡參加講座?現在的大學生都怎麼了?」瞿欣怡也打趣道:「是不是等等會辦抽獎,莫非有什麼特殊獎品嗎?」讀者無不面露謎笑。

而後劉芷妤話說從頭,說起《女神自助餐》成書的淵源,逗點文創結社的總編輯陳夏民是她東華創英所的老同學,交情相當久遠,當劉芷妤寫下一篇〈同學會〉發表於《自由副刊》,陳夏民就希望她持續寫女性經驗,整理成書,由逗點出版。「你們知道嗎?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有點奇怪的不甘願,直覺想反駁:為什麼我要寫女性經驗?就因為我是女生?我也可以寫大格局的東西啊,戰爭場面、史詩小說之類的,對我來說也沒有問題,幹嘛要我寫那麼小家子氣的東西?」

劉芷妤要直到後來寫完《女神自助餐》並出版,回頭細想時才逐漸明白過來,恍然而悟:「我當時並沒有察覺到,其實這也是一種厭女的表現。我在抗拒站在受害者的位置上寫受害者的故事,我很怕被視為受害者。而且,為什麼那些家國、戰爭的東西才是大格局呢?並沒有人這麼規定啊。」

就劉芷妤所知,台灣常見的女性寫作往往指的是相對於男性更陰柔細緻的觀察,經常是關於家族敘事、生理變化乃至女校經驗,抑或如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般是生命重大事件的整理、呈述。她直率地講道:「但我想要書寫的是介於我個人的生理經驗與重大性別創傷兩者之間,亦即看似性別平權的此時此刻。也許已經沒有大石頭阻擋,但實際上我們走的這條康莊大道,仍舊遍布碎玻璃,女性非常容易被扎傷腳。當我們喊痛時,還有人會酸:已經夠男女平權了不要再挑了好嗎之類的。」

女性所遇到的那些很小但真切令人不舒服的事,無疑是性別不平等的現象,劉芷妤認為,因為這些並非明顯的傷害,不是嚴重到必須驗傷、報警、上醫院或進行控訴,所以反倒更難處理。她柔聲地說著:「順性別的男性尤其看不到這些隱微而常在的現實,甚至認為這個社會對女性夠好了。但性別差異有時候是紅利,有時候也是困擾,比如有的人會認為撒嬌是女孩子可用的紅利,但被幼體化對待時,也會理所當然認為妳歇斯底里、小題大作,同一件事就變成兩面的存在。」

劉芷妤強調,父權不止是讓女性成為受害者,實際上男性也會在這樣的結構中受挫,比如賺錢養家傳宗接代、必須滿足女友老婆的需求,對不同個體而言也都可能同時是追捧與壓力,只是這種壓迫在男性身上比較幽微。「換言之,」劉芷妤慎重講述:「性別性向的光譜很長,不止是異性戀、同性戀,而無論處在哪一個位置,都會面臨父權結構所帶來的壓迫。只要願意去思考就會發現不對勁,就會察覺到我們都需要女性主義的原因,正由於父權主義紮根於我們的社會與生活中。我們必須更專注去看見並解決那些碎玻璃,在它一開始還不是暴力、不需要上醫院、未發展成激烈創傷之前。」

劉芷妤的講言是從概念上出發,瞿欣怡就想要從務實角度揭露性別不平等如何無聲無息地隱匿於日常裡,「從小讀到大的童話故事大多是恐怖的,比如小美人魚愛上王子,不但要犧牲海中生活,將魚尾變成雙腳,而且不能言語。這樣的故事不是很殘酷嗎?而且,童話裡女孩都想變成公主,好像就沒有別的選擇了。其他的女性角色則一概是女性醜陋面的放大。但成為公主以後又如何呢?」

瞿欣怡提到芭芭拉・沃克(Barbara G. Walker)《醜女與野獸:女性主義書寫的經典不朽巨著,顛覆你所認識的童話故事》,就是一本對童話大翻轉的故事,「為什麼後媽就一定是壞人?為什麼要醜化女性?作者重塑這些背後的定論,比如白雪公主與皇后合力揪出壞人,又或者一隻母青蛙愛上王子後變成公主,他們結婚了,但母青蛙所變的公主還是有自身的習性,如愛抓蒼蠅吃,他們的歧異加大,終究離婚,母青蛙快樂地回到自己的身分。也許這樣的寫法更能夠適當地傳達性別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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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東華大學學生會
左起:劉芷妤(《女神自助餐》作者)、瞿欣怡(《吃飽睡飽,人生不怕》作者)。

性別不平等並非久遠之事,而是恐怖的現實

參與性別運動已然20年的瞿欣怡旋即提出數據,先從韓國說起,根據《我是男生,也是女性主義者》一書提到,其大學校園性侵案,每4個就有1個教授,而根據韓國警察廳公布的約會暴力現況,每天申報有23件,且約會暴力導致的殺人事件有上百件,「換言之,平均每3天有一個女性被殺,這是多麼恐怖的情況啊。」

瞿欣怡痛心疾首地說道。至於台灣的數據,依據內政部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的通報,2018年性侵共11458件,平均每天31件,換算下來就是每1個小時都會有1名女性受侵害,「更可怕的還是,加害者與被害者有血親、客戶、上下組織等關係,也就是權勢性侵案,共有2120件,占了總數百分之12,但2013至2017間受害者願意出面指控的只有87件。」

「所以真的不要誤會台灣已經是性平社會了。實際上,學術、醫學、運動界裡,那些教授、教練們因為掌控女學生的未來,等於握有生殺大權,讓權勢性侵非常嚴重,而且受害者往往不能吐聲、反抗,甚至會內心合理化這是愛情。」瞿欣怡更痛快指出,最荒謬的是,台灣法律對權勢性侵的罰則,低於一般性侵,因為認定其中有利益交換。她眼神炯亮:「這種邏輯大有問題啊。所以說,性別不平等並不是久遠以前的事,而是現在進行式,依然是恐怖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