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是一場中國主導的漂亮外交好戲,國際金融秩序將踏入新時代

亞投行是一場中國主導的漂亮外交好戲,國際金融秩序將踏入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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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的成立,以及其引發的連場外交好戲,將會成爲這十年、甚至五十年間最重要的國際事件之一。

2015年的最重要國際事件想必是中國發起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先後引來英、法、德、意、澳、瑞士、南韓等發達國家爭相加入成爲創始成員國,連在軍事上完全依賴美國的加拿大和日本都表示要加入,國際金融秩序因此踏入新時代。

爲美國所領導,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爲中心,一直爲人詬病的現有國際金融系統,也將會面對嚴峻的挑戰;國際政治結構也會從美國主導的單邊主義步入真正多邊的年代。

單說這種劃時代的影響力,它將會成爲這十年、甚至五十年間最重要的國際事件之一,歷史也會記得英國是怎樣突然表態,殺得其他國家措手不及而一窩蜂加入亞投行來啓發這個新時代。關於此事,有一説是中國運用外交伎倆與權術,利用各國急功近利的心態和訊息不對稱環境,向英國泄露有歐洲國家要加入的消息來集中擊破英國,促使它表態作出決定。

當然,在客觀環境上,英國也非常渴望得到中國的投資,估算它的基建投資需求達3830億英鎊。它加入亞投行就能更容易的獲得資金,同時維持英國政府所開出的緊縮目標(雖然緊縮政策是非常愚昧的經濟政策),一舉兩得。

不管怎樣說,這一回合的外交角力是中國大獲全勝,技術性擊倒美國。就算它運用了外交權術,這一伎倆也將會立刻列入教科書成爲經典教材。看到這樣的佈局,我們不得不承認習近平政府中有相當實力的外交和國際經濟人才。

至於亞投行的實際運作,各國如何參與,我們目前沒有更多訊息,衹知道中國會保留否決權。雖然如此,我們也可以估計一下,相信形式上會跟IMF差不多,會根據國家投入多少來劃出投票權和可索取的資金額度—特別提款權(SDRs)。

特別提款權基本上是各國在IMF所擁有的儲備,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也曾屢次提出應擴展SDRs的功能,讓它成爲能較自由(即是低成本)換取本國貨幣的世界儲備貨幣以取代現在的美元作爲儲備貨幣,藉此改善現在金融秩序的不平衡,釋放出更大的經濟活力。

我相信亞投行將會傾力推行這一提案,因爲:1)中共領導層熟悉發展經濟學,和國際金融機構的作用,尤其是Stiglitz的相關學説;2)亞投行的概念處處都有Stiglitz的影子。事實上,曾經就有人指出過,他發表這構思的場合是在他所屬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機構與中央財經大學所合辦的會議之上,這可不會是偶然的巧合(雖然我先後在他的不同著作都看到這個構思)。

作爲美元儲備的最大持有者,此舉將對中國非常有利,因爲它將可以低價的用美元換取人民幣的SDRs,不再受美元儲備所束縛,能將資金再投入國内經濟。亦即是說,它可以減少使用壓低人民幣匯率的方法來提高出口推動經濟(需要大量購入美元降低人民幣匯價),大大增加政策的靈活度。假如此提案能夠成功推行,這本身就是領導層一直想要推行的經濟改革。

但它的反面是,美元地位將大受打擊,因爲它失去儲備貨幣的重要性。因此,美國短期國庫券(T-Bills)將不會像現在這麽吸引。因此,美國維持國際金融領導地位,使得發展中國家爲了保持出口競爭力而採取大量購入美元T-bills,即變相貸款給美國消費的這一絕活就很有機會成爲絕響,對發展中國家來説是天大的喜訊。

話雖如此,在長遠來説這對美國也是一件好事,因爲美國的資本與金融收支和經常收支赤字也會因此減少,世界經濟變得更爲平衡。美國所損失的不過是短期而不可持續的經濟利益、領導地位和虛榮心。

現在需要留意是加拿大的態度。加拿大的地位特殊,在國際地位和經濟規模上它跟澳洲差不多,但對美國的依賴,不論在貿易上和軍事上都跟日本相似(更甚者,它缺乏自己的外務情報組織,所有外務情報得先經過美國和其他盟友的過濾)。因此,在加入亞投行與否的問題上對它來説是一道獨特的難題:基於外交上的考慮,它不能像澳洲一樣跟大隊加入,雖然在經濟上它能獲得同等或更多的利益。加拿大的總理在這個月間想必是徹夜難眠。

故此,加拿大的取態將會是非常微妙,假如它表示加入成爲創始成員國,這就會是對美國的威信的最大打擊。從大戰略的角度考慮,成爲創始成員國將對加拿大最有利,因爲多邊主義代表它能減少對美國的依賴,促使它快速建立賴以自立的機制,例如外務情報組織,也更有利它發揮國際間居中折旋的角色。

