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邦《革命萬歲》:在秘魯這個國家,農民的死活並不是特別重要的事情

霍布斯邦《革命萬歲》:在秘魯這個國家,農民的死活並不是特別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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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就軍事政權而言,即便裝模作樣地推動土地改革也是頗不尋常的事情。其實任何拉丁美洲政府進行這樣的改革都頗不尋常——除非它是革命的一部分,不然就是在面臨劇烈的農民動亂或某種左派群眾運動的直接壓力之下才會發生。

文: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

成為革命分子的將軍們

一九六五年的時候,秘魯軍隊將許多村莊夷為平地,並且大量屠殺了由於游擊隊承諾進行土地改革而支持游擊隊的農民。沒有人知道被屠殺農民的確切人數,因為——講得婉轉一點——秘魯內陸的統計數字非常籠統不清。反正在那個國家,農民的死活並不是特別重要的事情。沒有人對此感到驚訝。

然而,就在今年夏天(嚴格說來是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一九六八年末接管秘魯的軍政府突然宣布開始推動顯然是繼卡斯楚之後拉丁美洲最激進的土地改革。

這個消息自然讓大多數關心拉丁美洲事務的人士驚訝莫名,但其原因並非土地改革的計畫難得一見。在拉丁美洲,很可能每個政府都曾口惠實不至地表示自己對土地改革的支持。正如同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包括地主在內的每一個人都知道,殘存的農奴制度已經來日無多。依舊主導美洲大部分地區、只在理論上有少數人幫他們撐腰的鄉村寡頭們也十分明白,他們非常強大的政治勢力只不過是延遲末日的來臨罷了。

可是就軍事政權而言,即便裝模作樣地推動土地改革也是頗不尋常的事情。其實任何拉丁美洲政府進行這樣的改革都頗不尋常——除非它是革命的一部分,不然就是在面臨劇烈的農民動亂或某種左派群眾運動的直接壓力之下才會發生。秘魯自從大規模農民叛亂在一九六三年由盛而衰,就沒有了來自基層的巨大壓力,而政治上的革命左派離開了大學校園之後便微不足道。

不過無庸置疑的是,目前的改革完全是來真的。它開始於徵收位在海岸肥沃綠洲的九座巨型莊園。換句話說,這影響到秘魯絕大部分的蔗糖生產。改革會觸及絕大多數秘魯農民所居住的高原地帶。某些地區要等到一九七二或一九七三年才會開始改革,那是因為缺乏適用的地圖,或一些特別棘手問題的緣故——例如小農持有地的支離破碎,而這是任何地方的土地改革中最令人頭痛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到了一九七六年的時候(或該計畫展開五年之後),它將在全國各地大功告成。土地的擁有者將是小農或中農、合作社,而且當然還包括了兩千個以上、多半由印第安人組成的「公社」。

這些都是影響非常深遠的變化,其重大意義足以受到卡斯楚本人的青睞。但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會由誰來實施改革?改革是如何進行的?最直接受到影響的人對此會有何想法並採取何種行動?幾個星期前我去了秘魯,而且我認為能夠在利馬以北大約四百公里的奇克拉約找到答案。

土地改革在該地區指的是分別位於圖曼、波馬爾卡、普卡拉和卡亞爾蒂的四座巨型甘蔗種植園,它們由原住民或秘魯化的原住民家族所擁有,其中最大一座的面積約為十六萬英畝。

這些巨大的莊園與普通農民從事的農業幾乎毫無共同之處,它們是極為先進、機械化和高效率的農工企業,每一家都僱用了二千一百至三千三百名正職員工——這還不包括由承包商臨時僱用的上千名季節性勞工。(沒有人把他們列入計算。他們的數目往往持續被莊園裡的人低估,而且迄今仍未受到改革的影響。)

與之最相似的就是經營自己公司城鎮的老式孤立礦區,只不過種植園主人看待其莊園的態度同時結合了十九世紀工業主與封建大地主的特質。

莊園的狀況因地而異,從完全家長制作風(但具有善意)、最有效率、最繁榮、工作條件最佳的圖曼,一直延伸到好鬥、處於熱帶骯髒環境下的卡亞爾蒂。後者宛如位於炎熱農村地帶的「朗達」,必須依靠既鬥志高昂又無孔不入的工會加以凝聚,以便對抗效率低落且冥頑不靈的管理階層。

莊園提供工資報酬、住房津貼、食品補貼、商店、市場、電影院和學校,實際上是其大多數居民的整個生活天地。

截至目前為止,那個小宇宙當中幾乎沒有出現實質性的變化。圖曼的工資已經提高;卡亞爾蒂則回聘了一些員工——那些人被裁員一事,曾經導致該種植園於其艱困私營企業史上的最後一次罷工行動。(有關當局很不喜歡想到,持續不斷地機械化與工會的頑強抵抗結合後,會如何普遍產生冗員過多的問題。)

新「管理者們」小心翼翼地試圖摧毀舊有的封建等級制度形象,同時又要讓他們的技術人員和經理人員感到高興。卡亞爾蒂要求解僱一些技術人員,「因為他們的存在會讓人聯想到舊政權。」而這個要求獲准了。波馬爾卡的管理者卻為自己感到慶幸,因為當地的業主們曾經親手管理自有的莊園,從而轉移了人們對工程師的敵意。

