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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排妹作為行動者，從私領域走到公領域的過程，透過行為打開在台灣社會下，女性在某些場合隱晦不明的社會位置，透過衝撞解除女性身處社會裡邊陲的禁錮，同時為了這一種「目的訴求」積極爭取話語權。
近日雞排妹（鄭家純）應邀主持一場尾牙活動後，於臉書指控主辦單位的老闆跟當天參與的男歌手對她進行言語跟肢體的性騷擾，受到台灣社會廣大的討論。本文不在「性騷擾界線」或其背後複雜的「權力結構」著墨，而是借鏡著名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思想，並以「勇敢」的「政治行動」看待此事件。
「政治行動」並不是一般所謂的造勢、投票選舉或者「罷免」，更與政治人物、政黨毫無關係。在此政治行動是一種「彰顯自我」的言行表現，是以自己為基礎察覺生活的「不適感」，透過「去做」而打破某種存在已久的權力結構，將我們認為的平衡狀態、慣習或者常態，拆解下注入新的意義與活力。同時也透過「話語權爭奪」將過去默許的慣習，在政治行動下拉開了極大的討論空間，能夠充分的激起社會思想的轉動，讓我們重新思辨兩性關係、節目效果、秀場文化等各種問題。
既然是一種「政治行動」，爭奪鎂光燈是在正常不過。許多人抨擊是「炒新聞」，此類解讀過於負面，忽略了每一個「呼籲」，就是表達要吸引更多人目光。雞排妹作為行動者，從私領域走到公領域的過程，透過行為打開在台灣社會下，女性在某些場合隱晦不明的社會位置，透過衝撞解除女性身處社會裡邊陲的禁錮，同時為了這一種「目的訴求」積極爭取話語權。
政治行動本是「由暗到明」的過程，過去許多社會運動團體，為了能夠彰顯組織主張，透過記者會、衝撞行動的策畫，爭取媒體報導藉以表達訴求。如今雞拍妹透過社群媒體坦露心聲，進而從虛擬貼文到親臨記者會，亟欲爭取鎂光燈，使自己的論述受到大眾矚目，是政治行動的巨大成功。
其實，展現自我爭取話語權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許多受害人擔心自己的聲音被察覺，因為通常對抗的是一種「常態」，會產生無法言喻的心理威脅，過程「存在一種不可預期」的感受；又受限於「我說了，真的會改變嗎？」的挫折感，亦顧慮就算坦白傾訴了，也難以承受人類關係的複雜性。
種種原因導致許多人將自己的「故事」留在了私領域，不願意把它說出來。最後，選擇駐足於自己建構的私人安寧之島，使我們無法乘風破浪地到公領域面對社會的檢視。而這樣也導致了壓迫者、旁觀者產生「默許」或「自然」的錯覺，使壓迫者得以用各種方式，將其行為「正常化」的惡性循環。因此漢娜．鄂蘭認為無懼於層層風浪，走向公領域闡述自己的故事，是一趟偉大且勇敢的旅途。
撇開事件主角本身，雞排妹面對的是過去一直發生的「模式」，由眾人所默許習以為常的行為，在各種文化角力堆疊且不斷發生複製下所蓋出的巨大城牆。那一種「摸一下，怎麼樣？」、「意淫節目效果不是很正常嗎？」、「對妳開黃腔，怎麼樣了？」、「人帥真好人醜性騷擾雙重標準」等話語，反映一種潛藏在台灣社會下不知如何談起的結構。
由於雞排妹的政治行動，讓社會找出線頭開始梳理背後的問題，也讓許多躊躇不前的受害者，開始有勇氣闡述自己的故事。民主並不是這麼膚淺的「投票」或「罷免」行為，作為每一個民主社會下的台灣國民，希望能在雞排妹的事件中獲得能量，試圖將政治行動變成一種日常或者心態。
最後，在龐大的社會科層下，我們都有可能是落於少數、邊緣的群體，因「政治行動」帶來的衝擊是無法衡量，也可能帶來誤傷。漢娜．鄂蘭的認為這一種「偉大旅途」背後蘊含一種「節制」，行動本身並不是受害者對壓迫者純粹的「報復」行為，而基於未來改變的承諾下付出寬恕，如同雞排妹強調「只要一個道歉而已，有這麼難嗎？」。因此，那些將此騷擾行為視為「自然正常」的人，盼能重新去理解彼此認知的差異，進而同理改善這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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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朱家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