其實這一角色也能幫助美國改善其的外交地位,相對於用力量指揮盟友,讓它們做不願做的事,它能改而讓看來中立的盟友產生呼應的作用,增強它在國際間的説服力,不過前提是它要接受世界不再是由美國單邊主導的這個現實。加拿大爲減輕對美國的打擊,最有可能是放棄成爲創始成員國,像日本一樣作爲第二批參與者(今天是截止日期,很快就會有分曉)。

至於國内政治,現在是形勢比人強,國際趨勢是靠攏中國,連美國也要吃一記悶棍,香港、臺灣(臺灣也要加入亞投行)有什麽籌碼去談判,更不用說分庭抗禮了:不論你是怎樣解讀《基本法》、一中兩表、統、獨、武也好,香港、臺灣對中國根本就不是對等的關係,多想也是沒有意義。在這麽不對等的情況下可以怎樣反抗?我不知道答案,但很明顯像過去一樣不停空想空說根本不會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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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快速變遷、全球暖化劇烈,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巴黎氣候協議》主張各國政府應減少碳排、調整能源配比,以逐步朝向100%再生能源發電的綠色未來。天然氣被國際視為最佳橋接能源,台灣也計畫將燃氣發電佔比調升至50%、燃煤降至30%、綠能提高至20%,以完成2025年非核家園之能源轉型目標;然而台灣天然氣幾乎全仰賴進口,若要提高燃氣發電配比,勢必要增加氣源購置,並確保原料能穩定輸入。

經濟部統計台灣天然氣進口比例,分別是澳洲約32%、卡達約25%、俄羅斯約10%。適逢今(2022)年3月中油與俄簽約供氣合約期滿,也因俄國總統普丁宣布「不友善國家」須以盧布購買天然氣,中油表示將不會與俄羅斯續約,現貨氣將採機動性購買,由不特定國家作為供應替代方案;然而,不指定氣源又想隨時找到符合的供貨量、熱值與船期安排來購買,供氣真能唾手可得、穩定無虞?外界都在熱切關注。

綜觀國際天然氣進出口趨勢,澳洲東部新興煤層天然氣(Coal Seam Gas,簡稱CSG)出口量持續成長,70%輸出至日本、韓國、中國等亞洲多國市場,使澳洲仍坐擁世界最大液化天然氣供應國寶座。傳統天然氣是由不透水岩石覆蓋的多孔砂岩地層中取得,氣體透過浮力經氣井移動至地面,無需抽取,但隨蘊藏量下降,需要由非傳統天然氣來補足。過去CSG熱值低,且技術未臻純熟、用水量高、恐有污染風險而無法量產;如今技術革新,能夠利用壓力變化來取得吸附於煤質基中的天然氣,同時用水量少,不致消耗澳洲珍貴的水資源,且鑽井成本比傳統多孔砂岩層天然氣低廉許多。

為供應出口所需,澳洲東岸的傳統天然氣儲量面臨枯竭窘境,未來5-7年須倚靠昆士蘭州內超過85%的大型CSG庫存,來支持生產量能,轉換為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簡稱LNG)滿足外銷需與其國內市場需求。澳洲政府也正擴大天然氣運輸管道佈建與效能,將北部與東部市場連接,並開發更多氣田,強化天然氣現貨供應力。我國雖然與澳洲簽約購置天然氣,但大多與西澳地區供應商交易,未與東澳產業締結合作關係,少了對新興氣源的探索,十分可惜。

對於俄羅斯「斷氣」解方,亦有增加卡達進口之呼聲,但中東區域局勢不定,恐對氣源供應造成嚴重影響。美國於1984年將伊朗列為恐怖主義國家,而沙烏地阿拉伯等中東鄰近國家也因伊斯蘭教派立場分歧,與伊朗對立,其友好國卡達也遭受波及,與多國失去外交關係,被施以經濟與交通封鎖,天然氣出口風險極高。已有烏俄戰爭作為前車之鑑,中東長久以來政局動盪,只怕危機一觸即發,造成台灣氣源將出現更大的缺口。

當亞洲國家紛紛採買東澳LNG,台灣進口澳洲LNG卻僅限於西部、尋找隨機氣源現貨氣供發電使用,不僅錯過購置先機,更難保充足貨源。東澳天然氣在國際間炙手可熱,但中油是否已準備與東澳廠商發展堅實合作關係、入手穩定氣源未雨綢繆、深化與澳洲經貿交流?除了深思熟慮,也須儘速展開東澳天然氣採買計畫,才可確保燃氣供電原料充沛、穩健能源轉型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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