到處都出現了民主的模樣——公司的大街小巷被重新整修和命名;公司的房舍被粉刷得煥然一新;大量的演說、討論和委員會選舉。委員會選出之後,將在唯一關注人性化改革的草根組織,亦即合作社發展辦公室的幫助下,把那些莊園改組成合作社。

合作社發展辦公室起初是為了更小的目標而創建的,裡面充滿著獻身投入、工作過度、才具不足的城市知識分子,正在付出他們最大的努力。對工會瞭若指掌的經理人員則為了一個事實而暗中額手稱慶,那就是反政府的阿普拉黨似乎已經失去了工會的支持。

可是沒有人知道該如何看待未來的合作社,或者該如何處理負責把它們建立起來的機構。未來的合作社成員們就更不用說了,畢竟我曾在卡亞爾蒂參加過他們所舉行的既冗長又談不出結果來的會議。他們還沒有進入狀況,不像占地農民的「公社」立刻重新占領了他們十年前在塔蘭博「入侵」過的土地、派遣代表加入莊園「特別委員會」,並且受到當局小心翼翼——甚至可謂是戒慎恐懼——的對待。其實每個人都只不過是見機行事罷了,而這或許是所有革命在早期階段的共同現象。

但這是一場革命嗎?是的,因為它驟然出現、幾乎沒有計畫,並且至少可給農村社會帶來深遠的潛在影響。不是的,畢竟它是被將軍們由上而下地施加給至今仍然被動的百姓,而且將軍們肯定不樂見任何已經失控,甚至遭到動員的群眾。傳到莊園內那些人耳中的消息是,「等到合作社來了以後」很快就會出現巨大的變化,變得更好的那種。

他們確信很快就會發生真正重大的事情,對政府抱持極大的信心。甚至在圖曼也是如此,但當地老一輩的人們一如既往堅定地站在老主人那邊。希望與未來的現實之間存在著很大的鴻溝。

人們非常迫不及待想要提出要求。在圖曼是模糊空洞與烏托邦式的要求,當地的家長式管理消失之後,只留下了一群貧窮無知的男男女女。在卡亞爾蒂和其他地點提出的要求卻很明確,因為工會長期以來已給予人們發言權、思考能力和歸屬感。

帶著調查問卷來訪的社會學家們只能大搖其頭——每當有人問到勞動者的意見時,他們的回答都是:「去問工會。」不過一位見多識廣、花了十四年工夫處理蔗糖和稻米莊園勞資關係的有識之士卻持不同觀點。「在利馬的那些人以為,圖曼將會變成合作社的成功範例。我可不這麼認為。你不可能在沒有百姓參與的情況下進行這種行動。圖曼的那些人從來沒有為自己做事的經驗,他們始終都像孩子。」

合作社在哪裡能夠運作得最好呢?「在波馬爾卡。他們有一個積極的工會,而且有足夠的見識讓工人成為合作社組織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其中甚至還包括一位女性。不像在其他的莊園,委員會成員只有白領階級和職員。等六個月再瞧瞧看吧。」

我不知道他是否正確,反正對秘魯以外的任何人來說,他正確與否都無關緊要。但他的基本觀點是有效的,而且適用於任何地方。巨大的社會變革不能光是由高層強行施加。改革所照顧的對象必須自行承擔責任。

土地改革——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改革——若要能夠發揮作用,就必須是一項政治行動,而非僅僅是技術上或行政上的操作。秘魯政府的將軍們並不是唯一還需要記住這個基本教訓的人。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相關書摘 ▶霍布斯邦《革命萬歲》:政治觀點不清的卡斯楚,為古巴人帶來集體的革命蜜月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革命萬歲:霍布斯邦論拉丁美洲》,左岸文化出版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
選編者:萊斯利・貝瑟爾(Leslie Bethell)
譯者: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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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具有悠久傳統的各種運動和制度,為何在拉丁美洲失敗得如此徹底?
霍布斯邦最後出版遺作・一位左派歷史學家對拉丁美洲長達40年的觀察、關注,與熱情!

霍布斯邦晚年及逝世後出版的選集中,《如何改變世界》收錄了他從1956到2009年,關於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論述,是他逝世前最後一部作品;《斷裂的年代》則是他在1964到2012年間,對於20世紀文化與社會的思考論述。至於對自己晚年最關注的拉丁美洲,他留下了遺願,希望能將自己有關拉丁美洲的文章、論文和評論,出版成冊。

《革命萬歲》即是他四十年來研究拉丁美洲的作品選集。本書由拉美史學者、《劍橋拉丁美洲史》主編,同時更是霍布斯邦超過五十年的朋友——萊斯利・貝瑟爾負責選編並撰寫導言,收錄範圍從霍布斯邦1960年第一篇探討古巴革命的文章,一直到其出版於2002年自傳中以拉丁美洲為主題的章節。

他筆下關於拉丁美洲的一切事物幾乎都具有歷史意義。不過寫下這些文章之際,與其說他是位專業歷史學家,倒不如說他是一位當代社會與政治變革的觀察者和分析者。他不僅呈現其長達四十年來對拉丁美洲的觀察、關注,與熱情,更以此方式,為我們對拉丁美洲的知識和理解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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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左岸文化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